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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斯基泰人的动物象形艺术曾经把人们称之为亚述人（或希腊人）的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艺术改变为以装饰为目的的艺术。这种艺术的正式建立表现在那些同样存在于库班地区的科斯特罗姆斯卡雅坟墓中的金质动物上，这些无疑也是公元前6世纪的东西，而且金鹿的角具有螺旋式的风格。所以，草原上的美学曾在俄罗斯南部流行了好几百年，它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向东方发展，一直到达蒙古及中国。最初，草原美学有两种趋势出现：一种是写实主义的趋势，毫无疑问，它一方面受到亚述－阿契美尼德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受到希腊方面的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另一种是装饰主义的趋势，正如我们前面刚刚提到的，它曾把前一种趋势歪曲，改变形式，以达到纯装饰的目的。最终，这个驯马和打猎民族从来就不忽视的所谓动物形象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是装饰风格化的一种支持和借口。
这种艺术趋势可以用游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来说明，不论西方的斯基泰－萨尔马特人还是东方的匈奴人，他们都没有固定的聚居地，也没有奢侈的建筑物，塑像、浮雕及绘画是现实主义的表现物，但他们对这些东西却是门外汉。他们的一切奢侈都仅仅表现在衣冠、金首饰、驾具及马具上。这些物件，比如钩子、腰带牌子、马具牌子、剑环、马具环、驾具装饰品、各种柄子，更不要说地毯，似乎必定要加以美化，甚至使徽章图形化。此外，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论他们是伊朗人种的斯基泰人，还是突厥－蒙古人种的匈奴人，都是在马背上度过他们的一生，草原上的生活主要是追逐野鹿或野驴群，或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观看狼追逐野羊。这是很自然的，由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嗜好奢侈的个性所致。他们在受到亚述－巴比伦的影响后所能够记在心中的只是对徽章图形和动物争斗图的考究。最后，安德生还注意到，草原上的这些狩猎者们的动物形象艺术里很明显地夹杂着巫术，这与法国古代的马德林人在骨头上雕刻图画一样。
希腊－斯基泰的金饰品是希腊艺术家们的创作，只在主题上是斯基泰的，这些艺术家们为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希腊籍移民工作，或者直接为草原上的君主们工作。如果把这些金饰品除外，那么我们在斯基泰艺术中处处可以发现他们所刻绘的动物都是些用于装饰的几何图形。根据谢福尔德的研究，我们在科斯特罗姆斯卡雅及伊丽沙维托夫斯卡雅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的艺术，在克里米亚半岛库勒－奥巴发现了公元前450～前350年间的艺术，在“彼得大帝宝藏”里发现了来自西伯利亚西部萨尔马特时代（公元前1世纪）的艺术，在外贝加尔省的乌丁斯克发现公元元年前后的匈奴艺术。在这些艺术里可以看到鹿角、马的鬃毛以至于野猫的爪子，被雕绘成环形和螺旋形，有时会把动物的身高增加一倍。在西伯利亚西部的斯基泰－萨儿马特艺术及在鄂尔多斯的匈奴人的艺术中也含有同样意味的作品，马的上唇反卷成蜗牛形。有时对动物的仿效是如此全面，它们之间的互相穿插和组合非常巧妙，尽管还存着现实主义，但要把这些鹿、马、熊或虎的头从装饰图中区分出来是很困难的。动物的角和尾巴好像树叶似的在顶点展开。于是，动物形象艺术的现实主义终于迷失于充满着装饰意味的图案中。
