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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1928年3月号《新潮》，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不管投入多少军费，共产主义运动必将仍然发展壮大，讨伐实质以失败告终。这样，国民政府便一切以孔子、孙文来掩饰自己的失败。所谓新生活运动，也是为了巧妙地从不断高涨的中国大众的不满之下脱身而推出的口号。不要跳舞啦，不要抽烟啦，遵守时间，提高道德啦，等等，尽提一些细小的问题以便将民众的注意力从政府转移到其他方向。文艺运动之类，经常反映中国青年大众的不满，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政府镇压之残酷是不用说了。
没收、禁止、对作家逮捕、暗杀，是中国政府的常用手段，所谓“文学的自由”这样的东西是几乎没有的。譬如说，要禁止共产党，说俄国是共产党，便连俄国古代作家的东西也立即禁止了。
国民政府是与中国大众完全对立的。作家们要写中国社会的普通事情，对政府来说，就立即成了暴露文学、左翼文学。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对官方来说就是坏的。报纸也是这样，政府认为坏的报纸，国民便认为是好的。但是，这样的报纸一一被禁止了。国民党里是没有作家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里没有写出像样作品的作家。不过，不支持政府和国民党的作家没法生活。首先是作品不能发表。杂志也好，报纸也好，反映现实的作家的作品不让登载。而且，既没有著作权，也没有发行所。
·与圆谷弘的谈话，录自圆谷弘《与鲁迅谈话》，文
收圆谷弘著，1936年9月东京有斐阁出版《中国
社会的测量》，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有几位新近作家的作品是可以达到在贵志，《改造》上发表的水准的；但往后有稍低的东西也请将就刊载吧！中国的作家最可怜的，稿费的收入都是极少的啊！”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的死》，
文刊1936年10月21—22日《日日新闻》。
青年创作家的环境是很不好的，所以都不得不小心翼翼。他们每月只要有四五十元的收入一面从事××工作，而又不用忧心面包，就写得出东西了。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的死》，
文刊1936年10月21—22日《日日新闻》。
李厚基查封《民钟报》是一种妨碍新闻自由的罪行。
·与李硕果等人的谈话，录自李远荣《李硕果与鲁迅》，文刊1989年第9期《鲁迅研究动态》。
日本人是不了解中国的啊！
他们不懂，即使孔子，也是与一般民众没有关系。日本人对于孔子，添枝加叶，把他夸张为中国道德的老祖宗。孔子是逃避现实的文人。他为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他的时代，与今天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两样吧？但是，有趣的是孔子老被政治家利用。在中国，革命一兴起，首先第一件事便是着手打破他的偶像；而当革命最终不成功时，这回则是相反，要开始褒扬他了。现在，国民党拼命宣扬孔子，这不过表明了他们如今已走到最后的绝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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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在中国古已有之：权势者把学者集中起来，然后让他们写文章；如果文章中有似乎反抗的语句，权势者便立即将这个作者杀死。在中国，其他国家很自然的事情却不能自然地去做，而其他国家不可能的事情却是可能的。我不明白现在的政府为什么恨我的理由。我猜想，大概是我的正直行为不中他们的意。我想使国家尽量好一点，但政治官员却随便怎样都无所谓。我同情自己的同胞，拼命想使他们多少觉悟一点，但政府官员却安于现状。我为中国的将来担忧，但政府官员却只考虑眼前之利。
·1935年10月21日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谈话》，文刊1935年11月12日《朝日新闻》，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
唉，不能吃饭啊！（指作家只靠稿费不能生活/编者）
真是这样！从古以来，在中国，成功的不是强盗便是近乎强盗的人。灭亡了元朝的朱元璋，成了明太祖，在中国历史上大名远扬。但其实，他不过是强盗中的伟大者，最大的谋反成功者而已。中国的狂人都梦想当皇帝，那是因为可以随心所欲地榨取。在中国，谋反也成了一种商业，至少是一种有趣的竞戏。最近，更有不愉快的事，那便是要将这种榨取合法化。现在的财政部长，要在他五十六岁生日之时聚集十万元巨款，就说他终于长命活到五十六岁，高高兴兴地收集并交付十万元的愚民们在哪里呢？这个，不是巧立名目的榨取又是什么呢？
·1935年10月21日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谈话》，文刊1935年11月12日《朝日新闻》，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
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愿，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将来连金鱼缸里的金鱼都会被捉来杀掉，因为它们不幸先天就是红色的。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王宝良《回忆鲁迅先生二三事》，文载1956年第7期《萌芽》。
