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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我爸爸到学校来接我，他看到我这样也没骂我，只是用毛巾小心地帮我把伤口擦了擦，再去卫生室涂上点红药水，就对我说：“去，翔翔，继续训练！”
冯霖毅（刘翔的好友）：刘翔的拼劲，那时就是出了名的。有一次我们出去比赛，4×400米一项临时缺人，教练让刘翔顶替。他的主项、副项跟4×400米一点关系也没有，也不知道中距离跑的技巧，要一开始稍悠着点劲，随后逐渐逐渐爆发。他想当然地以跑60米的全程冲刺速度来跑400米，我们当时在边上都看呆了———只见轮到刘翔时，他把眼睛一闭，开始狂冲。起跑时他遥遥领先，但跑到终点结束时，他远远落在了后面！跑完之后，他整个人都顺势瘫在跑道上，他自己形容说“眼前一片漆黑”。
体校里那时候风气并不好。高年级的欺负低年级的，低年级的欺负女同学，似乎形成了一种“潜规则”。进体校的第一天我就碰到这样的事。中午我和队友去食堂吃饭，有个大同学摇摇摆摆地走过来看到我：“噢哟，这是谁啊，新来的啊？叫什么名字？来来，给我一块肉。”一边说一边就动手从我的碗里面夹菜。我护着碗：“你干嘛？”坐在我旁边的队友小声对我说：“算了，给他一块肉算了，否则要被打的。”我很不情愿地放开手，莫名其妙地看着那个大同学。他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羞愧，还对着坐在我身旁的队友说：“好啦，今天开始，小的进来了，你也有添菜的私人厨师了！”说完便扬长而去。
后来陆陆续续还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比如，队里的大同学向我们开口借钱，两三块两三块一借，但从来不还。发展到后来，就是“名正言顺”地向我们收取“保护费”，每人一天一块或者五角，把家长给的零用钱都“拗”走。饭票也可以抵充。我们只能饿一顿，回家再拼命吃。可是，一旦我们遭受更大年龄的同学欺负，他根本不会管。那时候，队里的大同学还“规定”我们要叫他“老大”，要我们帮他擦自行车。我有时穿那种戴帽子的衣服，他们就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往里塞小纸片、汽水瓶盖什么的。实在穷极无聊的时候，他们还会编排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复杂“规矩”来。比如，看到“老大”要小跑步前进，在距离他一米的地方立正，然后鞠躬、敬礼、向后转，跨一步，再慢跑走人。要是不“遵守”的话，就会受皮肉之苦。
这些荒唐事，还不能让教练知道。否则，前脚教练把他们臭骂一顿，后脚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在我们头上。当时，队里面就有同学专门拖长语调，引用电视剧里的一句话：“反抗是没有意义的——统统地交出来！”
有一次训练慢跑中，跑到一半我溜出去买了包瓜子，回来和两个好朋友分了分，三人一路嗑着瓜子一路跑。不一会儿就有大同学冲过来，把瓜子“瓜分”得一粒不剩。我气不过，转身就去告诉了教练。教练骂完他们便走了，我们可倒了大霉。我的两个朋友被他们“拎”去擦自行车，我则被软禁在更衣室里，让我倒立，身体顶着门板练“铁头功”，直到我委屈得哭出来，这才作罢。后果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我进体校刚两年的时候。那时我骑的是我妈妈的女式自行车。两个大同学硬是要骑车“送”我回家。他们一个骑、一个坐后座，而我却只能蜷缩在女式自行车前面的横杠上。在过一处修路的坑时，骑车扶龙头的那位同学一个不小心，我的下巴便磕在车把上，鲜血直流，缝了四针。
我天性乐观，加上那时候少不更事，自己多少有点“人来疯”，也经常会调皮惹事。对我来说，这些不太愉快的经历和烦恼，终究来得快也去得快。而这些事情比起后来我去市少体校后所遭遇的恶作剧，还是小巫见大巫的了。
第三章第3节
