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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团有人到北京来吗？”
“我不知道。”
“你还有什么问题，讲吧！”政委显然不想从他嘴里问到什么东西了。
“我没有别的问题了，”邬中也巴不得这样，“就是刚才我请示的，我现在能不能回南隅去？”
“回去，回去！”政委朝门外把手一挥，干脆利索地答复了他。
“那我走了。”
邬秘书站起来，行了一个礼，再没有多讲话，退出了政委的房间。政委没有回礼，没有点头，也没有看他是怎样走出去的，自己站起来往里间走去。
徐秘书说了一声“您早点休息吧！”也走回自己下榻的房间去。
过了一阵，徐秘书气喘吁吁地推门进来，报告陈政委说：“我刚才好像听到文工团造反派那个头头范子愚跟门卫吵架的声音，马上跑下去看，人已经不在了，我往两头马路上追了一段没有追上。”
“他们也来了？”政委微怔一下，想了想说，“这个地方有一块肥肉啊！”
第二十五章 善与恶
这一天晚饭后，门诊部宿舍比往常热闹得多，不少人家都来了文工团的客人，真是凑巧，不约而同都到门诊部来串门儿。医生和文艺工作者都是知识分子，本来就比较容易接近，加上文工团那些人身体娇贵的不少，尤其是女同志，稍有一点不适，就要认真对待，马上问病求医，于是，很多人是互相混熟了的。医生护上们很欢迎文工团员到他们家里来玩，因为他们总是带着笑声来的，能一下子把你家的寂寞和忧愁驱逐到海那边去。特别是有几个话剧演员，他能当着你的面模仿你平日的语言、动作和不良习惯乃至生理缺陷，好像你变成他，他变成你了，惹得旁人捧腹大笑，羞得你自己无地自容。还有的善于讲故事，不需要有故事台本，也不需要有离奇的情节，就是日常发生的琐事，人人都司空见惯了的一些小事，被他们拿去一讲，就立刻生动起来，配以适当的表情和动作，就使你感到身临其境了。他们一来，就必然要打破这个宿舍的宁静，破坏所有的家庭——因人们都不再以家庭为组合单位了，而是围得一堆一堆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场面比看舞台上的演出要精彩些，因为在正式上台演出时，每一个节目都必须突出政治，而在这里是允许没有政治的。
目前，在刘絮云家里，有一个话剧演员正在讲述公鸡追求母鸡的整个程序，以及一只公鸡同时领着好几只母鸡的时候，是怎样区别对待的。看来他确实是认真观察了鸡的生活，讲得头头是道，表演得栩栩如生，他自己完全变成一只公鸡了。在另外几家房里，有的在回忆他们在舞台上忘了台词、没有拿道具、误场了、掉了鞋子等等逸事；有的在描述某次与农民联欢时，一个可爱的山歌手是怎样引人发笑的故事；有的在大谈其天南地北的见闻，加油添醋，还不使你感觉出有假来；也有的是在为了自己的某种慢性病，借此机会向医生打听最有效的疗法。
刘絮云自己家里有客人，她却不在那里陪着，这一家串到那一家，那一家又串回这一家，每一个精彩的故事她都没有听完，每一个来访的客人她都打过招呼了。她像一个舞台监督，又像是群众游艺场的总经理，她非常忙碌，不知在忙些什么。门诊部主任方鲁的家里没有来客人，因为他是主任，即使文工团员来到他家里了，也不会像在别处那样放肆，现在是，根本没有来。方主任也没有被笑声吸引过去看热闹，他目前心情不太好，独自坐在卧室里想问题。自从军营里各种舆论工具出现了“彭其反党阴谋集团”的提法以来，他有点提心吊胆。到底这个阴谋集团包括一些什么人呢？要与彭其有什么样的关系才算是他那个集团的成员呢？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是参加过他的反党阴谋活动才能算，一般的因工作关系接触多一些不应该认为有问题。但是有一点是使方主任不大放心的，就是胡连生的精神病问题。其实，他对胡连生的同情是在斗争会上就产生了，也闪过一下想把他诊断为精神病以避免负政治责任的念头，但他不敢。后来司令员交给他任务，他的胆子就大了，总算把胡连生从拘留所迁进了医院，从囚犯变成了病人。现在由于彭其的倒台，会不会把那件事抖落出来呢？