你不知道，我小的时候，鼻子跟你爸爸的一样，也是又高又直的。可是到后来，碰了几次壁，就把鼻子碰扁了。你想，四周围黑洞洞的，还不容易碰壁吗？
·与周晔的谈话，录自周晔《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文刊1945年《新文化》创刊号。
没事，当然要放（人）的，他们的口粮也紧得很呀！
·与孔另境的谈话，录自孔另境《忆鲁迅先生》，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要是书店愿意的话，我看倒可以连同批语一起印出去。过去有钦定书，现在来它一个官批集，也给后代看一看，我们曾经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这是官批本。你就另外去印你自己的别集。快了！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凶，越暴露了他们的卑怯和失败的心理！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琐忆》，文刊1961年9月号《人民文学》。
哦，皇帝免冠啦！（指国民党当局在唐文章所提皇帝名上加红杠的作法/编者）
骗子的行当，总要干得像个骗子呀。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是骆驼（唐气愤地称国民党当局此种做法是“见骆驼就说马肿背”/编者），不过自己吃了《神异经》（传为东方朔著，今佚，仅存辑本1卷/编者）里说的“讹兽”的肉，从此非说谎不可，这回又加上神经衰弱，自然就满嘴昏话了。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钦文著，浙江人民出
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也都没有的。……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在本国不能施用的手段，在殖民地施用。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以前师傅对徒弟，除剥削之外，也还多少要留一点后步，因为徒弟是总要出师的，出师了就是独立的手艺人。现在上海的老板，对待童工，却只有剥削，连他们剩上的几条筋都要被吃掉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只看城市里的中国人，你还不能了解中国人的贫困生活。在比四川省更远僻的一些地方，人们都住在窑洞里，而且那窑洞是连门都没有的。……洞口如果装了门，就会被强盗抢走，拿去烧火取暖。他们生活的贫困，你真是难以想象。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
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1956年第19号《文艺报》。
但是他们是有“主子”的，于是本能地与大众为敌。那些洋场恶少们，自然是一些孱头，渣滓，不足为道，但一到够得上和外国人讲话，也就飞黄腾达起来，主张杀，杀的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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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与于伶等人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四卷。
别国的检查不过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即使在删削的时候，也是删而又删，有时竟像讲昏话，使人看不懂。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生活——后五年》。
上海的四马路，号称文化街，各种大大小小的书店集中在这里。反动派看到许多店里摆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读者买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他们自己的反动书店门可罗雀，反动书刊无人过问。无可奈何之中，把卖左翼书刊最兴旺的一个书店老板捉了来，审讯他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为什么爱卖左翼的书？这个书店老板回答说：“我是老板，将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盘。”
·与于伶等人的谈话，录自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
他》，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二集。
“检查官就是要把作品的题目改得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作品。”
·（1936年10月10日在上海大戏院观《复仇艳遇》时与
姜春芳的谈话，录自姜春芳《我的翻译之道》，文收全
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21辑。
那些人不仅政治上保守甚至反动，在文学上也不会有什么建树，最多不过躲在象牙之塔里，弄点帮闲和帮凶的文学出来罢了（指有几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想办一个大型文艺月刊，希望以未名社的名义发行/编者）。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别具风格的未名社售书处》。