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训练。要说练跳高还真不容易，弯腰的技术绝对可以与杂技团的人比拼。教练一声令下，我们双手朝身后张去，噌噌噌地就可以反身弯腰弯到双手撑地。一不当心，头也会撞到地上。跳高又是一项对身体协调性要求很高的项目，我们小小年纪，付出不少。煤渣跑道上的起跳处，因为被我们反复踩踏，凹下去形成了一个小坑。还有那么一次，起跳时候我没踏准步点，动作变了形，身体直上直下，双手不得不向后去撑海绵，差点一屁股坐空，跌倒地上。当时情况非常危险，跳高的大忌就是用双手去撑海绵，容易扭伤、骨折。教练和队友在一旁惊呼“当心”，却也来不及出手搭救，我扭伤了脚踝。
那时候顾教练的训练，除了严格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长。每天起码要练上三个小时，量很大，是否达到实足三个小时的效果，这倒也不一定。有时候人家队伍训练都结束了，我们还要加班加点。长时间这样下来，枯燥、乏味、无聊的感觉在所难免。尤其是冬天，往往一练，棉毛衫裤从头湿到脚，然后就是冷风吹啊吹，很难受。我这么喜欢跑、跳的人，都有“厌训”的时候。队里大家的感觉都差不多。冬天的时候，每每下大雨，天冷，地上容易结冰。太阳再接着出来一晒，跑道就变得一团糟。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可以不用训练啦。
此外，我们还开始耍小聪明，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逃训”。我妈妈比较心疼我，看我可怜兮兮的样子，偶尔也会“声援”我一下。大热天的，她就说：“算了算了，不要去了。”虽然我心里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但电视和空调的诱惑，远远大于蒸发着热气的训练场。直到教练打电话到家里来催问，才和小伙伴们一起很不情愿地出门去训练。
忘记是谁发明出来这一招的，某天大家忽然传着说如果把手指伸到喉咙里，就可以呕吐出来了，这样能向教练告病假，不用训练了。大家都争相尝试呕吐，我也试了试，但怎么都吐不出来。他们就建议我去厕所蹲会儿，保证能吐出来。那时我们学校的厕所奇臭无比，里面地上都是蛆，要踩着地上垫着的砖头才能走进去。我进去一熏，果然不一会儿就把胃里的东西都呕出来了。可教练哪有这么好骗，一问，你们大家中午都吃了些什么？发现大家吃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就知道是集体在耍花样。教练根本不理睬我们，还说：好，吐出来好，这样你们跑起来就轻松了。把戏终究没得逞。
冬天，教练规定训练时要穿运动短裤。我就编造理由，今天说我的短裤洗掉了，明天说短裤还没干，后天说短裤被风吹走了。一次两次，教练也就算了，提醒我下次别忘记。后来我再想用短裤的事情来强调理由的话，教练就不吃这一套了。“我……”我理由还没说出口，教练就接话说：“知道你肯定又有什么状况了。在更衣室里帮你准备好了短裤，快去换！”我的“计谋”就此落空。
训练日复一日，我们只好自己动脑筋想出各种各样的新鲜花样，自己给自己找点快乐。比如，我发明了绞花式跳高的“专利”，即跳高过杆时，两腿可以像麻花那样绞在一起。再比如，训练之前要搬海绵垫子，垫子很多很大，我们得骑黄鱼车（沪语，即三轮车）搬。黄鱼车的车把很难控制，我们争相试骑，不亦乐乎。那时候的海绵垫子是军绿色帆布面的，旧旧的，四边都缝有把手。我们大家还喜欢在层层叠叠的海绵垫子上打混仗，分成两队各占一方，谁都不轻易冲入“敌人”的阵营。我有时也伺机而动，大叫一声：“同志们，冲啊！”，然后我们这边的“兄弟连”就集体行动跳到对方的“领地”上，翻跟斗、叠罗汉，对着他们各个击破。通常这么一折腾，大家都汗津津的，热身运动也算是完成了。
第三章第4节
那时候，我在队里有两个玩得不错的兄弟。一个叫冯霖毅，又叫“大头”，因为他小时候的头比较大。我至今仍喜欢老远看到他时就唱山歌一样地喊“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大头”比我大一岁。还有一个是“卷毛”，比我小一岁，皮肤黑黑的，有时候我们也胡乱叫他“非洲大猩猩”。
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夏天去游泳、打水仗。到花花龙，或者热带风暴水上游乐场，总能玩得尽兴而归。而且，我是出了名的晒不黑，冬天一过，皮肤总会返白。“卷毛”呢，是还没晒了就“墨墨黑”。
