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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美国媒体不在此列，那是完全禁止的。路透社是英国机构，中情局禁止我n ］
在里面活动（其它美国的亲密盟国，如加拿大，也一样）。
约四年以后，我被介绍给美联社一位主管国际新闻的副总裁。他对我讲到日本
和中国作为消息来源的重要性正在上升，美联社将训练12名年轻记者，6 名讲日语，
6 名讲中文国语。当听说我是以这两种语言为母语的有经验的记者，他说我集三种
优势于一身，应该争取到美联社工作。
这一次我有些动心了，甚至报告了中情局里的上级。经过反复考虑，我还是决
定留在中情局，上级对我的决定感到庆幸。
我的理由并不十分光明正大，间谍工作仍然能吸引我，并且当时我于得很好。
如果到美联社去，因为有严重的饮酒习惯，我可能很难习惯新闻机构里有规律的作
息制度，我也不喜欢按时睡觉。
后来我为做出这次重大决定感到庆幸。如果没有后来中情局关于处理过度饮酒
的规定，我可能会使我的家庭过着糟糕的生活并且自己早就死于饮酒。
中情局雇员为保守秘密而自豪。这是一种建立在绝对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文化。
一名情报官员首先应学会独自享受他的成功。而相反，一名记者却可以将他最出色
的报道公之于众。极密情报官更将之发挥到极致，他只能独自或仅与配偶一起享受
成功的喜悦，而不能当众庆贺，即使是来自于中情局同俺的赞赏也是被禁止的。
这违背人类需要公众承认的天性，但他必须接受和习惯这种规定。过去破获的
间谍案表明一个外向的人是不适合从事间谍职业的。我后来注意到，中情局是极少
数会赞赏失败的机构之一，它会拍着你的后背充满同情地说：“干得好。”
我猜想可能是任务通常很艰巨，就像电影电视中所宣称的“不可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尽管很努力，一名间谍仍然常常会失败。我不知道成
功的比例，但我知道在关键地区竭尽全力的行动成功率常常是很低的，几乎不可能
执行的命令，未预料到的突发事件，时间不对，人为错误，或仅是不走运，这些都
可能使许多艰苦努力付诸东流。在间谍的生活中，挫折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全心
全意的努力所收到的失败不应看成是灾难而应是值得赞赏的工作。
与新闻办公室同事们的预言相反，在学习1 个月以后我开始写新闻报道，到第
2 个月结束时，我变得更自如了。6 个月以后，我已经是一名成熟的记者，能够充
满自信和驾轻就熟地采访国际会议、讨论会、新闻发布会。
大使馆和豪华饭店里举行的自助餐会，以及采访大人物和庆典。
但我必须承认不可能没有失礼之处。
在东京的早些时候，在墨西哥大使馆的宴会上我看见了一位迷人的夫人，她吸
引了客人和记者的目光。我问新来的路透社东京记者站站长这张不熟悉的面孔（可
能以后会大幅登在画报上）是谁，这位新到者也不知道。
我神魂颠倒地盯着这位夫人。她年轻，迷人，穿着典型的墨西哥式服装，皮肤
晒得黝黑，眼角上翘。即使在巴黎的荒唐岁月里精于此道，我仍然猜不出她的国籍。
我热烈的目光堪至可以说是在发送秋波）肯定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先是低下头
好像在回忆，然后向我轻轻点头好像说：“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你是谁。”我只
好收回更加粗鲁的目光。
两天以后，我吃惊地从新闻图片头条上知道这位夫人是裕仁天皇的幼女岛津贵
于夫人。她的丈夫就站在她后面几步的地方，很庆幸没有像以前在巴黎常做的那样
去与前公主“更熟悉”。
我还有另外一次与另一位前公主（如果嫁给平民他们将失去“公主”的头衔）
