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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之”（《东京梦华录》卷八）。重阳节吃重阳糕。开封节前一、二日，都
人做重阳糕，“各以粉面蒸糕遣送”、“又以粉做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
谓之狮蛮。” （《东京梦华录》卷八）重阳糕的样式是糕上撒有各种干果，
果实如石榴子、栗黄、银杏、松子之类，上面再插上小旗。宫廷庆祝重九很
隆重，南宋“禁中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瑞殿，分列黄菊，灿然眩目。”“点
菊灯略如元夕”（《武林旧事》卷三）。寺庙于此日办斋会，《东京梦华录》
卷八记，“诸禅寺各有斋会，惟开宝寺、仁王寺有狮子会，诸僧皆坐狮子上
作法事”。
辽朝重九宫廷热烈庆祝，据《辽史》五十三卷记“臣僚旦赴御帐，从驾
至围场”，进行打猎活动，“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获猎少的为负，罚重
九宴。射猎完毕，在高地设帐，皇帝赐诸官菊花酒。这一日要研茱萸酒洒在
门户以驱灾。
金朝重九在郊外祭天、狩猎、射柳、击球。重九出猎是金的旧俗，最能
体现其原为狩猎民族的特色。
辽金民间赏菊、登高等活动与宋代习俗相同。
元代重九仍沿袭宋代习俗。《析津辑佚》“岁纪”中说：“九月登高簪
紫菊。”萨都剌有诗《客中九日二首》，其一为：“寥落天涯岁月赊，每逢
佳节每思家。无钱估得邻家酒，不敢开窗看菊花。”诗中反映重阳节时诗人
客居他乡的心情，说明九九重阳节在当时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13）冬至。冬至节在农历十一月。这是一个古老的节日。这一天北半球
白昼最短，其后白昼逐渐变长。《玉烛宝典》谓冬至的“至”有三义，一者
阴极之至，二者阳气始至，三者日行南至。冬至是古代一个重大的节日，又
叫“亚岁”。其庆祝活动仿效除夕、新年，规模稍差。民间曾有“冬至大如
年”的俗谚。冬至时，皇帝要接受百官朝贺，礼仪隆重。历代帝王都于冬至
祭天。官府于这一天放假。冬至是历代王朝大祀天帝之节。唐代冬至“祀昊
天上帝于圆丘”（《唐书·礼乐志一》），宋代“冬至至圆丘祭昊天上帝”
（《宋史》卷九十八），元代至正三年（1341年），皇帝“亲祀南郊”（《元
史·志·祭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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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重视冬至节。唐代杜甫有《冬至》诗“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
泥杀人，江上形容吾独老，天涯风俗自相亲” （《杜少陵集注详解》卷二十
一）。诗写杜甫旅居夔州，穷愁潦倒的心情。正值冬至，人在天涯之远，但
冬至风俗与长安相同，故觉亲切。宋代冬至如年节，《东京梦华录》卷十称：
“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易新衣，备办饮
食，享祀先祖”，官府允许赌博，市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南宋也如此，
“都人最重一年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沓于九街”，妇人
小儿服饰华丽，岳祠、城隍各庙烧香人很多，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廉
饮博，谓之做节” （《武林旧事》卷三）。祭祖先是冬至节一项内容，杭人
冬至祭祖专用馄饨，故有“冬馄饨”之说。（《武林旧事》卷三）
辽代冬至祭黑山。辽国俗，杀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
黑山拜，每年冬至“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人们不祭“不
敢近山” （《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黑山在辽境北，俗谓契丹人魂魄
归宿之地，契丹人极为敬畏。
（14）腊日与腊八。“腊”是古代祭祀之名，指岁终祭祀众神，古代腊日