我们还喜欢灌沙坑，像土拨鼠一样，在跳远的沙坑中选两个点，挖洞挖到底，打通，然后往里灌水。还有一种游戏名叫“飞行员测试”，好像能测出人的重心感好不好。先要在原地顺时针地转上十圈，而后沿着地上所画的一条直线走。转完圈，所有的人都头晕目眩，看地上那条线的时候，觉得它是斜的。多数人沿着线没走上几步就会摇摇晃晃地摔倒在地上。我总是不管它三七二十一，转好圈低着头就往自己认准的方向一顿猛冲。再有空，我们就打牌，输的人愿赌服输，要把腮帮子鼓起来，把脸伸向前去给赢的人用牌“抽耳光”。
我的乒乓技术“打遍全队无敌手”，就是在那时候练出来的，这是童年最让我觉得得意的爱好之一。下午三点半训练，我们时常提早十多分钟，先到乒乓室决战一番。我的成名作是快速对角球，而且我发球刁钻，对手一接球就会直接出台。就算勉强能接到，回过来的球也没什么质量，可以让我轻易抽杀。抽完一大板之后，我还就势原地转个圈，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老太婆抽，老头子削，削抽削抽打乒乓。”还存心气“大头”：“‘大头’，你不行嘛！”他不服气：“有本事，跟你用左手打！”“好的。没问题，亲爱的大头先生，让你输得心服口服。”边说我还会边做个英国式的脱下礼帽鞠躬的动作。其实我左手不会打。一开始我们两人难分伯仲，都是把球先在桌上“笃”地弹一下，然后像放慢镜头似的你来我去打“老太婆球”。几个回合下来，我突然随手一发，竟用左手也发出了快球。“哈哈，大头，这下你完了，我找到感觉了！”接下来我的发球一个比一个顺，打得“大头”应接不暇：“怎么样，‘大头’同志？你还是不行嘛，要不我用左手你用右手？今天你可是惨败啊。”气得他对我吹胡子瞪眼。
冯霖毅（大头）、吴斌（卷毛）：刘翔的乒乓水平没得说，球感好，对速度和力量的控制很有感觉。他不光乒乓打得好，桌球也不错，这是他后来喜欢上的一项运动。那是他进市队以后，我们仨相约到曹杨路上的一家桌球房小聚。我们俩“球龄”比刘翔长，免不了“吹嘘”一番活跃气氛。“你不行的，我的桌球水平你们不知道，一杆一个”；“算了吧，大家比比看，我在学校水平可是无敌的。上次一杆清盘。”刘翔也不甘示弱：“你们两个都不要叫，开打。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我先开球。”
当时我们打的是小台的黑8。只见刘翔蓄势待发，两眼一聚焦，对准球猛地向前轰去———哗啦！我们都惊呆了，旁边打球的人也有人回头来看———刘翔的一杆开球，一下子打进了5只。一共只有10只球呀。刚开始还以为他靠的是运气和蛮力，可他当真打得极好。横一个、竖一个，我们俩被他“杀”得一点想法也没有，连连在一边感叹：“这球也能进啊？”刘翔玩得起兴，跳球、长杆球、反身杆，他样样都来。所谓反身杆就是将球杆背在身后，专门用来打反手拉的球。我们俩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感觉就像是在看一个业余高手打比赛！
这我倒不是在硬夸他，刘翔就是这样，他爱好算不上多，但一旦玩上手了，肯定把一样东西玩得精通，就像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
零用钱存得够多时，我们还经常去沪西工人文化宫。那儿有各种各样的游艺机：拳击机、拗手劲机、相扑机等等，很多很多。刚开始我们还戴着手套跟机器开拳，后来索性连手套也不要了；三个人一起跟一台机器扳手腕，扳到手抽筋……
进体校一年多，不少队里的同学都开始骑自行车上学，我也在寒假里学会了。妈妈就把她那辆深红色的24寸女式自行车给我，让我骑车上学放学。可就是骑车，我们都能出花样。骑得多了，车技好了，我们就在训练结束以后在跑步的煤渣道上踩足马力集体“飙车”———“自行车F1”，而且自认为精彩程度绝不亚于国际上的越野摩托车赛。我们卖弄着娴熟的自行车技术，前刹车、后刹车，还把脚伸出作“脚刹车”……双脱手、站着骑车都不稀奇。我们相互比赛时，到终点快冲线时都喜欢把车身一斜，用力后刹车，龙头一打，用脚在煤渣道上滑着刹停，玩赛车式的“扫尾”，酷劲十足。每次我骑在前面，总忍不住回头朝其他人做鬼脸，“龇牙咧嘴”地疯笑。那会儿，我们几个的自行车轮胎总是以惊人的速度被磨平，刹车总是坏得最快。当然，我们这种根本没有一点安全意识的骑车风格很快就被父母察觉，他们立即决定吊销我们的“驾驶执照”，严禁我们上学放学再骑车。短暂而快乐的“赛车时光”过后，我和“大头”只好重新开始挤公交车，当“压缩饼干”。