交谈，她是裕仁天皇弟弟三笠宫的女儿近卫宁于夫人。近卫夫人与岛津贵子夫人
（当然还有现任明仁天皇）是亲表姐妹。
遇见近卫夫人那次，我已经认出了这位有名的年轻漂亮的夫人，而且和她站在
一起的是她的丈夫近卫先生。
我过去和他们交谈。我很高兴和热情，不过我的举正、所讲的日语和英语都不
是最优雅的，但这对高贵的年轻夫妇很礼貌和专心地听我讲一些并不深奥的东西。
这次宴会上的情形在墨西哥大使馆再次发生，当时墨西哥外交部长正式访问日
本并为即将到来的墨西哥奥运会做宣传。外交部长带着他17岁的女儿一起来到日本。
另一名也是单身汉的美国记者和我企图从这名年轻可爱的墨西哥小姐那儿得到一些
小消息，诸如她可能希望呆在日本念书之类的，这样可能在墨西哥报纸上发表一条
“小小的”新闻。
当我用眼角瞧见我的美国伙伴独自将那位墨西哥小姐弄到一边，我匆匆地对近
卫先生和夫人夹杂着日本和英文讲：“实在抱歉，我得回去工作了，我会回来的！”
我记得近卫夫人会心一笑——一个少见的情景。
日本皇族成员在公共场合很少笑，即使笑他们也很端庄地笑不露齿。
我们两人建议墨西哥外长的年轻女儿到外面的花园去呼吸新鲜空气。当我们朝
门口走去时，一件令我很惊奇的事发生了。我发现五六名穿着粉红色无尾礼服的传
者静静地向同一出口移动，这些家伙是日本政府保护显贵的特别警察。通常很刻板
的日本政府官员穿着这种样式的制服真是出人意料。
观察能力对一名情报官员很重要。俗话说熟能生巧，我发觉自己只要见过一眼
他们眼睛的转动、身体的移动等就能认出那些男女同行。专门对付扒手的日本警察
在车＿上或店里能轻易认出潜在的罪犯。同样地，其它国家的警察常常能通过相同
的线索轻易分辨出罪犯和有前科的人。
反过来，就像我能认出情报人员或警察一样，他们常常也能够认出我来，所以
我必须小心。
走在大街上，我能认出这类迎面而来的人（日本当时没有专门的情报机构，公
共安全厅担当类似于联邦调查局的角色，负责国家安全事务）。我会走大概30步左
右然后停下来回过头看看那人，他也会和我一样停下来回头疑惑地看着我。经过几
次以后，我不再理会这种“可疑人物”了。如果被监视，我必须得甩掉“尾巴”，
我知道怎么做。除非有这种必要，我想我不必太在意盯着我的目光。
早些时候，我总是对坐在对面盯着我的人感到紧张。一名老练的同事说得很对
：“那家伙面对着你，除了直着向前他没有其它地方可以看。你希望他能怎么样？
你能希望他不这么做而是盯着天花板或看旁边吗？”
在我结婚以后，妻子常说我的眼睛，尤其是我脑中想着间谍工作时看上去“十
分冷酷和吓人”。奇怪的是当我仅仅作为记者工作时，这种“严厉的眼神”很少出
现。我尝试着用微笑加以纠正，但效果不明显。我猜可能焦虑和内心的紧张会不由
自主地在脸上显示出来。
我有一名亲近的同事，也是一名极密情报官，他有一次奇异的遭遇：在巨大的
新宿火车站，他看见一个感觉像日本安全人员的人。当我的朋友转身避开他时，瞧
了一眼那人带着的手提包。我朋友后来回忆道：“手提包在眨眼睛。”
这件关于“眨眼睛的手提包”的事被报告了总部，得到的答复是：“那可能是
我们提供给日本政府的带相机的手提包，它通过手提包上的小孔拍照。我们现在已
经有了更好的不闪光的设备。”
任何一名脚印被发现的间谍心情都是不平静的。
我听过许多关于为何日本没有限制间谍活动的法律的传闻，所以那是一个间谍
活动的天堂。
祝你好运。
即使没有法律限制“间谍活动”，如果日本官方决定对你不利，可能会有一千
零一条理由——从“背信弃义”到“不受欢迎的盟友”，到“公共道德败坏”，再
到“不遵守交通规则”，你可能会叹服他们的想象力。
一般来说，日本负责公共安全事务的官员有出色的工作能力。那些来自于共产
主义国家的间谍人员不会被公开审判，而会根据日本政府当时采取的礼貌的“低姿
态”政策得到赦免。
常常只有在发生“令人无法容忍”的事件时，“嫌疑人”会被平静地要求离开
日本，仅此而已。感谢上帝，美国是日本的盟国，如果美国情报人员被逮住，最糟
糕的也就是会收到站长的命令，悄悄地收拾行李溜出日本。所有受到损害的可能是
情报人员的自信心，可能还有他的职业。