是冬至后第三个戌日。隋唐宋各代都由宫廷进行祭祀，宋称为“君王腊”，
唐谓“腊祭”。唐代“腊日赐北门学士口脂蜡脂，盛以碧镂牙”（《酉阳杂
俎》卷一）。辽王朝“腊辰日”，天子与群臣“饮酒作乐，赐甲仗、羊马”
（《辽史·礼志六》）。
腊日与腊八在中古时代区分很清楚， 《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就是
这样区分的。
“腊八”成为民间节日出自佛教传说。据说佛祖释迦牟尼于此日成道，
腊八为佛教“成道节”。佛寺于此日隆重庆祝，逐渐扩展到民间，成为一个
民俗节日。《东京梦华录》卷十记，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队念
佛，以银铜沙罗或好盆器，坐一金、铜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杨枝洒浴，挨家
串户请求布施。“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
（《梦粱录》卷六）。所以腊八粥又叫做佛粥。以上记述概括起来：腊八佛
寺诵经、浴佛，并效法佛成道前牧女献乳糜的故事，用米及果类煮粥供佛，
这就是“腊八粥”。宋代腊八粥据《梦粱录》记，做法是“腊八粥，亦设红
糟、以麸、乳、诸果、笋竽等为之”。在佛教寺院的影响下，民间也做腊八
粥。《东京梦华录》卷十谓：“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
宋代开始的吃“腊八粥”习俗已有千余年历史。
宋代于腊日制腊药，“医家亦多合药剂，侑以虎头丹、八神、屠苏、贮
以绛囊，馈遗大家”（《武林旧事》卷三）。腊日有“打夜胡”驱祟的习俗，
宋《东京梦华录》卷十记“自入此夜，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
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 ‘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这种习俗源于
南北朝腊日驱疫活动。
（15）祭灶。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为祭灶日，又叫小年。隋唐宋
代多在二十四日祭灶。关于灶神，唐段成式 《酉阳杂俎》卷十四说：“灶神
名隗，状如美女，又姓张名单，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祭），
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状……故为天帝督使，下为地精。已丑日，日出卯时
上天，禺中下行福，此日祭得福。”由于这种灶君上天告状的传说，小年祭
灶习俗在宋代极为盛行。“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
神，烧 ‘合家’替代钱纸，贴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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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卷十）。人们愚弄灶君希望他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祭灶是极普遍的活动，《梦粱录》卷三记“二十四日，不以贫富，皆备食糖、
豆祭灶”，“此日市间及街坊，叫卖五色米食花、胶牙糖、箕豆声，叫声鼎
沸。”据说胶牙糖可粘住灶君之口，使其不能说人坏话。
（16）除夕。除夕为传统节日中最重大节日之一。在我国，这一节日有久
远的历史。隋唐宋元以来，除夕节日活动有扫除、挂桃符，放爆竹、祭祖、
驱疫鬼、馈岁、守岁等习俗。
除夕习俗宋代记录最为完备。《东京梦华录》卷十记，除日“禁中爆竹
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而坐，达旦不寐”。历代除日风俗计有：
打扫房屋，敬门神，挂桃符。《梦粱录》卷三云：“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
尽之日谓之除夜，士庶家不以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
挂钟馗，钉桃符春牌。”
祭祖，祭神。《梦粱录》卷六云：“祭祀祖宗。遇夜时备迎神鲜花供佛，