国民党有大使馆设在莫斯科，除造谣之外，还干些什么勾当呢？这些宝贝！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鲁迅先生的故事》。
这证明鲧死得冤枉，他主张“湮”，何尝不是治河的高着？禹反其父之道，一味讲“导”，幸而成功，可是后来代代治河专家，又有谁真曾走禹的道路？——好像鲧呀禹呀，据说都是愚民捏造出来的，已被教授（指顾颉刚，他曾考证禹是一条虫/编者）考据明白了，不过是一条虫，我们又何苦为鲧翻案，还是开一眼，闭一眼，让治河专家们多发点洋财吧。
·与曹艺等的谈话，录自曹艺纪念鲁迅先生》，文收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同是青年而不可以一概论，志行薄弱者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别国的硬汉为什么比中国多？是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中国也有好青年，至死不屈者常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其不能熬刑至死者，就非卖友不可，非贩人命以自肥不可。所以坚卓者壮烈而先亡，游移者偷生而堕落。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一点不写。什么也写不出来。要写的话，我想写农村。为写这个，想去乡下。但是，这又不行。
如果写一点什么送到报社或杂志社去的话，编辑那里首先就要送去给军方过目。
即使翻译契诃夫的小说，也被禁止发行呢！
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可不行。作家们都没法生活，非常痛苦。
既没有钱，身体也不行（指去日本疗养/编者）。
·1935年5月19日与松本重治、长与善郎的谈话，录自长与善郎《会见鲁迅的夜晚》，文刊1935年7月《经济往来》，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那时寄纸可真够难了。我亲自到市上把纸选好，买回来，好好包扎起来，送邮局寄。“邮务员”明知是纸，一看是往苏联寄的，就故意把包皮撕得细碎……那就是要叫你携回重包扎的。有时明收暗扣，这边寄出了，那边却收不到……
·与曹靖华的谈话，录自曹靖华《从一幅画
所想起的》，文刊1956年10月号《中国青年》。
中国并没有什么新文学运动，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死灭着。在使用白话都被视为异端的土地上，是不会有什么新文学运动的。
在中国是不能靠搞文学吃饭的。在报刊杂志等没有得到发展的中国，就是写了小说也卖不出去。没有哪个书店会出版卖不出去的书。光是写没有出版希望的书，那就只能饿死。
·与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山上正义作，李芒译《谈鲁迅》，
文刊1928年3月号《新潮》，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在中国是没有什么文学的。小说也是不存在的。
·与林守仁（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林守仁作，戈宝权译，
《关于鲁迅及其作品》，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就连翻译的契诃夫小说，也被禁止发行了。
那是从前的事了。（指松本重治所说日本允许自由主义的立场/编者）但是现在没有了。作家们都在为不能生活而在痛苦着。
·与松本重治的谈话，录自松本重治《上海
时代》，文刊1974年6月号《历史与人物》。
希特勒一举手（指法西斯的举手礼/编者），就将德国的文化毁灭了。在我们这里，和德国也差不多。
·与黄新波的谈话，录自黄新波《不逝的记忆》，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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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文学遭了灾厄了
作者： 吴作桥
“谁也没有写什么。谁也没有写作，中国的作家不能写作，我也几乎没有写什么。这也是一个原因，但还不止这一点。作家的生活，不断的受到威胁。动不动一点原因也没有就被捕去。……所以许多的人都转向了，一部分的人跑到乡间去，文学杂志被禁止发行，文学遭了灾厄了。”
“虽有组织（指“左联”/编者），但并无人，作家不能活动。”
“转向派！（指日本“转向派”/编者）但总在创作着罢？中国作家的转向，与日本作家的转向不同……在日本，不与政治发生关系，就叫做转向罢，所以作家虽然转向了，文学依然存在，但在中国就不能这样。所谓转向，是为××××效力。是的，慢慢的变成这样子。不直接参加政治活动，就被释放。那是从前的事；现在却要他们改变文学的思想。渐渐的变成这样子，渐渐的不能写作了。认真的照实写出事实来，那就完全不行。但除这样以外，作家就没有可写的了。……作家就不能写作，或者只好借托神话与故事来暗示真实，讽刺发达起来了。”
“啊，是堂·吉诃德的山巧（现通译为桑科或桑丘/编者）么？”
“讽刺文学的发生，有其必然的根据。从历史上看来也很明白。……但到了反动更利害的时候，就连讽刺也很困难。我的文章，有人说是讽刺的。一有了这样的批评，就有作者本意并非讽刺语句，也被解释为讽刺的，而被人说坏话。”
“慢慢的达到不能产生文学的时代……在中国，作家已在一个悠长的时间里不作声息了。……但反动的波涛，也时有消长，最近文学杂志也源源而来的产生出来了似的。但不久那些杂志也受到压迫，不曾长远的继续下去。人们心想现在太平了吧，但马上就又来了一个反动，中国老是这样的……
·1936年2月6日，与鹿地亘等的谈话，录自鹿地亘著，雪译《鲁迅访问记》，文刊1936年4月27日北平《世界日报》。
这样下去，中国是可以给他们（指国民党/编者）弄完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