草原上的艺术和与其邻近的定居者的艺术是不相同的，例如斯基泰艺术与亚述－阿契美尼德艺术、匈奴艺术与中国艺术之间，但从他们刻绘的内容看却有些相似之处，尤其在描绘猎狩及野兽的争斗场面方面。亚述－阿契美尼德式的或中国汉朝时代的动物形象艺术是古典派的，线条明快简洁。草原艺术则着重于轮廓，层层涂色，与古典派大不相同。亚述人及阿契美尼德人同中国汉朝人一样，他们所刻绘的动物是行走状态的，多是在一个简单清晰的布景内互相追逐或互相恫吓。草原上的艺术家们，不论是斯基泰人还是匈奴人都常常将正在互相搏斗的动物刻画得如同缠绕在一起的藤蔓。他们刻绘的内容多倾向于动物四肢受到损伤，时常以野猫、熊、鹫或鹰和被它们咬住的马或鹿的扭曲身体作为刻绘的艺术内容。在这里没有任何速度，没有任何逃避。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有的是耐心和有步骤的互相厮杀，似乎牺牲者常常是要同凶手同归于尽。相反地，尽管有这种“缓慢”，内在的生命力很快就成为悲剧的巨大动力，如果是灿烂耀眼的风格扰乱并繁荣了艺术形式的话，那么它便抹去了通常以屠杀为题材的现实主义。
草原艺术不同的组成部分和发展趋势，极不均衡地分散在从敖德萨到满洲及黄河之间的广大区域内。草原的斯基泰艺术曾经发展到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带，对喀山附近的阿纳尼诺文化（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也有影响。毫无疑问，这种文化是属于匈奴人种的，因为在那里的一个藏品丰富的古冢内找到了尖头斧和普通的青铜匕首，其上有一些斯基泰式的动物刻绘，特别是些有卷曲形走兽的题材，但表现手法相当简单和贫乏。不过，根据塔尔格伦的研究，斯基泰人的动物形象艺术只是部分地被阿纳尼诺文化所采用，因为它的基本装饰还是依照以前所固有的几何图案形的。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却不完全是这样，阿尔泰地区这个重要的冶金业中心，在青铜时代（公元前4～前3世纪）还在继续出产仅刻有几何图形的有孔手斧，例如克拉斯诺雅尔斯尔克的“尖角式”的刻绘。但这一时代也有过一种风格简单和质朴的动物形铜器，与其他地方出土的风格复杂的铜器不同。波罗夫卡曾在米努辛斯克寻找过草原艺术在地图上及年代学上的起源，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他曾经认为黑海与北直隶湾（今渤海湾）之间的米努辛斯克实际上就是草原几何形艺术的所在地，在那里阿尔泰地区的老冶金工们用他们的锤子制造了最早的简单动物形象艺术品；到后来这种艺术流传至西南方，斯基泰人便利用亚述－阿契美尼德人的艺术也把它丰富化了；流传至东南方时，则又被匈奴人利用中国人的艺术把它也丰富化了，这是真的吗？或者相反，如同罗斯托弗泽夫所设想的，米努辛斯克艺术中动物形象的贫乏是由于斯基泰艺术在传往西伯利亚森林地带的途中贫乏化了，犹如阿纳尼诺艺术形式是由于斯基泰艺术在传往白姆森林的途中贫乏化了一样，但这又是真的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所谓阿纳尼诺文化及米努辛斯克文化只不过是俄罗斯草原上的一种衰弱的回声而已。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只能证明在俄罗斯南部初期文化中，即自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时，仍然是很质朴的动物形象艺术风格为主，例如，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及库勒－奥巴冢中的铜器（公元前5～前4世纪时的物品），库班的“七兄弟”、克勒梅斯、乌尔斯基及科斯罗姆斯卡雅，在基辅附近的契吉林等地出土的铜器。在公元前5～前4世纪时，草原艺术的风格化似乎变得更为复杂了，如在亚速海岸米利托波耳附近索洛喀出土的文物，在那里我们看到在一个上面刻绘着斯基泰艺术题材的美丽的希腊金器旁边，有动物雕刻家刻下的有特殊色彩穿插和点缀的旋涡状装饰；在亚速海附近的伊丽沙维托夫斯卡雅也发现过同样的古物，在那里镂雕的铜器本身就是雕琢出的花纹和枝叶穿插组成的。