以祈新岁之安”。又据（《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记，“祀先之礼则或昏或
晓各有不同。”
放爆竹。除夕之夜“爆竹鼓吹之声，喧阗彻夜”（《武林旧事》卷三）。
“爆杖声震如雷”（《梦粱录》卷六）。放爆竹一方面以送旧岁，驱散旧岁
一切不吉、邪鬼；另一方面是迎新年，求新年大吉大利。
点灯。唐宋沿袭古代庭燎习俗，点灯烛及火盆，除夕夜处处光明“红映
霄汉”（《武林旧事》卷三）。烛光照耀“如同白日”（《梦粱录》卷六）。
驱鬼。驱疫鬼每年除夕宫廷都有驱傩的仪式。是时“用皇城亲事官”，
随驾的卫士“戴假面，穿上绣画的衣服，“执金枪龙旗”，有人假装将军，
有人装门神、装判官、装钟馗及其小妹，装灶神和土地神，浩浩荡荡的驱鬼
队有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湾，谓之‘埋祟’而罢。”（《东
京梦华录》卷十）。
唐代段安节著《乐府杂录》有关于驱傩的记述：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
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
右十二人，皆朱发，衣白画衣。各执麻鞭，辫麻为之，长数尺，振之声甚厉。
另有扮成食虎者，食不祥者，食盅者等神。表演驱傩时，诸官都上棚观看，
百姓也入看，十分壮观。
馈岁。节前馈送礼物，“馈岁盘合、酒担、羊腔，充斥道路。”（《武
林旧事》卷三）
守岁。唐太宗写《守岁诗》云，“冬尽今宵促，年开明日开。”人们有
除夜不眠以待更尽岁尽的习惯。一则送旧岁，二则迎新岁，一夜之中度过两
年，意义深远。
钟馗出现在除夕诸神之中，是在唐代，唐玄宗曾命吴道子画钟馗之像，
传说钟馗是唐进士，死后曾为玄宗捉鬼除病。钟馗传说与钟馗像遂传遍天下，
成民间习俗中的人物。
宋代除夕有照虚耗 （老鼠）之俗，以光烛照各处，防止老鼠盗吃供品。
饮屠苏酒。王安石《除日》诗有记“春风送暖入屠苏”事。屠苏酒是一
种药酒，传说由大黄、白术、桔梗、蜀椒、乌头、拔契等配制而成。又传为
唐代孙思邈所创。除夜服用可防疫。其饮法为少者先饮。
（17）辽、金、元节日习俗。辽金元时习俗多向宋学习仿效，其都城燕京
汴梁，原为唐宋旧地，故年节习俗均相沿袭成风。但是各民族仍保持许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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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习俗，反映其狩猎生活、游牧生活的民族文化。现摘要分述如下：
祭山仪 （辽）。祭山仪是辽祭祀天地神祗之仪，地点在木叶山。木叶山
为辽始祖耶律阿保机之葬处。辽人祭山仪植树作神门、中立君树。立天神地
祗的牌位，帝后都向牌位致奠，大臣宰相向君树致奠。诸亲王臣子在皇帝带
领下绕神门树若干圈。并把酒肉扔向东方。最后饮酒吃肉，仪式结束。
瑟瑟仪（辽）。这是祈雨的仪式。祈雨前先置百柱天棚，皇帝在百柱天
棚祈雨，致奠祖先，然后率群臣射柳。射柳是一种骑射比赛。先将柳枝削皮
使其成一段呈白色，插柳枝为两行，高数寸，欲射之柳用帕标志。射柳者以
箭射柳枝，射断柳枝并以手去柳，打马飞驰而去的为上，断而不能去者次之，
断在青的地方或射中没有射断和没有射中的为负。
拜日仪 （辽）。契丹拜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辽人不拜月，他们
崇拜太阳。
岁除仪（辽）。除夕之夜，皇帝下诏，由有关官吏把羊油和盐放在火里
烧，巫依次赞祝火神，皇帝向火礼拜。
洒马奶子节。 （祭成吉思汗）。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皇帝幸上都，用一
马，八只黑羊，彩段丝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九个穗，三张貂鼠皮。命蒙古
的巫觋及蒙古和汉人的秀才、达官四员主持其事。拜告苍天之神，又呼成吉
思汗的御名而祝并曰：“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元史·志·祭
祀六》）
射草狗（元）。每年十二月下旬，择日，于西镇国寺内墙下，洒扫平地，
太府监供彩币，中尚监供细毡、针线，武备寺供弓箭环刀，束秆草为人形一、
为狗一，剪杂色彩缎做肠胃，选达官世家之有地位的贵人交相射之。将草人、
草狗射烂，用羊酒祭奠，祭毕，帝后及太子嫔妃并射者各自脱下所穿的衣服，
使蒙古巫觋祝赞，然后把衣服给丞。叫做脱灾。这项活动非别速、扎刺尔、
乃蛮、忙古、台列班、塔达、珊竹、雪泥等氏族不得参与 （《元史·志》）。