我刚到日本就收到警告：好好练习职业技能，不要被抓住！
不仅如此，有人来传达站长的话：“如果你们在走进秘密地点时被捕和暴露了，
我会活剥了你们。”
唉！没有任何出错的余地。
苏联大使馆被日本安全人员从位于大使馆对面伪装成邮局的建筑内长期监视着。
这是公开的秘密。当一名可疑的苏联间谍，这意味几乎所有苏联人，从大使馆出来
时，一队日本监视人员会立即行动，坐车或走路，像一群猎犬一样跟在猎物（也称
兔子）后面。
苏联人知道这些，所以他们认为应该让日本安全人员更难办一些，10－12个苏
联人会同时走出大使馆分别向不同方向分散。聪明吧？
碰巧日本并不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当局已经准备好了应付所有可能的意外。
10－12个监视小组，每组4 －5 人，坐车或步行从这座无特征的建筑中蜂拥而出，
每组都有指定的目标。真是饱和监视。
听到这个我忍俊不禁。那肯定是一个壮观的场面。那个时候无线对讲机还没取
得大的发展，蜂窝电话则是在20年后才出现。
对我讲这事的高级官员警告说：“脑子里要记住日本人力资源丰富。如果需要，
他们会派10个男人（和女人）跟在你后面。”
作为一名“紧张的完美主义者”，我必须特别小心地留意任何可能的跟踪。一
名持中国台湾护照的极密情报官有一定的弱点，如果我是一名美国公民，我相信日
本政府不会干涉，我也可以少点担心。但是作为在新闻机构中工作的台湾人，我有
理由担惊受怕。
像我们在劣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停下来弯腰系鞋带，同时偷偷看一眼背后的
方式是很业余的。这可能明白地告诉你的尾巴你在留意被跟踪，只能适得其反地招
致更紧密的、甚至使你透不过气来的跟踪。这些使你厌烦的厚脸皮跟踪者会阻止你
完成任何机密行动。
标准方法——用标准方式不会招致任何错误——是停在大商店橱窗前假装欣赏
里面的展品，实际上利用橱窗玻璃的反射观察是否有人跟在你的后面。一次重要的
跟踪一般使用2 －4 人组成的小组，认出他们中的1 －2 个并不困难。继续走到下
一个橱窗，你会进一步确认。
每一个情报人员都应该知道这个，高明与拙劣的区别就在于高明者知道自己的
路线，事先也知道橱窗的位置。换句话说，他事先“踩过点”，知道该走哪条街，
该看哪个橱窗。
记住几条不同的路线并不难，而这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
这能挽救你的行动或你的自由。
不幸的是，这种简单的安全练习很少列人正常训练中。
反追踪技巧有很多，一种稳妥的方式就是集体行动。你会经过一个有同事在那
里观察的指定地点。走过两次以后，如果被跟踪，同事能够找出你后面的尾巴。
如果单独行动，你可以保持均匀的步伐，然后突然加大步子。于是跟在你后面
和街对面的人会发现他们与你的距离拉大了。多数时候，他们会小跑着跟上来，你
会认出谁在跑步。
另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突然钻进开有朝街窗户的小铺子里，你可以在里面闲适地
浏览或购物。那个站在外面观察、好像等着鸽于从天上落下粪来的人就是尾巴。同
样地，你必须事先知道这间铺子。
如果跟踪者跟得很紧，甩掉尾巴就很困难。我从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一点。他是
名真正的记者，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常被跟踪。他的跟踪者常常是一个人，很容易就
能认出来。这人通常是站在门边等他出来。在那里无需隐蔽，他常做的是靠近尾巴
并告诉他自己计划的路线、预计的停留地点和目的地，同时提醒他：“如果你跟丢
了我，直接去目的地，我会在那儿。”
我听说在另一个独裁国家，一天一名跟踪者接近我的同事低声说：“你能走慢
点吗？今天我的鞋子不合脚。”
