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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你……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青年回答很有意思，说：“天一黑就得去捉许多萤火虫，捉到很晚才能回来，所以，困得没有办法，只好在白天睡觉。”
这只是一个比喻。总而言之就是要抓紧时间努力学习，虽然从学校毕业了，但是光靠在学校的学习还是不够，平时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与儿岛亨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了解
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决不要为此而悲观。不管是日本文字也好，俄国文字也好，毫无关系。我倒干脆希望，在中国，中文被取消（鲁迅此处的意见似过于偏执/编者），不管它是英文还是法文，比中文更好的文字得到普及。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新作家，尤其是我们所期待的由劳动者或农民中产生出来的文学家，在现在的中国，是颇不容易产生的。在将来的长久的期间，也恐怕不易产生出来，因为生活丝毫不与人们从事文化的余裕，而且文字的拘束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力。在中国，因为那种困难的文字的关系，能够粗浅地看得懂写得出，就要花费初等教育的大半的精力，想驱使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是需要很多教养的。在目前，劳苦的大众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中国新近的作家，都是由大学出来的知识阶级，无论怎样，与劳动阶级出身的作家是大不相同的。他们那些丰富生活的体验者，如果有了文学的才能，那无疑会产生伟大的文学来。语言文字上的改良，这是最重要的工作。
·与鹿地亘的谈话，录自鹿地亘《鲁迅访
问记》，文刊1934年5月4日《世界日报》，
1992年第7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中国人写文章较别国难，因中国文字实在太不够用。所以写作时几乎个个字在创造起来。如果要照文法第几条，那是不可能的。外国字则每个字有单独意义，中国是分不出来的，有时加上形容字，也觉得不妥当。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用语太少，是新文艺成功的很大障碍。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董大中著，河北人民
出版社1999年9月版《鲁迅与高长虹》。
“我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提高自己的文学作品，像《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我总还嫌太少。在目前，全中国到处可闻到大众不平凡的吼声，社会上任何角落里，可以看到大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汇流的斗争鲜血，这一切都是大好题材。可是前进的我们所需要的文学作品的产量还是那么贫乏。究其原因，固然很多，如中国青年对文学修养太缺少，也是一端。但最大的因素，还是在汉字太艰深，一般大众虽亲历许多斗争的体验，但结果还是写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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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节：编辑与出版
作者： 吴作桥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先生此论是专指当时繁体字/编者），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代替这种障碍进步的文字。譬如说，一个小孩子要写一个生的“”字，或一个“”字，到方格子里面去，能够不偏不歪不写出格子外面去，也得要花一番功夫，你想汉字麻烦不麻烦？目前，新文字运动的推行，在我们已很有成绩，虽然我们的政治当局，已经也在严厉禁止新文字的推动，他们恐怕中国人民会聪明起来，会获得这个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这终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
·与芬君的谈话，录自芬君《鲁迅访问记》（据作者称，此文付印前经鲁迅校阅/编者），文刊登太编上海长江书店1936年11月初版《鲁迅访问记》。
■编辑与出版
我一向反对刊物的文章排得太满，密密麻麻，看了使人有压榨之感，不舒畅。不过正文后面留下许多空白，也确实很可惜。《掂斤簸两》（指《太白》半月刊的栏目名称/编者）好，排得少些，和正文区别开来，必要时加上花边。既像花饰，又批评了坏现象，这能使刊物活泼起来。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著，上海文艺出
版社1979年10月版《回忆·书简·散记》。
“一个刊物，是选登作品，怎么能调查人家的行为呢？”（《莽原》常登姜华的作品。中国大学有人向鲁迅先生反映姜华是国家主义派，《莽原》不应刊登姜华作品，先生讲了上面的话/编者）？。
·对中国大学某先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编辑应当有清醒的头脑，他比作家知道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全面的情形，也许不及作家想得深。编辑不能随心所欲地吹捧一个作家，就像他无权利用地位压制一个作家一样，这是个起码的条件。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著，上海文艺出
