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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
——这可让人吓了一跳：难道是宝、黛二人曾同入太虚幻境而“绵缠”相会吗？
非也。
因为，下文说明了，警幻之“妹”名“蒹美”者，是兼钗、黛之美点，另是一女，绝非黛玉“单个”了。
这就奇了，还有谁呢？
还有的，不是别个，就是湘云。
理由也分明：只有湘云是兼钗、黛之容貌才德的，别无第二者具此资格。第二，不要忘了，宝玉入梦前所见室中所悬之画，正是“海棠春睡图”。第三，室中对联明言“芳气笼人是酒香”，只有湘云是能饮而“香梦沉酣”的。
——有人说，弄错了，绛珠妹子只能是黛玉，与湘云难以钩连。我答：你忘了，湘云的牙牌令正是九点满红，牌副儿名色是“樱桃九熟”。而雪芹之祖父曹楝亭（寅）之咏樱桃诗，正谓“瑛盘托出绛宫珠”。“绛珠”的出处与本义，就是樱桃。
得“绛珠”牙牌的，是湘云，不是黛玉！
（可参看《红楼夺目红》）
其实，张爱玲也已推考了：湘云幼时依史太君而住于荣府，与宝玉一处，并曾与袭人说过小女孩心中天真烂漫的愿望：等长大了和你（指袭人）一同嫁二哥哥作夫妻。
这才是“太虚幻境”一回奇文奇境的真情实义。
但张爱玲已然“参”透了雪芹文笔狡狯的一个层次，却未进而深究。这里显然就是她只被“绛珠即黛玉”的假方式给“固定”，就不去想想瑛为红玉盘，绛珠是樱桃的典故了。
诗曰：
瑛盘托出绛珠红，幻境传来幻笔工。
到底是林还是史，锦心绣口性灵通。
第五部分第五十二篇 “胡适考证派”
评坛人士早已指出，以名作家享誉世界而兼作红学研究的，以张爱玲为第一例，而且作的不同凡响，超迈等伦。
这是事实，并非夸张抬捧之俗态。
但，红学流派甚多，风格各异，她属于什么“派”？价值何在？为什么她有过人的见解和成就？这都应该深入考论一下，方能使流辈获切磋之功，后贤知引路之惠。
很清楚：她是个“胡适考证派”。
她不是书呆子，弄书本，作校勘，别的不会；不是的。她通西文，工翻译，创作小说剧本，曾获最高评价，列榜第一。她读的古今中外的小说，不知其数，烂熟于胸中——这样，才真算有资格作个被人嘲贬的“考证派”。
她的红学学识，集中在作者、版本两大方面，就表明了这即是“胡适先生红学”一线的继承者。
她学贯中西，所以不仅仅是通古文，富有“乾、嘉朴学”的流风遗韵……。
这就值得世上自命为“红学家”的许多人闻声失色。
“胡适考证派”的骂名最“盛”了，人皆畏而避之，敬鬼神而远之。“红学革命”的呼声也不满于以研究作者、版本为深切理解作品的重要前提的这个“考证派”，曾被认为是“山穷水尽”、“眼前无路想回头”，呼喊“红学革命”。这“命”怎么“革”法呢？据说是要“回到文学创作上去”。
这个“革命口号”和“宗旨”，充分表达了“革命”者对《红楼梦》所以产生“红学”的内在原因是不知重视的，对中华文学传统的“知人论世”这条原则也是不太理解的。他只要“文学创作”这个观念，别的都在“革”掉之列。那么，这种“革命”由学者教授去领导、实践好？还是由大作家担任好？
无疑，应属后者，而由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来实现“红学革命”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然而不知缘何，让人奇怪的是她偏偏做了“考证派”，即“革命”的对象！
这个事例十分耐人寻味。
张爱玲在香港生活，后转美国，她应早已闻知那个在香港首倡的“红学革命”了；可惜她没有认识这条新道路。
她的“考证”可谓变本加厉，细腻之极——也繁琐之甚了！
我并不喜欢她的“考证走向”。我佩服她治学的精神态度，专诚挚切，以全身投入，因而多有创获，为人所不能见，不能道。佩服是一回事，不喜其“走向”是一回事。