摆脱这种尾巴的难易取决于所在的地点。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紧密的跟踪
不容易摆脱。因为如果强行甩掉尾巴，一会儿他会召来一群同伙。这样一来，甚至
上厕所也会有人簇拥着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需要传递一些消息，经典方法是计划和设立一种快速接
触方式，即当你走到拥挤的大街或走廊的拐角处，离开跟踪小组视线大概1 秒钟时
间内将消息材料（微缩胶片、微型胶卷、小型磁带等）传递给与你擦肩而过的同事。
这种方式在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间很好用。但如果情报员不熟练，在快
速传递前会感到紧张，不自觉地手指发僵或拳头紧握，这会明确提示一名警觉的跟
踪者有事要发生。
在中情局的22年间，我主要在大城市工作，即使被跟踪也没有多大问题。除了
了解地形以外，我还充分利用人群，我还有健康的双腿和舒适的鞋于。大城市也为
我提供了大量的出租车、地铁、公共汽车及商店。更重要的是，有许多大的百货商
店。
我常穿着一套传统的深色西服（或西装上衣）以及领带，没有足以引起别人注
意和给人留下印象的颜色和闪光点。同时，芽戴整齐进人高级场所不会招至白眼。
我的鞋子，眼镜和大钱包一起作为重要装备随时保持光亮。有一点值得记住：
一个日本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停下来载客之前会看看客人的鞋子。鞋子光亮常常
意味着一名好顾客。
大的百货商店是摆脱盯梢的理想地点。这里有许多可供使用的出口和入口，你
可以转圈或浏览，然后停下来等电梯（不要环顾四周找寻跟踪者，否则商店的保安
会怀疑你〕。坐不坐电梯是你的权利，你可以突然改变主意而乘扶梯，或等另一班
电梯。但是如果有多名跟踪者，至少有一人会和你一起进人电梯看你在哪层落脚。
此时你可以在电梯里睁大眼睛仔细审视周围的人，即使胆大的尾巴常常也会被
吓住。如果是足够谨慎的盯梢，结合扶梯和楼梯多次使用这个方法以后，监视的人
会失去你的踪影，或者会放弃那一天的跟踪。
重要的是跟踪者会再次出现，所以摆脱跟踪应尽可能表现得自然。换句话说，
就是你应该让他相信，丢掉你是他的错而不是你故意甩掉他。
准备好大量的可随时掏出来的硬币和小额纸币是很有用的。在酒吧或咖啡厅里，
如果你认为只有一个人跟着你，你可以突然站起来出去。那时，你会希望手中有确
切数目的钱，和帐单一起放在收款台上，然后静静地走出去而不必跑出去。你的尾
巴不会马上反应，或者他没有正好那么多零钱，只好找零钱或在柜台边等着找钱。
一般来讲，你的尾巴跟不上你。
就像对所有情报人员规定的那样，从走出住处开始，或者是与一名情报员接头
完毕以后，我常常很谨慎。
我会改变路线快步走5 －15分钟，然后坐上出租车到一个地铁站搭地铁，直到
确信没被跟踪。我知道地铁会打断当时可以得到的步话机之间的通信。我会从地铁
车站迷宫般的出口之一走出去，自信没被跟踪。通常我会在一个咖啡馆停留片刻，
到达接头点之前会再走一小段以确信没被跟踪。
我采取这种路线几乎到了虔诚的地步。这可能很麻烦，也很花时间，但能保证
安全，使我心情平静。
不称职的同事可能会威胁你的安全。我知道一名不遵守所学职业技巧的情报官
从美国大使馆出来以后，不是搭两辆出租车迂回绕道而行，而是像颗炮弹一样径直
到接头地点。我一点也不喜欢那样的行动方式。
在咖啡馆或酒吧里找一个能看见人口的坐位，甚至更好的是能通过窗户看见外
边街上的情况。如果是一队跟踪者并且没有一个人敢进来，他们会因为不知道你是
否仍坐在里面或者已经从后门溜掉了而变得焦虑不安。
于是，可以预见其中一张脸孔就像布谷鸟自鸣钟里的鸟儿一样会隔几分钟出现
一次，从店外往里看以确信你还在。同一张胜出现两次以后，你已经确认了你的尾
巴。即使有多名盯梢者，这也很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