如果抖落出来了，最倒霉的还不是他方鲁，而是那个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胡连生。方鲁可能会因为听信彭其的指使而背上一口黑锅，但他相信，除此以外别人也找不到他与彭其的特殊关系；至于经常给司令员看病，那是工作，谁也不好横加什么罪名。他如果采取主动，自己去揭发彭其指使他干的事情，完全可以把自己洗清白，但是方鲁的脾气也属于彭其那一类，弯的少，直的多，一般常理常情他很容易接受，就是路线观念很差，明知很差，还不准备加强一点。方鲁是山东人，由于走南闯北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口音已完全改变，普通话讲得比较好。最初他参加地方上的抗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才到部队来。他的医术是在战争中学的，建国以后又专门到医学院进修了几年。这人是个典型的业务领导，从来不大过问政治。虽然如此，但党性和组织观念都很强，是因为从战争中带来了习惯，永远忘不了。对于目前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他几乎样样都反感，而且不善于掩饰，总要从脸上嘴上暴露出来，当然还能掌握一定的分寸，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最近有一些鬼现象引起了他的警惕：门诊部低声耳语的情况多起来了，每当见他一到，一切就平静下来，使他不能不怀疑这些耳语是否与自己有关。那个心得笔记写得最多的刘絮云显得特别活跃，常常这家进那家出，很晚还在嘀咕。也有人向方主任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赶快给刘絮云评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吧！”方主任认为：“不行，光是抄书，凑字数，这不叫活学活用。”人家又说：“给她评上吧！评上了好一些，不评上不好，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要看行动，不看她怎样抄书。”“唉！”提建议者无可奈何，只得叹口气说，“方主任啊方主任，你会倒霉的！”方鲁对于这些好心的劝告至今没有接受，他今后也不准备接受。
热闹的宿舍里突然响起一声使人毛骨惊然的口号：“打倒彭其反党阴谋集团！”接着，所有正在讲故事和扯闲话的文工团员立即中断他们的表演，全部拥到走廊上来，相继喊起了同样的口号，门诊部的人也有参加呼喊的。
方鲁不知出了什么事，停止思考，起身准备出门看看，不料外面有人推门进来了，都是刚才在左右各家闲聊瞎扯的文工团员们。
“哦？”方鲁愣了一下，然后客气地说，“进来进来，坐吧！来这么多人，房子小了一点。”
“方主任，我们可轻易不到您这儿来呀！”有个领头的说。
“嗨嗨！嗨嗨！……以后多来嘛！以后多来嘛！”方鲁明知来者不善，也只得应付着跟他们说话。
“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领头的说。
“什么事啊？”
“想找您谈一个问题。”
“好啊，什么问题？……哎，大家坐嘛！凳子上，床上，都可以坐。”
客人们并不怎么讲客气，脸上也没有笑容，好像是来查户口的，其实很清楚，大家都不必客套。方主任也已看出客套是多余的了，他干脆不提什么喝茶之类的问题，严肃庄重地站在写字台前，将每一张面孔都看了一遍，有的知道姓名，有的只是面熟，有的还曾经为了病和药的事向方主任求过情，并得到了他的帮助。一看到这样的面孔，方主任不免多望他一眼，那被望的人只得讪讪地低下头去，发现鞋带系得不合适，连忙弯下腰去重新系过。
“方主任，”领头的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你知道吗？”
“这怎么不知道呢！”
“我们空四兵团出了一个反党阴谋集团，你知道吗？”
“知道，标语、大字报到处写着。”
“是谁为首啊？”
“彭司令员。”
“什么彭司令员！彭其，你还跟他划不清界限！”客人当中有一个插了这么一句。
“危险啊！方主任。”还是领头的说。