草原上的古代史草原文明（4）
萨尔马特人与西伯利亚西部
我们在乌拉尔山旁边奥伦堡地区的普罗柯罗夫卡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时的一种以矛枪贮藏所为代表的区域文化。矛枪是萨尔马特人的特有武器，根据罗斯托弗泽夫的研究，普罗柯罗夫卡的墓穴很有力地说明萨尔马特人部落第一次在俄罗斯和欧洲的出现。尽管如此，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这些与斯基泰人同一个种族并属同一个北方伊朗游牧集团的萨尔马特人，从他们原来居住的里海北岸渡过伏尔加河，侵入俄罗斯草原，把斯基泰人赶向克里米亚半岛。波里比阿曾经在公元前179年第一次提到这个强大的民族是。虽然他们都是兄弟游牧民族，新来的却明显不同于早到的。上文提到的斯基泰人，在我们面前是些骑射手，戴着萨斯式的无檐帽子，穿着宽大的衣服，他们是接触过希腊他们是接触过希腊文明的野蛮人，并发展了一种形象艺术，在风格方面永远保存着自然派造型艺术的遗风。而萨尔马特人基本上是持矛骑兵，戴着圆锥形的头盔，穿着铁环编成的甲胄，他们的艺术，基本上还是动物雕刻家的，在风格和几何绘图装饰方面表现出一种比斯基泰人更为独特的风格，他们热衷于在金属上用彩色釉质镶嵌，总之，他们在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基础上点缀了特殊的花纹，产生了一种“东方的美感”。这种艺术由萨尔马特人传给了哥特人，再由哥特人传给日耳曼人。在叶喀切林诺斯拉夫附近的亚历山德罗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基泰艺术于公元前3世纪时向萨尔马特艺术的过渡。萨尔马特艺术是公元前3～前2世纪在俄罗斯南方建立起来的，不仅表现在库班地区的别罗瓦、摩吉拉、阿克塔尼佐夫卡、阿纳巴、斯塔夫罗波耳、喀金斯科耶及库尔兹希普所制造的金属首饰上，还表现在亚速海附近的伊丽沙维托夫斯卡雅的萨儿忒人的器具上，以及著名的迈科普的镶釉的银质裤带上。这个银裤带上镶有一只正在吞吃山羊的鹰，是公元前2世纪时的萨尔马特人的作品。这样的风格继续表现于后一时代的萨尔马特人的金牌子上，例如在顿河河口附近的达甘罗格及费杜洛沃，库班河口附近的西维尔斯卡雅（公元前2世纪）以及在公元1世纪时亚速海附近的（新）车尔卡斯克，在乌斯特－拉宾卡雅，在佐波夫农场，以及在库班地区阿马维尔等地方所出土的物品中。
这些文物，尤其是与迈科普裤带上的金牌子与西伯利亚西部的金质与银质牌子有联系的。在今天，这些金牌子属于“彼得大帝宝藏”，它们的上面装饰有鹰和野羊，虎和野羊，鹰和牛，鹰和虎等动物间的争斗图，都别具风格。波罗夫卡认为，这些西伯利亚的金牌子是公元前3～前2世纪的产物，梅哈特认为它们存在于公元前1世纪，而罗斯泽夫则认为它们应当是在公元1世纪。有人甚至企图把西伯利亚西部出土的金牌子归于与萨尔马特人有血统关系的居民，所以，根据前苏联最近的发现，从米努辛斯克附近鄂格拉克忒，一直到西伯利亚中部所发现的这个时代的人的骨骼决不可能是属于突厥－蒙古人种。不过他们很可能是与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及塞种人有来往的印欧血统的居民。
奥瑞纳文化
欧洲旧时器时代晚期的一种石器工艺传统和艺术传统。奥瑞纳的艺术代表着艺术史上第一个完美的传统，由原来粗劣的尝试之作转变成一种完美的、成熟的艺术风格。
Ａｒｙａｎ，雅利安人，源自梵文，意为高贵，史前居住在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他们的语言亦名雅利安语，南亚印欧诸语言即是源于雅利安语。19世纪，雅利安语一名用作印欧语的同义词，现在此名在语言学上，仅限于指印度－雅利安语的一支。在19世纪，由于戈宾洛伯爵及其门徒Ｈ．Ｓ．张伯伦的积极鼓吹，出现过一种雅利安人种的学说，认为凡是讲印欧语言的人们，凡是被认为对人类一切进步有关的人，以及凡是道德上高于闪米特人、黑种人以及黄种人的，都是雅利安人，北欧人或日耳曼人被认为是最纯粹的雅利安人。这种学说在20世纪30～50年代已被人类学家抛弃，却被希特勒和纳粹运动利用，并以之作为德国政府政策的依据，对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一切非雅利安人采取灭绝措施。