版社1979年10月版《回忆·书简·散记》。
这本版画（指《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此书于1936年10月印出，16日吴朗西将书送鲁迅先生/编者）印得还可以，装帧也美观大方，以后的画集就照这样印，一个月可以出一本吧？
·与吴朗西的谈话，录自吴朗西《鲁迅先生与文化生活出版
社》，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字排得密密层层，不留余地，令人接在手里有一种压迫感。
书的每行的头上，倘是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的时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对人的那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在上一行里，分嵌四个“铅开”，那么，就有一个字挤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长体和扁体的字要间杂起来，一律长体或扁体是不好看的。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张新颖编，学
林出版社1997年版《鲁迅印象》。
光边（指边口切齐的书/编者）好像和尚头似的。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你昨天走后，我忽然想起几个错字来。我虽然在顶上点出来，但并未改。我是想等着作者来，问一问是否有特别用意再改的。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都给他改正好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不拘是创作是翻译或校对都要十分精细，别无“诀门”。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好，要仔细一点，文章上的争执，常常因一个字的错误，引起很大的误解。校对和创作上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
·与尚钺的谈话，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文
载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那又何必呢，邵飘萍是新闻记者，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的，你找他，还得找伏园。有多麻烦？我看吃完饭，你们俩去看他，一下就决定了。”（指荆有麟、孙伏园一起去找邵飘萍，商量出《京报副刊》一事/编者）。
·与荆有麟、孙伏园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
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片断》。
“他这样说（指李小峰约期付酬时总说×日以后付/编者），是永远不会失信的。”
·与张友松的谈话，录自张友松《鲁迅和春潮
书局及其他》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先生，今天我作小东，就在近边找个馆子再胡拉一阵儿吧。你看，已是吃中饭的时候了。”
·与黄苹荪的谈话，录自歇翁（黄苹荪）《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哼，突然地‘师’起来了（指某青年编辑致函鲁迅约稿，抬头称“迅师”/编者），过两天会改成‘迅兄’，再过两天不给他稿子，就会改成鲁迅‘你这混蛋’的‘迅师’，不知道他在什么学校听过我底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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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节：读书与学习
作者： 吴作桥
·与×××的谈话，录自郭恪《胡风不以鲁迅门人自诩》，转自
刘一新《真的声音，美的言词》，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1辑。
有几个外国人（此指斯诺等人/编者）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
·与友人的谈话，录自唐天然《又一位深切悼念鲁迅的国际友人——来华法国文学家华罗琛》，文刊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
■读书与学习
读书的范围要比较广，不应该只限于文艺作品，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的书籍也要选读，使自己有比较丰富的常识。学习自然科学可以培养观察力。医学对于我有益无损。
多读文学大师的作品，是每个作家必备的修养条件。这可以使作家眼界广，在选材、塑造人物、文学形式等等方面得到有益的启发。但是，创作往往容易受到所读作品过多的影响和局限，这在青年作家是尤其应当注意的。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看古书不过像抽鸦片，可以麻醉一下。
·与×××的谈话，录自何春才《鲁迅在广州的剪影》，
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是的，还是多看一点外国书，对于你，这是更为有益的。”
·与唐的谈话，录自唐《纪念鲁迅先生》，文
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2卷第2期。
《红楼梦》写的主要是大人的事，文字比较深。年纪小，初小程度的孩子，估计看不懂，没有兴趣，容易造成看书“半途而废”等坏习惯。还是等太师母有空时，请她老人家讲几段比较好。小学生要看大部头小说，以先看《西游记》、《三国演义》这类书为妥，这些书写得生动有趣，文字也浅近，容易看懂。
你们要看小说，还是看《桃色的云》等儿童读物比较合适。这是翻译的书，总不免讲些外国的风物、习俗。中国儿童读物实在太少了。
