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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络官与之配合。我喜欢长期潜伏工作的生活，认为这种生活虽然艰苦、有缺点，
但也有很多可取之处。至少更具冒险性。
我后来在欧洲碰到一位高级情报官，看起来他十分乐于当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
官。使我惊奇的是，他曾作为一名官方保护的外交人员而被我们碰面所在的国家列
为“不受欢迎的人”。
“你怎么还敢留在这里，不怕被捕吗？你到底怎么想的？”我惊讶地问他。
“小心一点就是了”，他说道。显然，他大钟情于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潜伏生
活了。
小心谨慎可谓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处世真言。我认为，我之所以能顺利地度
过近20年的长期潜伏岁月，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谨小慎微，时刻
警惕可能存在的危险，小心驶得万年船。
我曾与一位在不同国家的情报站担任过站长的退休官员倾谈过。他对非官方掩
护情报官有不同一般的灼见。他告诉我，他曾有一次在当时最危险的地方担任非官
方掩护情报官。在卡特总统发动从德黑兰美国大使馆拯救人质的军事行动失败后，
他即在德黑兰担任非官方掩护情报站站长。
很难想象在那种非常时期和充满敌意的异域之邦开展情报工作，单是在那儿设
“站”已极其不易。官方保护是绝对谈不上的。我不禁为他们的智慧和勇气而叹服。
从他的介绍中我获益匪浅。我也理解他们是如何从如此艰苦的任务中幸存下来，说
他们小心谨慎到神经过敏都不过分，也唯其如此，方得幸存。
唐·布朗亲自担任我的联络官，在情报站和我之间传递讯息和情报，负责所有
的与我有关的情报指令、要求、掩护、社交以及繁琐的行政和财务问题。像他一样
以部长的身份直接联络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员，在中情局里是极少有的。（其下属有
副部长、科长和许多高级官员。我当时是站内最低级别的情报官。）
唐·布朗一心希望帮助我，使我成功。尽管他的工作负担很重，但仍对我悉悉
关护，这令我感激备至。
虽然唐后来离开了我，给我派了另一名联络官，但他仍对我极其关心，看我能
否自立。
在唐·布朗领导下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发过牢骚，犯过很多错误，有时也令唐
觉得十分头痛。虽然我很努力工作，但作为一名情报官员来说，我尚欠火候，没有
做出什么值得唐夸耀的成绩。唐并没有因此而对我有所责备。如果我犯了明显的错
误，他就会间接地提醒我，以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之处和弱点。作为一名优秀的
领导，他善良，深请领导艺术。
很自然地，后来看到唐在华盛顿的政治舞台上掌握大权，我一点也不觉意外。
我的任务是“熟悉这个城市”，这给我以很大的便利和幸运之机。那位安排我
调到东京站的部长将我移交到唐·布朗手下，当唐知道我还从未接受过真正意义上
的职业训练后，又腾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在滂花大雨中陪我在街上走了三个半小时，
边走边谈，向我传授情报工作中的主要技巧和注意事项。
他本是这个行当的顶尖高手，早年间，就曾以在东柏林的工作事迹而享有盛名，
颇有传奇色彩。有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被秘密警察所盯梢，就索性走入一条死胡洞，
盯梢他的秘密警察自认为对地形十分熟悉，就很自信地守在巷口，但却没有发现他
再出来。其实当他返身出巷的时候，已伪装得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人，就这样，从
秘密警察的眼皮底下经过而不被察觉，摆脱了盯梢。
我曾使用过很多他教授给我的技巧。每次都能从危难紧急的情况下巧妙脱身。
例如，他曾教我如何暂时伪装成跛子，在何种情况下需这样装扮，这样装扮会