巡皇城 （元）。元朝每年二月十五日举行迎引伞盖活动。由朝廷拨伞鼓
手一百二十人，甲马五百人，抬汉代关羽像的轿军五百人。宣政院所辖三百
六十所寺庙，掌管供应三百六十坛佛像、坛面、幡幢、车鼓、头旗，每坛抬
坛者二十六人，钹鼓僧十二人。大都掌供民间大社一百二十队。教坊司掌各
种乐器，如大乐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筝、琴等四百人。妓女杂
扮队戏一百五十人，杂技一百五十人，汉、回、河西细乐三百二十四人。凡
执役者官给铠甲袍服器仗，全都鲜丽整洁，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
三十余里，都城士女，市民百姓围聚观看，有官府维持秩序，分守城门，中
书省官员总监视。正月十三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抬高塑像，具仪仗
入城。十四日由佛教国师率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内建佛事。正月十五日请下
御座上的伞盖，奉置于车上，诸仪仗队列于殿前，社队、演员、僧人列于崇
天门外，迎引大伞盖出宫，到庆寿寺，吃素食，食过起行，从西宫门外垣海
子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皇帝、皇后、妃子、公主在
玉德殿门外，搭彩楼观览。游行完毕，把伞盖送还宫中，恭置御榻上。帝师
与僧众作佛事至十六日散。岁以为常，谓之游皇城。夏六月中，上京亦举行
一次。
此伞盖按帝师八思巴言做成白色，顶用白缎，泥金书梵文于上，谓镇伏
邪魔护安国刹。每年二月十五举行迎引伞盖的活动，“周游皇城内外，云与
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 （《元史·志·祭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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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活动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年）开始，每岁举办。
这项活动正是元代初期以信仰喇嘛教为主的宗教习俗。这种抬塑像，列
仪仗，举大伞，列队而行的活动影响了以后京城每过节日列队走会的习俗之
形成。
射天狼 （元）。射天狼为十月开垛场中的活动，其作法，“宰执奉弓执
箭，跪以进，太子受弓后，发矢至高远处，名射天狼” （《析津志辑佚·岁
纪》）。
扫黄叶 （元）。扫黄叶又名送寒衣节。十月进行，“是月，都城自一日
之后，时令谓之送寒衣节。祭先上坟，为之扫黄叶” （《析津志辑佚》“岁
纪”）这一月内人们追思远祖先人，礼仪特重，不论贫富都说家中富有，祭
祖先十分虔诚恭敬，表现出重视人伦，尊重先辈的风习。
腊日洒净与驱邪 （元）。在腊日（或接近除夕之日）“于宫中大明殿牌
下，西蕃咒师以扇鼓持咒，供羊、马、牛、酒等物，陈设于殿庭，咒师数人
奏咒乐念咒，两人牵手巾，一人以水置其中，谓之洒净。以诸肉置于桶中，
二人抬而出殿前，一人执黑旗于前，出红墙门外，于各宫绕旋，自隆福宫、
兴圣宫出，驰马击鼓举铙奔走，出顺城门外二里头，将所致桶中肉抛撒以济
人，谓之驱邪。” （《析津志辑佚·岁纪》）
这种宗教习俗是喇嘛教的习俗，说明元朝习俗深受喇嘛教的影响。
宋元时期，西有西夏，东有辽金，后又有元，各族人民聚集一起，在长
期的共同生活中，少数民族受到中原汉族节日习俗的影响，越来越多接受了
汉族的节日习俗。元旦、除夕、元宵、立春、端五、重九、立秋、冬至、腊
日无不接受汉族节日文化影响。元朝蒙族原来有萨满信仰，后来又接受了佛
教、道教的信仰，西藏喇嘛教僧人在元成为国师，倍受尊敬，其宗教仪式和
活动规模空前，对我国的节日习俗产生很大影响。
（2）物质生活习俗
隋唐宋元时代生产发展，农业生产水平有所提高，手工业越来越发达，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较古代有很大提高。与国内外各民族的交流与交融，
生活习俗发生许多变化。
①服饰习俗。隋唐时期的服饰与南北朝时相比有明显的差异，袍袖不象
魏晋那样宽肥，衣领不象北朝那样翻折，多为窄袖圆领袍。由于与西域、波
斯的交往，受西域、波斯及北方少数民族胡服的影响，胡服成为流行服装。
到晚唐、五代，特别是宋又重新制定服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