最早的马大约出现在南俄草原，相信是游牧民驯化的，并且很快即被用于军事。在使骑战完善的诸种技术发明里面，马蹬的意义尤其重大。依靠它，骑手乘骑时可以固定身体，从而解放了双手，它使北方游牧民在很长时期内对定居人的骑兵保持着绝对优势。欧洲普遍使用马镫还是在6世纪阿瓦尔人入侵之后的事情。
草原上的古代史草原文明（5）
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
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初期起，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的冶金中心变成了一个新的活动基地。塔尔格伦认为，就是在这个时期才出现了用石头造的矩形墓穴，这个时代称作青铜时代第三期，即梅哈特所说的“全青铜时代”。这个时代以动物题材艺术的丰富为特点，比较典型的有卧鹿、站鹿、向后看的鹿及蜷曲着的动物。据塔尔格伦分析，这些蜷曲有形动物题材是从俄罗斯南部传来的。
公元前500～前300年代也是西伯利亚青铜制匕首、刀子和“杯状大锅”的初次生产时代。这种“杯状大锅”从米努辛斯克向匈奴统治的鄂尔多斯，并且在野蛮民族大侵略时代一直传播到匈牙利。米努辛斯克和达尔斯科耶的刀子很薄的，稍稍弯曲，在把柄末尾常有一个雕刻细致的鹿头，流行于蒙古各地，一直到匈奴统治的鄂尔多斯。大约在公元前300～前200年间，米努辛斯克正处在铁器盛行时代，出现了一种部分是铜、部分是铁的尖斧，以及埋葬着很多人的大坟墓。此外，梅哈特还毫不怀疑地认为米努辛斯克曾于公元前2世纪或公元前1世纪时为我们遗留下了雕有斗牛或斗马的装饰用青铜牌子，其上动物的耳朵、蹄子、尾巴、筋、毛都是”苜蓿形的凹刻”，这种雕刻术明显地和俄罗斯南部与西伯利亚西部的萨尔马特艺术有联系。许多考古学家推测，米努辛斯克后来又把这种艺术传给了鄂尔多斯的匈奴人。
米努辛斯克处于萨彦岭北麓。鄂毕河、卡通河发源地附近、大阿尔泰山北麓的巴西鲁克比它更靠西南方。格里亚斯诺夫考察团于1929年在这里发现了公元前100年或稍早一点的墓葬，其中有“戴着北极鹿面具”的马尸。这种发现可以证明当地居民已经以马代替鹿使用了。在这种马的面具和皮制、木制及金制的鞍辔上有动物形花纹装饰。例如飞奔着的野山羊和鹿，展开双翼的鹰正在啄死一只野山羊，几个豹子正踏在鹿和野山羊的身上，一只鹫踏在倒在地上的鹿身上，公鸡正在打架等。所有这些题材都接近于斯基泰，甚至于希腊－斯基泰的动物形象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而没有为了装饰而复杂化。井然有条而朴素的风格，有时胜于使人眼花缭乱的装饰。在巴西鲁克还发现有胡子的怪面饰，很明显是起源于希腊－罗马，其灵感则毫无疑问是出自息姆米里人的希腊化了的博斯佛尔王国。在同一时期（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这种希腊－罗马式的怪面饰亦出现于米努辛斯克组合中。至于阿尔泰组合，它除了巴西鲁克之外，还包括基伯、哈喇科尔和卫罗丁的古墓，这些古物大都是公元前1世纪的，属于萨尔马特型。基伯组合中的古物有同样的动物形象艺术，风格仍然是朴实而近于现实主义。基伯的一件中国漆器，是公元前86～前48年的物品，帮助我们确定了这个艺术中心存在的年代。
公元1世纪，阿尔泰文化以加丹打的古墓为代表，它给我们留下了木刻，上面有几个熊正在与长着鸟头并且有角的鹿撕打，还有青铜片以及绘有动物图案的纺织品，这些图案中有鹰和鹿的争斗，它与同一时代（公元2年）在蒙古诺音乌拉的匈奴艺术题材相同。同样，诺音乌拉留给我们的确实是从息姆米里人居住的博斯佛尔来的希腊纺织品，米努森斯克附近特思的古墓也为我们证实了直至野蛮民族大侵略时代之前来自希腊－罗马的影响，这种影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黑海地区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