如果承认一部伟大作品须有一个大家基本共识可读的文本，那么这个文本即应视为艺术既定型体，而不再是逐步制作、修改、打磨、润色的“历程”，即片段的积累组织的“工序”状况。无奈，张女士给人留下的主要印象，却正是那些“工序”中的片段之如何组缀，如何改动，如何“补苴”……。
曹雪芹的《红楼梦》，魅力由哪儿产生？绝不会是那么琐琐碎碎的“部件”“榫卯”的材料和工技的事情。而张爱玲投入最多的似乎恰恰以此为“用武之地”了。
对此，我是惋惜而感叹的。
诗曰：
尽如己意世间难，何必吹求仁厚宽。
敬佩心情兼叹惜，通达理会味悲欢。
第五部分第五十三篇 人间恨事多
张爱玲有人生恨事，从海棠无香到《红楼》未完、狗尾妄续。我今效颦，也列三恨——只指看罢《梦魇》的三点恨事——
第一是她拆碎了七宝楼台。
南宋才人吴梦窗（文英）的词，文采奇丽，人所惊叹；便有人说“闲话”，说他的词像七宝楼台，拆碎了不成片段。
此乃嫉才，有意巧加贬词也。
不服气的就反击：好好的楼台七宝，谁让你拆的？若都拆碎，哪座楼台不是“片断”？何独梦窗之惊才绝艳？岂非有意“找岔子”？
而张女士偏将她自己一生最爱最迷的红楼绝作，亲自动手拆得七零八落，“大卸八块”（旧时杂技戏法的一个名色，将一个活孩子“卸”成零块）。
此一恨也。
张爱玲在一部书中，讲的都是大拆大改、后添后加；这都是女主角的故事。唯独不讲全书中心主角贾宝玉——他在这么多的“拆迁添凑”中是怎么样的地位、关系、感受，表现上又有何变化，即随着她自信的大量拆添而发生的相应“改写”和“加文”，又皆何似？
我不信她对宝玉这个中心人物“不感兴趣”，也不信她的创作理论中是可将宝玉置而勿论的课题。
原因不解。此二恨也。
对《红楼梦》，考证、研究、索隐、猜谜、“挥拳”、吵骂……，都所为何来？其中有个理解认识之争，观照鉴赏之异。无论高层解悟还是低层“看热闹”，至少有其内心感动享受的一个方面：故事？人的命运？书的意蕴？抑或文笔的优美，境界的超逸……，总得占其一项，方是道理。
但是，张女士于此，又是一字不言，翻尽“全集”，也难巧遇。
使她最“着迷”、最陶醉的，到底是什么？
竟不可知。此三恨也。
随带着的是，她承认了脂砚是女性，是作者自幼相爱的亲人。后来又为之作了批书人，书名即定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对此，她岂无感受之源，考证之理？因为，这太重要了。此即整个红学的一个最核心、最要害的隐秘——“真事隐去”。难道她又真的漠不动心、置而弗论？我不相信。
真实如何？无人解之。
这么重大的几点，闭口无音，却写了一本“九连环锁”的《红楼梦魇》来，目的何在？学创作——也用此法？寻奥义，自此得出新悟？为艺术享受，由是而在精神世界上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高价值的艺术天地？
不明白，没答案。
我陪她绕了无数的一回“蚁穿九孔”的大圈子，终愧智低不悟这有何益？
人间恨事多，此其一例耳。
和尚说宝玉：“自从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是极。梦之有魇，皆由自寻，通灵如她者，也正是投入人间自己找了这么一个“魇虎子”（注）。
不免兴叹，不免伤萦怀。
诗曰：
人间恨事几重重，读罢奇书梦魇中。
到底通灵为何事，不知何处问芳衷。
甲申清明佳节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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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魇，乡语“压虎子”，第二字轻读，不知是否“虎”字。“压”即“魇”，不念yàn。
第五部分卷后不尽思（一）