·与愈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除线装书和印度书外，都可读。不过在平时，我没有留心过。”
·与阎宗临的谈话，录自阎宗临《回忆罗曼·罗兰谈鲁迅》，文刊1981年第5期《晋阳学刊》。
我也用日本话写过文章，实在麻烦。不能不一一细想×行的×段等事情。那样的东西，究竟也可以算是日本文吗？
我学外国话的时候，当初乱读了很多。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那个地方，那么无论到多久都不会懂的，所以就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都明白了。只要多读多译就好，没有别的秘决了。
·与池田幸子的谈话，录自池田幸子《最后一天的鲁
迅》，文刊《作家》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25日）。
■其他
看了这样广告来买书的读者，该不会骂我们使他上当的。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张新颖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鲁迅印象》。
还是到“中天电影院”去好，因为那里放映的片子，是适合中、小学生看的，适合小客人们看。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俞芳《杂忆鲁迅先生
与少年儿童》，文刊《上海鲁迅研究》第6辑。
法西斯蒂的国里似乎用不着文化的，所以不给（指印好的《北平笺谱》不向德国和意大利国家图书馆赠送/编者）。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鲁迅先
生》，文载1936年11月号《译文》第2卷第3期第五编“能有不先涩苦的果实吗？”——谈文艺●第五编“能有不先涩苦的果实吗？”——谈文艺●Ⅳ“能有不先涩苦的果实吗？”——谈文艺
■总说
“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启人感。”
·回答章太炎的提问，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浮光掠影，也是好的。只问所浮的光所掠的影，是否从实际生活和自身体验中来？如果是的，那就是文学。”
·与祝静远的谈话，录自祝静远《回忆鲁迅先生》，文收绍兴鲁迅纪念馆1986年编印《乡友忆鲁迅》。
“是的，我以为文学是唤醒大众的最有力量，最必要的技术之一。”
·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第4期朝鲜《新东亚》。
和权力提携，或由权力的庇护而产生的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被旧道德所支配的思想，是产生不出永远的艺术的。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的死》，
文刊1936年1月21—22日《日日新闻》。
这个问题不容易下个确切的定义。描写各种人物的遭遇来表达革命思想，能够暴露黑暗，显示光明，鼓舞斗志，使人振作，立足革命、弃旧扬新的文艺作品，也许称得上革命文学。其作用是使广大读者潜移默化，充满爱什么恨什么的思想感情，收到启发人教育人的效果。现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文艺园地一片死寂。现在有的只是如吴稚晖之流从指挥刀下骂出去的“打倒”、“严办”、“杀杀杀”的口号式的嗥叫；也有一股吃饱饭没有什么事好做的先生们，挂招牌，印刊物，大做莫明其妙的文章，在官营的报上骂开去，他们自我陶醉地把自己的作品称为革命文学。这样的文学家纷纷出现，就证明并没有革命。但希望是在于将来，而将来是不可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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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节：其他
作者： 吴作桥
·1927年8月15日在妙奇香饭店与何春才的
谈话，录自何春才《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
事迹和谈话》，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现在没有，还在萌芽状态，无产阶级文学的种子，将来得到阳光雨露，必然逐渐发芽滋长。但何日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呢？这就很难说，无从预言。现在真正革命的人受到空前压迫，忙得很，也苦得很，但他们奋然前进！总之，迟早会出现的！那时无产阶级文学就会朝气蓬勃，欣欣向荣了……
·与何春才的谈话，录自何春才《回忆鲁迅在广州的
一些事迹和谈话》，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因为理论把人拘束住了吧！起先没有理论，还可以随随便便地作下去，有了理论了，反倒不能写了。这是人之常情。虽然压迫也是一种原因，然而这个原因却占大多数。”
·1932年11月25日与王志之、张松如、潘炳皋的谈话，录自
潘炳皋《鲁迅先生访问记》，文刊1932年第4期《北国月刊》。
理论怎样滔滔不绝，但作家还是须要艺术高明。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文学以后不能算它职业。——教书吃饭例外，专门学者例外——科学家……无论什么人，于自己职业之外，对文学有趣味，工作剩下来的时光，把从实际得来的写出来，各人经验不同，表现的当然五花八门。可是向来一般人对于科学算学……不愿意努力的，都投向文学这一条路来，或美术上来，这是很不对的。不过这种情形是畸形的。而近来女工，劳动者，每一篇文章出来，容易引人注意，因为他们的生活充实，自然有一种力量存在着。”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现在的小说以反映学生生活的居多。……“但是还可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