有什么样的效果。
我有好多次在狭窄的走道上和对方人员不期而遇，为使对方不致认出我，我就
装扮成破子，仿佛我的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了10公分似的。与对方擦肩而过时，眼睛
转向另一方向并向下看。对方从没认出过我。
不注意基本要领曾令我陷入困境。有一次我拜访一个敌对机构，与三个对方的
情报官员谈话。要装扮成跛子。只需在袜子里放上一块从铅笔头削下来的橡皮笔擦
就可以了，橡皮不会弄疼你，但却在你每迈一步时都提醒你必须跛着走路。
我那次没有依要领做此准备，我只拿了根拐杖，装得一瘸一拐地到对方那里，
说我患了关节炎（所以我迟迟不露面同他们接触可以说得过去）。那三个敌方官员
都很强壮，目光像刀锋一样锐利，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听我解释。我感到一种不同
寻常的紧张气氛，不久就觉得作呕。我终于忍不住了，没拿拐杖，用两条健康的腿
冲进了洗手间，露馅了！
叫我怎样解释我的荒唐愚蠢之举！我从洗手间出来时，屋子里鸦雀无声。还好
那次谈话是我掌握主动权，所以对方没追问令人尴尬的问题，在情势上占明显优势
挽救了我。但这一教训却深铭于心。
我同我未来的妻子初次相识也是这个时候。
一次我给一位我在巴黎学习时认识的日本女士打电话。她是一位年迈的贵妇人，
以前曾以无忧无虑的爱情生活闻名。我想对她曾陪我去巴黎近郊的赌场表示感谢之
情，于是请她吃晚饭，而她就将我介绍给她——我未来的妻子。
我的女伙伴在电话里高谈说正同照顾她孩子的一位年轻女人在一起，我说我不
在意，邀请她一起来。她们来了。
老妇人向我介绍了那位年轻女士，并且加重语气说：“现在，她是一位良家妇
女，我要对她负责。你要保证永远别碰她。放老实点厂现在我和和子一起回忆我们
初次见面的那晚时，都会禁不住笑出声来。和子那时刚刚洗过头，用一方头巾包住
头发，那样子有点令我反感。她个头不大却骨架粗壮，脂粉不施，完全本来面目。
虽然她长得并不“丑”，而且开朗友好地对我微笑，但我记得当时我在心里说：
“不怎么样。”
我带两位女士到位于著名的银座区的高级日式餐厅去用餐。我当时拿着工资和
临时任务津贴，经济条件不错。当时我们三个人的一餐饭，在现在东京相近档次的
餐厅可能要花费至少700 美元。
和子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妇女，很少在餐厅吃饭，所以对餐厅的环境感到陌生。
那家餐厅有一道河豚菜式，虽然河豚的血液里有致命毒素，但却被日本人视为
珍馔。河豚须由特殊牌照的厨师宰杀制作。此时，餐厅的老板正在我们前面的柜台
上准备河豚。
和子听到我们准备吃这道少见的菜式，惊道：“哦！我们不会中毒吧？”
真是尴尬。不过餐厅老板的脾气还不错，并没理会她的话，这倒使我宽心了些。
还有很多精美的菜式。我吃得忘形，竟失礼轻声对和子说：“如果你喜欢，还
可以吃我的。”使我吃惊的是，这位良家妇女一言不发，真的开始一盘一盘地吃我
的菜！
后来我知道，和子是一位罗马天主教信徒，这在日本人中是极少的。她曾想进
入修道院做修女，但修道院主事出于不知道的理由两次拒绝了她。那时她正在一间
孤儿院做义工，照顾行动不便或先天有缺陷的儿童。
到我和和子第二次见面，已经过了4 个多月。这也是情报官的职业特点所致。
事情不可预见，无法给自己设定日程安排，有事时还无法解释，可谓身不由已。
四年后，当我快要结束派遣东京任务的时候，有亲戚朋友问及我：“你要搬去
哪儿叩我只能含含糊糊地说：“可能去华盛顿，那儿比较适合我。”不久后，我却
突然搬到了“大城市”纽约，只好又含含糊糊地说：“今后还有可能再搬回我的家
乡巴黎。”
我父亲和我的岳父都未意识到我的真正职业，他们的看法是我可能不能坚持从
事一份固定的工作。
临时任务结束时，我返回华盛顿特区，为长期驻扎东京做准备。
局里向我下达了指令，要我向大多数同事解释我之所以退出中情局是因为我在
东京执行临时任务时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作为一名非官方
掩护情报官的敏感之处。即使对我的同事，我也必须隐瞒我自己的真实身份。
谈到我作为外国报刊记者的掩护身份，有一段趣事。
一家外国媒体意外地给我安排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职位，在华盛顿充当全