写这册小书，一为“补课”，向她学习，以偿1987年“失之交臂”之憾。二为对此才人致我甚深的哀思，觉得她对红学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而我们却没有相应的答报之可言，是应该反省而谢过的。
看看张爱玲的多方面的造诣，看看她自述诸文章中的散碎回忆录，也足证她对中华语文、艺术、饮食、陈设……的博通与会心，处处闪烁着灵性的光芒，非庸流俗辈所能梦见。——也就是说：这种被名之曰“红学”的研究，是中华大文化之高层次的事业，绝非“小说文艺”这一观念所能理解与解决。眼前的例子就不乏其尤显者，名作家不自禁地步入了“红学”这个独特的题目研讨，尽管“切入”与“着眼”各有不同，却殊途而企望同归，其为雪芹伟著贡出一份心愿。
这是一桩了不起的文化现象与显相。
我表示了对张爱玲的敬佩，也粗述了一些切磋的微忱。我希望我行文说理时并没有轻薄冒犯的失误，因为我心里是虔诚严肃的，如若不慎也染上了此间流行的不良文风学风，动辄出以恶言痞语，那可就是自己向天下后世献丑，于张女士又何拔其一毫发乎？
欲言万千，寄思不尽。
诗曰：
万古千秋一寸心，红楼读罢再沉吟。
我能及得张君否？何必狂为丑自寻。
第五部分不尽思（二）
我平生在考证上的发现，为数不少，而自己以为最值得大书一笔的到底要推“脂砚湘云说”。
国内赞同者颇有可观，容当另文举列诸位师友芳名。海外能记得的有林语堂、张爱玲二家。
林氏著《平心论高鹗》，替伪续粉饰巧辩，以恶语骂我；可是他单单同意“脂砚湘云说”。
骂我的人，似也不能不承认此说，亦可见真理是掩不住的，反而更有说服力。但不讳言，他骂了我，我就不想多引他的狂言。
如今只说张爱玲，她以独特的非正面明文地表示了肯定此说，我则倍觉难得，感到荣幸。
脂砚的朱批留在《甲戌本》上的，在“甲午八日”一条中，痛悼雪芹之逝，“一芹一脂”之言，表明夫妇同命鸳鸯，岂有别解？甲午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她年已老，故又曾化名“畸笏叟”。
然而，张爱玲又相信了一条无法证实的“靖本过录脂批”，说脂砚已逝，畸笏继之作批；又冒出一个单页纸条，上写“甲午”的那条脂批却单单变为“甲申”——即成了此乃脂砚于癸未逝后次年的批了，所以她也“逝去”了……。
《甲戌本》现存，朱字清晰。
那“甲午”，怎么会是“甲申”？“申”再草写，也成不了“午”，“午”再“花哨”，也变不了“申”。
我们信《甲戌》，还是信至今不知有无的“靖本”？而且据云又是“过录”的“传抄”件，“夹在书内”的零纸条？
我不承认我“偏信”某一本，我只承认做学问应当谨慎，眼见为实，传闻未必尽确。
当然，传抄者今日拿出真凭实据，我今日就重新考虑拙见。一天拿不出，我当然只能“悬案”一天，不敢轻易模棱两端，怕受人之误而又误人。
张爱玲认为“畸笏叟”真是个“长辈”男子，可是她又说不出他到底是谁的长辈，长辈男子如何能“参预”晚辈小辈的闺房私事？
善能推理的她，对此推不出“理”。
承认了脂砚是湘云的“原型”，也就解读了敦诚挽吊雪芹的“新妇飘零目岂冥”的语义。
“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旧梦人犹在”，不就是隐隐约约有“人”含在句内吗？不就是“遇合”之后的“新妇”吗？这与“长辈男子”有何交涉？
诗曰：
秦淮风月石头城，离合悲欢几度秋。
新妇飘零脂砚在，砚中朱墨泪同流。
第五部分不尽思（三）
张爱玲有不少名言奇语，令人一见即难再忘。如谓《红楼梦》80回后是“附骨之疽”，是“狗尾续貂”，如谓高鹗是“死有余辜”，皆其著例。
在版本（指抄本、刊本的统称）研究上，更有奇语之尤奇者，即云：
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
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
这话并非夸张，读了她的书，自会相信真是如此。