“我跟他有什么划不清的？”方鲁理直气壮地说，“他当司令我看病，他倒台了我少一个病人。”
“你们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
“那你说还怎么样？”
“不要装糊涂了！”又有一个插话者。
方鲁并不示弱地朝这个插话者瞪了一眼。
这时，假装无意撞进来的刘絮云大惊小怪地喊了起来：“你们这是怎么啦？空气那么紧张，脸上都那么严肃，找我们方主任干啥呀？发生了什么矛盾？咱也能听听吗？”她说着，挨邹燕坐下了。
“我们想问问方主任，他跟彭其的关系问题。”
“哦！是这个呀！那是得问问。方主任，你平常跟彭其的关系可不错呀！现在彭其倒了。你也该讲个清楚啦！”刘絮云说。
“我没有什么要讲清楚的，工作关系，明摆着，谁都知道。”
“不见得吧！”还是刘絮云，“你给胡连生看病的事大家知道吗？能不能公开说说啊？”
“我一天不知要看多少病，都要说吗？”方鲁一点也不倒威。有几个门诊部的人挤在门口，像是看热闹，又像是有目的来的。
“进来呀！”刘絮云向他们招手，“人家文工团的同志以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为咱们做出榜样，咱们要向他们学习呀！为了弄清方主任跟彭其的特殊关系，文工团的同志带头啦！咱们门诊部的人路线觉悟就这么低？进来吧！‘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事情出在我们门诊部，我们不能不管。”
门口的人多数进来了，也有少数大概确实是属于看热闹的，听刘絮云这么一说，热闹也不看了，赶紧溜开去。仍旧留在门外的，只有几个小孩子了。
“方主任，”刘絮云又说，“跟大家说个清楚吧，你是怎么给胡连生看病的？”
“没什么说的。”
“嗬！这么硬啊！连彭其都投降了，你还硬啊！你以为人家不知道？还想蒙混过关哪！哼！只怕群众不答应。文工团的同志专门找你问问，你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同志们，他这样行不行啊？”
“不行，要讲清楚。”
“同志们，”方主任对文工团的人说，“请你们不要管门诊部的事，我们这里的事很复杂。”他说着，瞪了刘絮云一眼。
“哟！”刘絮云呼地站起来，“管不得呀！哼！那么厉害呀！只许你们勾结起来反毛主席、就不许革命群众找你们问问清楚？偏要问，今天你不讲清楚，我们就不离开这个房间。别把群众当阿斗，告诉你，群众是不好欺负的。彭其又怎么样？胡连生又怎么样？资格比你老点儿吧！一样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可不讲什么客气的。说！”她露出咬牙切齿的凶相来，大吼了一声。
“是真是假你就说清楚嘛！”有一个文工团员以不太厉害的口气说。
“好，”方鲁不理刘絮云，专对文工团的人说，“同志们，你们不了解情况，我把情况告诉你们。那天你们斗胡连生的时候，我在台下看着，觉得他有点反常，可能是神经有毛病，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我不便扰动会场。后来陈政委心脏病发作，我送他到医院去。回来以后，正想去向司令员请示一下，要求给胡处长看看病，恰好司令员打电话来要我去，他向我详细问了陈政委的病情。趁那个机会，我就提出要给胡处长看病的事，司令员同意了。第二天我到拘留所去给他初步看了一下，觉得是精神病，情况我写在他的病历本上了。这样就决定送医院。到了医院以后，我怕诊断不准确，又在那里给他做了一个脑电图，证明是他过去留在头部的一小块碎弹片发生移动，影响了正常的思维活动。情况就是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别听他胡说！”刘絮云像包打天下的英雄一样跳到文工团员们的前面，左手反叉着腰，右手抬起来怒指着方鲁，恨不能把他吃下去：“明明是彭其要你去给他看病的，你明明知道他不是精神病，你在拘留所跟胡连生的谈话我都听见了，你赖不脱！你给他做的脑电图是假的，你把真的毁掉，拿一个真精神病人的脑电图写上胡连生的名字。”她转向众人，“同志们，你们听听，他们就是这样搞阴谋诡计的，装得像个正人君子，满肚子坏水，直到现在还在欺骗群众，把我们大家当成猪了。”又转过去对着方鲁，“睁开你的狗眼，看清形势，现在不是彭其的天下了，门诊部也不是你姓方的天下了，你要想图个好下场就老实交代，不然，广大群众决不饶你！”