权白宫通讯员。这是一个极为特殊荣幸的职位，尤其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没有任何办
刊经验的新手而言，更是一份意外的好差事。这可能也是很多年轻男女都十分渴求
的职位。
但是，一个中情局官员有什么理由必须每天守坐在白宫的新闻发布室里呢？除
非我辞去中情局的工作，否则就永远无法开始做这份差事。
我依然想成为一名间谍，尝试冒险的滋味，而不是想成为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而且，我还想在日本住上一段时间。
我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成为一名世界舞台中心的政治新闻记者的机会。现在回头
看看，诚心地说：我不敢肯定我当时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旅居日本
离开台湾到国外学习12年之后，在东京，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这次重逢使我
们激动得禁不住流下了眼泪。父亲高兴地看到他浪荡的长子经过这些年以后成了一
名令人尊敬的“记者”。
几天以后，父亲在国家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的一个重要的记者会议的镜头中发
现了我。因为我坐在会议的前排，我猜到可能会出现我的脸，所以让父亲注意电视
荧屏。他吃惊地看到我的侧面像大到占去了半个荧屏。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所需的登记手续都办妥了。外国记者在日本受到特别礼貌热
情的对待，日本政府官员对外国记者也很热情，但他们口风很紧，所以日本不是外
国记者轻易就能收集到重要消息的地方。
我不得不从头学习如何从事新闻业，同时还得装作不是生手。事实上，我还是
第一次看见那种带着噪音接收新闻稿的老式传真机，对于它如何工作，我连最模糊
的概念都没有，也听不懂关于它的解释。我很快离开了这台机器，告诉自己必须尽
快学会使用这个神奇的“高科技”新玩意儿。
因为我的日语很流利，所以同一组织的日本同事们不知该将我看成是外国人还
是日本人。资深的职员对我不太友善，他们很不屑地预言我在以后六个月中将一事
无成，因为我不会用英语写哪怕是最简单的新闻稿。
我将证明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赤坂的高级住宅区我找到了一套俭朴的公寓。从那时到现在，赤坂一直以酒
吧、夜总会和高级酒店而闻名。在东京，晚上有艺伎戴着传统的假发和穿着戏服坐
着古老的人力车上到不远处精巧的日本餐馆——料亭中表演，而赤坂是东京仅有的
两个这种地方之一。
选择赤坂是因为这里位置好，交通便利，使我能方便地到其它地方去搭出租车
到办公室，即使是当时所谓的“神风出租车”也只需要40美分，如果坐地铁则只需
8 美分。
按照中情局的规定，选定住处必须以保证安全为前提。私下里我很高兴发现了
这个地方，这里有很多外国人——后来得知有很多是外国间谍，夜间则充满了漂亮
的酒吧小姐。我的寓所位于东京最大的夜总会——天皇夜总会的后面，天皇夜总会
里有不下1000名小姐。我搭出租车回家时就常说：“去天皇的后面。”
后来有到访的外国朋方和我一起坐在附近的咖啡店中望着这些可爱的人步行去
上班，我的朋友无例外都会被这些美丽的日本女子所打动。
一名美国外交官评价我居住的地区：“我从不相信正常人会住在那里。”
我曾以为找到了一处面对小公园的安静住处，并且能脱离公众视线，但是我错
了。
位于街区一角，离我的住所仅三个门洞的建筑里住着日本最著名的歌星美空云
雀。住在这里的三年中我从未见过美空小姐，但大部分时间里，这里至少会有一部，
有时是两到三部电视站的广播采访车停在通往我住所的小巷的入口。我变得对这些
记者们很敏感，直到习惯为止。对一名新的间谍而言，这不是能使神经放松的住所。
按理说，一名记者应该常常盯着新闻并且留意着爆炸新闻的发生。为了能跟踪
最新消息，他必须看许多电视新闻，听新闻广播，并且要读大量报刊杂志，以跟上
形势的发展。如果想成为一名称职的记者，他还必须是一个博学的人，像许多从事