她又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凡涉红楼版本之书无不搜求详识。就中她对《庚辰本》这部抄本最为重视，“诸详”文中，此本占了最为多的篇幅。1978年12月她给一位朋友写信表示《论庚辰本》一书对自己很重要，于是朋友就订购了一本寄给她。1980年9月她在给朋友的信函中却说：
夏天威斯康辛大学开红楼梦研讨会……XXX这次也出席，看来他的学说非常靠不住，“论庚辰本”我看不进去也罢，但是有在这里到底放心些。（庄信正《“旧事凄凉不可听”》）
这就可见她的精识真知，非庸流可以相提并论。
《庚辰本》之受人重视，是它“最全”——外形是八十回本，超过《甲戌本》残存十六回者甚多，为《戚序本》一系抄本之外的仅存古本。对它的研究，便涉及到极为复杂的诸般问题。而由此遂即引发了她的“大拆改”、“大搬家”、“大添加”的红学理论。
本书意在抉示这位间世而出的奇女异才的红学特点，可以予人以启发，而不是要进行极为繁细的专门性学术讨论。那将纠缠万言，未必能说明问题之一二，读者也不会欢迎那种“文章”，故在这一方面概从简略。
回首自有“红学”以来；我是第一个确认“三真本”、创立“大汇校”思路、计划的开路人，但那是1947年—1948年的事，当时是西语系学生，正作论文，只有课余一点时间，匆匆草创，提出一系列基本概念，发现重大问题，但毕竟条件太有限了，如何能与后来张女士的那样诸般具备、精思力作之可比？这也就是我不拟与她过细商量的原因之一端。
张爱玲并不了解我的任何具体情况，有些话不与我相干，我毫无“计较”之意。所憾者，我行年87岁了，目坏接近失明，在版本研究上，只有1985年的《石头记鉴真》，至今又已20年，也成了“历史性”的书，再想有所作为，力不从心了。这本小书寄意遣怀，向同道者寻求“对话”、“共识”、互谅互解，而无意把重点放在分歧争议上。我想，仁人志士，当鉴此情。
诗曰：
悼念才人才最难，万言能有几言安？
张长李短皆无谓，同为芹溪护大观。
第五部分不尽思（四）
我尝与友人谈说，如若将《红楼》译为英文，张爱玲才是首选的理想译者，别家都不行，包括有的中外译本在内。
我又说过：她译《海上花》，应即是为译《红楼》作一番试笔。
无独有偶，林语堂似乎早有英译《红楼》的雄心壮志，却先写了一本MomentinPeking，中文译作“京华烟云”者（四个平声字，全不通汉字声律），有意效颦雪芹之书。此两家英文造诣都深，尚且不敢轻易从事，可知其难了。
提起《海上花》，我在燕京大学时就与同窗许政扬（后为南开大学教授）说：清晚期小说，几乎都模仿《红楼》，但笔法风格最像的，只有《海上花》得其三分肖似。后见张爱玲亦恰有是语。叹为“英雄所见略同”。
回首前尘，《海上花》是纯吴语对白，而我不懂吴语，就向许兄学——他是海宁硖石村人，但生长在上海，这就行了。我很快学会，能通读《海上花》，认为一种快事。
举这个趣事，是想说明，对雪芹文笔特色的感受，也是需要一种“第六官”能力的。那些说高鹗伪续是“原著”，除了其它原因，也由于缺乏这种感受能力。我纳闷她为何放弃了英译《红楼》的事业。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上的莫大的损失和遗憾！
比如，译家把平儿这名字译为Patience，我真是莫测高深他是怎么“想”的？又如Hauks（霍克思）将“霍启”悍然译为Calamity，更是骇人听闻。清代官宦人家会给仆人取这个名字吗？我总想向高明人讨教。
我以为，“意译”书中人名是荒唐的做法。最好的办法是“音译”，然后加footnotes，注明本义何意，双关谐音等巧妙处又何在，方能使外国读者爽然了然，尝到一点儿中华汉字语文的特殊滋味。
如今张女士已不在人间，国内兼通红学与英文的又稀如星凤，我又向谁去商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