“你代表谁呀？”方鲁毫不示弱，“只听见你一个人叫叫喊喊，血口喷人，脑电图是假的，你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就是政治陷害。”
“嗬哟！直到现在还这么嚣张，还在仗着彭其的势啊！你放心，会拿出证据来的，你着什么急？现在，先得扭扭你的态度再说。同志们！”她再一次向文工团的群众进行煽动，“方鲁看不起咱们，把咱们当成阿斗，欺咱们软弱无能，咱们能够答应他吗？说呀！咱们怕他啦？”
文工团的人响应得并不热烈，有些人对刘絮云产生了反感，但面前是关系彭其反党阴谋集团的一件大事，刘絮云虽不好，而她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因此，不太整齐地口号声吼向了方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一定要砸烂彭其反党阴谋集团！”
“方鲁必须老实交代！”
“任何人不许对抗群众运动！”
刘絮云觉得这些口号都不够劲，自己领头叫了一声更响亮的：
“打倒反革命分子！”
可是文工团的群众没有人跟着喊。
“谁？”方鲁怒视着刘絮云问。
“你！”刘絮云凶恶地指着他。
“我是什么？”
“反革命分子。”
“你再说一次！”
“谁跟彭其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分子，你就是！”
“你再说一次！”方鲁像霹雳般吼来。
“我说了你，怎么啦？怎么啦？想吃人？张牙舞爪，嗬哟！我们这儿成了刘少奇的天下了！反革命分子这么嚣张！我叫你嚣张！”
得不到群众支持的刘絮云，只得孤注一掷了，她像狼一样扑向方鲁，举手向方鲁的脸上打去。方鲁把手抬起来一挡，动都不需要动一下，就使刘絮云感到她的手臂要断了。恼羞成怒的刘絮云，再没有别的高招了，将手臂往怀里一抱，蹲下去，哭了起来，边哭边骂：
“反革命分子，狗急跳墙，打人啊！他敢打人啊！毛主席，为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还要挨打呀！这里的反动路线嚣张得冒烟啦！彭其的死党统治了空四兵团，坏人当道，好人挨打，群众也死绝了，没有人敢说话了，害怕反革命分子报复，害怕他打人。你打吧！打死我我也要忠于毛主席，变成鬼我也要咬断你反革命分子的脖子……”
有一个女医生来到门外，想把她的一个十来岁的儿子从门口拖开，那孩子不愿意走，母亲训斥了几句，还不走，母亲来火了，发生了另一起打人事件，传来另一种哭声。
文工团的领头人向邹燕示意，要她把刘絮云扶起来引到别处去。邹燕领命，俯身劝慰了几句，要扶她起来。刘絮云这时也不知她的戏如何继续往下演，邹燕来扶，正好找到台阶好下，便顺水推舟地跟着邹燕走了。
文工团的造反者，几个月以来对各式各样的革命行动都已经熟悉了，体会过了，新鲜感在逐日消退，代之而来的是疲劳和厌烦。最近，新兴革命家范子愚上北京去了，他一走好像把造反精神全带走了，余下的人们都显得有气无力，使人感到，这个新兴的革命组织已过早地发展到了强弩之末的阶段。今天的行动只来了少部分人，就连这愿意来的少部分人也信心不足；又加之刘絮云包打天下，搞了一场并不高明的使人扫兴的表演，使得大家更是像泄了气的皮球，有的人甚至感到害噪，惟愿早早脱离这场纠葛。好在领头人还能坚持挺下去，才不至于不欢而散。
“这样吧！”领头人说，“大家都冷静一点，我们今天的行动是想把问题搞清楚，问题没有查清以前，咱们也不下结论。为了搞清问题，方主任，请你把有关的东西让我们看看，比如你的笔记本、你的日记，还有别的各种有关的东西。”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方鲁平心静气地说，“请你自己去看好了，我不需要一样样拿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