长大后，偶尔也会看到像我们当年这样喜爱装酷的小男生，在襄阳公园附近的马路上双脱手，慢慢地骑过来。我心情好起来，就会压低喉咙，故意当路跳出去对着人家一声吼：“嘿嘿，小鬼，头五头六（沪语，意为楞头楞脑，粗心大意），当心闯祸！”那个小孩被我一吓，下意识就出手去扶车把手。看他那样子，仿佛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
三年体校岁月，就这样在每日不变的例行训练和毫不间断的嬉戏打闹中飞驰而过。至今锁在记忆的柜子里的，是那军绿色的海绵垫、细细的跳高竿、标尺和灰漆漆的煤渣跑道，伴着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大笑、疯叫和哭泣。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真正属于少年时期、从此一去不复返的快乐时光；那时候的心情，纯粹都是简单的快乐和简单的悲喜。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在区体校的三年，是最“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三年，之后我去了市体校，从此与跨栏结缘，却也曾一度离开市少体校，差点就和我钟爱的跨栏项目永别。
＇自传连载＇第四章 错进错出（全文连载）“好，我收你，但你过来不练跑步了，练跨栏！”
我真的火了，一拳砸在他的鼻梁上：“你太过分了！”
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爸爸，半响，说：“听你们的，你们肯让我回来，我就回来！”
第四章第1节
如果不是一次市里的100米跑比赛，我的体育生涯，可能就会画上一个句号，因为如果在区体校待了一定的时间而未能进入市体校，那就只能再回到一般的普通中学去读书了。
记得那次市里的100米比赛，我跑了第二名，之所以要特别提一笔，并不是因为这个成绩，而是因为在比赛之后，一位长得并不是很高的教练找到了我，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教练是谁，现在练的是什么项目，然后忽然问了我一句：“你想到市体校来吗？”
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区体校的人出去比赛，看到市体校的人，总是觉得非常羡慕，因为我们觉得市体校出来的，肯定非常厉害。现在居然有市体校的教练主动要收我，我想也没想就点了一下头。
他笑了，说：“好，我收你，但你过来不练跑步了，练跨栏！”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方水泉，是上海田径队二线队的教练，也正是他，把我领上了跨栏之路。
方水泉：当初我注意到了这个叫刘翔的孩子，人高高的，爆发力非常好，速度也很快，但最重要的，我发现他节奏感很强。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棵练跨栏的好苗子，如果好好培养，以后一定可以有所作为。所以我问了他的名字之后，就主动和他父亲联系了，事情也比较顺利，刘翔顺利地从区少体升到了市少体，主练跨栏。
方指导和我父亲谈了一次，父亲再征询了我的意见，几乎非常顺利的，我就进入了位于上海莘庄的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又称二少体），进了方指导所带的上海市田径队的青年队（也就是二线队）。在那里，开始了我的跨栏岁月。但在这一章节里，我想说的并不是关于我跨栏的故事，这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有详细的描述。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在市体校那近两年的时光，这在我的一生中，肯定将留下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