新闻工作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必须成为一名“新闻瘾君子”。
我也不例外。从早到晚，我都得看不同的电视频道，追踪新闻，将它们进行比
较（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哪天早晨和晚上不看新闻或报纸，我会浑身不
舒服人为尽可能好地完成我的新闻工作，我常常不得不早晨在办公室阅读5 种日文
报纸，浏览2 －3 种英文报纸，然后是3 －4 种下午版，这些还不包括日本数量庞
大的体育报道，因为那不是我注意的范围。我的双手常常沾满报纸上新鲜的油墨。
我还每天阅读1 种日本周刊杂志，每周6 、7 种，还有英文的时代杂志和新闻
周刊。这些费时的例行公事要求快速阅读并且浓缩，还需要好的记忆。我很快就获
取了需要的知识。
后来，曾经有个总部来的高级官员问我大约花多少时间来作新闻调查，我的回
答是“一周的每一天，每天 12 －16个小时”。（为什么我没想过要超时津贴呢？）
那位官员惊奇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显然这种新闻工作时间表里没有留下多少时间
做间谍工作，即使新闻和间谍工作在某些领域是重复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记者会对我的日常工作感到惊讶，但我的首要任务是谍报工作
而非新闻，如果两者在时间上冲突，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习惯所带来的自然好处是我变得非常了解日本。利用非凡记忆力，我能记
住许多事件、名称和细节，而且并不限于重要的事件，还包括琐事和花边新闻等。
这使我在任何场合都很健谈。
我在巴黎上学时，法国财政部长 Valery Giscand d'Estaing （1974－1981年
担任总统）两次作国家预算报告，没用任何稿，所有细节、数字都完美无缺。
真是精彩的表演。新闻报道即使是反对党也站起来为之喝彩。我被深深打动了，
于是有意识朝那个方向训练自己的记忆力。所以在东京，我参加新闻会议以后几乎
能够不靠记录而作详细写作和口述。这可能是我另一份无可估量的财产，因为情报
工作中有时做记录是一种奢求和一种禁忌。
听而不作记录——用录音机除外（即使后来的便携式录音机）——不会引起任
何怀疑和不安，这也能表明好的记忆力——即使是炫耀——就是高智商。
退休以后，有一次我帮助谈判一份价值3 ．5 亿美元的合约，因为右手腕关节
炎发作而不能作记录，我只能记住讨论的内容和细节。长达6 个小时的会议之间，
甚至没有上厕所的机会，对方的一个经理过来问我是否有照像机般的记忆力，很让
我高兴了一阵子。
间谍工作和新闻工作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打探消息，问刺探性的问题，听回
答，找寻真相，保守来源和机密，客观、准确。真实地书写报道结果。
许多国家利用自己的新闻媒体在海外刺探情报已不是什么秘密，常听说有新闻
记者被指控从事间谋工作，两种工作性质的相通性很自然地将这两种职业拉到一起。
在我加入中情局之前不久，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没有用本国的新闻媒体作掩护从
事情报工作。当然，我不属于任何美国媒体，我也不知道有哪位中情局官员以美国
媒体作掩护。
对情报机构来说，与新闻媒介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一名著名记者会有许多朋友
属于情报组织。情报官员对国内和国外媒体会下很大工夫。可以想见这是对双方都
有利的合作。中情局可能会认为这样付出不多，同时却收获颇丰。
在我成为记者后的一年之内，部份因为他们的收人接近我“记者”收人的两倍，
也由于我被同事看成讲外语的竞争者，在竞争对手如林的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其
它新闻媒体里工作的朋友多次劝我跳槽到他们那里。
这令人高兴，但我只能用想得到的借口回绝这种更舒适的工作和更高薪水的诱
惑。美国媒体不在此列，那是完全禁止的。路透社是英国机构，中情局禁止我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