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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议论大都是不中肯的。骂来骂去骂不出所以然来，真是无聊。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与黎烈文等人的谈话，录自唐《第一次会见鲁迅》，文
收唐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回忆·书简·散记》。
被骂，我是不怕的；只要骂得有道理，我一定心服。然而，总以骂得无道理的居多。譬如现在常常有人骂我是“讽刺家”，倒都是老老实实的真话。
平常应酬场中，问到别人的姓名籍贯，总是“贵姓”，“大名”，“府上哪里”；你说了姓名，别人不管有没有听见过，总是“久仰久仰”，你的出生地不管是怎样冷僻的乡村角落，人家总是“大地方大地方”，大家都认为老实话，其实这明明是“讽刺”。
真是“讽刺”，不算“讽刺”，于是老实话反变成“讽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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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与以群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以群的谈话，录自以群《忆鲁迅先生》，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了他们，而真理愈得阐发。他们的成名，是烟火似的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
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我对他们（指张若谷、曾今可等/编者）也并没有什么公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现通译堂·吉诃德/编者），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
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忙！那不行。外国作家……他们接受的遗产多么多，他们的文学生长已经有了多少年代！我们中国，脱离了八股文，这才几年呢……慢慢作，不怕不好，要用心，性急不成。”
“能作什么，就作什么。能作一点，就作一点，总比不作强。”
·与萧红的谈话，录自萧红《逝者已矣！》，文刊1937年10月20日《大公报·战线》第29号。
我虽然曾经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感到失望，但是正因如此，我必须战斗。
·与儿岛亨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了
解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我的父亲没有留下遗产给我啊。病也没有法子想。不写文章就不得过。嘻哈。
息得太多，也就很无聊。
·与曹白的谈话，录自曹白《写在永恒的纪念中》，文收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鲁迅先生纪念集》。
“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了，也不要紧。第二，我们要坚韧地慢慢地走去。”
·柔石引述鲁迅的话，录自1929年10月14日
《柔石日记》，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不过，事情总是多方面的，也总是不无原因的。我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人员，虽然非亲非友，也没有什么仇恨。我们写文章，总得有点新思想，总得发表点谋改革的意见。总要让读者吸收点新知识。尤其是有为的青年读者，不满意于现状，是要谋改革的，也得设法给他们点帮助。编辑人员本来应该站在读者的一边，也应该迎合点读者的心理。可是，后来我明白了：且不说编辑人员，其中有一部分还是保守的，唯恐出了乱子敲破饭碗，总要是四方平稳的文章才敢编进去发表。即使是维新的，总也有所顾忌，因为编辑人员的上面有着总编辑和馆长、社长等老板，他们是更要顾到利害关系的，尤其是讽刺得尖锐的文章，有些人总是要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却不愿意被人暗暗地揭露出来。如果触犯了有权势者，不但编辑的人饭碗要打破，那刊物也将办不下去。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我们绝不能因此搁笔，当然仍然要写讽刺文章，仍然要揭露黑暗。不过要注意到这种情况，要写得暗藏一点，含蓄一点，使得不大刺眼，但明白的读者能够领会到。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写文章投稿的，要多用一番功夫，要写得能够通过编者的眼睛，实际上也要不使他们太为难。否则发表不出去，不就是白写的了吗？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钦文著，浙江人民出
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垂死的疯狗是乱咬人的，要警惕些。稿件就交给我好了。
怎么？还是原封不动的吗？这类信、稿，得方便时，最好拆开看看，分分类，然后用纸卷起粘好，写上个外地邮址，再不妨贴它几个邮花，这就完全像别人委托代寄的了。碰着抄靶子，还不会应付吗？
我们不骗好人，但对敌人么，就不应老实了。
·与白曙的谈话，录自白曙《回忆导师鲁迅二三
事》，文载1961年10月18、20、21日《广西日报》。
报纸没有一家没有背景，我们可以不问，因为我们自己绝办不了报纸，只能利用它的版面，发表我们的意见和思想。不受到限制、干涉，就可以办下去；没有自由、再放弃这块园地。总之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民报副刊〉及其他》。
有些人拿愚蠢的冒险当勇敢，总怂恿人赤膊上阵，我总疑心他们属于敌人那一面；自然，其中也有老实人，但总是轻者遭殃，重者送命。生物具有保护色，在残酷的斗争中怎么就不可以学习呢？
·与李霁野等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
斗争要有长期而坚强的韧性，不能赤手空拳，挺身而出地硬干，而是沉着机智地去应付艰危。站出来讲话尤需要明喻暗譬，大家领会而又无懈可击；绝不可以对当地当政强梁权贵指名道姓地明白指斥，借以避免授人以柄，徒招祸害到自己身上，对敌人必须讲求应付的妥善而巧妙的策略。
我明天（1929年5月29日，鲁迅在北大讲演日期/编者）就是用机智的隐喻来讲话，正要抓紧策略来应付敌人，冲击敌人，而不被敌人钻空子。
只要到时入场，用不到什么证件或票券。
·1929年5月28日在西三条故居与张孟闻的谈话，录自张孟闻《鲁迅先生的告诫》，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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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与春地画会成员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你们年青人真不懂，要做掩护工作的，今后要注意掩护，房子租得好些，挂块牌子，像个画会，外界不会怀疑。
·与春地画会成员的谈话，录自吴似鸿《回忆“野风画
会”及与鲁迅的关系》，文刊《绍兴鲁迅研究专刊》第11期。
“现在中国幼稚的青年们，一点都不怕死，而且好像还希望死，但我说这是不好的。容易的想到死的人，是不能搞真正的运动的。”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增田涉对鲁迅说：“听说您的脑袋要值三万元呀！？”）
“这是假的。一个文学家，他们哪会出这么多的钱。只有带军队的人的脑袋，才会卖这么高价的。要搞我的话，不过一两千元吧……”
“对呀！我尽管攻击军阀和政府，但也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啊！如果不注意，我早就被他们杀掉了。所以那些攻击我的、犯幼稚病的批评家们说，鲁迅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家，那就应当早已被杀了。而我现在还活着，还在发牢骚，说怪话。据说这就是并非真正革命家的证据。这也许是实际情况吧。我也承认他们的道理。我们自从发起反清革命运动以来，我的朋友大多被杀掉了，活下来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拿我来说，自从遭到段祺瑞的通缉令，就不得不多次到处逃避，是从很危险的情况下逃脱出来的……”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卞立强译
《鲁迅传》，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刀壳原为两片木头，只靠这两片纸的力量，才封成整个的刀壳。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
“这故事你是听过的，我又在这儿对着青年自称英雄了。”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曹聚仁著，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鲁迅评传》。
“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与孔另境的谈话，录自孔另境《我的记忆》，文
收孔另境著，泰山出版社1937年6月版《秋宿集》。
有个农民每天挑水，一天他突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呢？自己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担”。
一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想到皇后娘娘是怎样享福的，皇后娘娘一醒过来，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对冯乃超等讲的两则小故事，录自冯乃超《左联成
立前后的一些情况》，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6辑。
“要思索，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去走一走，先拜访拜访那些将军，再去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实际存在的事物。要为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工作。但是要永远思索和研究。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著，佩云译
《鲁迅——白话大师》，文刊1935年1月美国
《亚洲》杂志，转自《鲁迅研究动态》第4辑。
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这就好比把一切过路人都当强盗看待了，是很不好的。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到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鲁迅回忆录》。
十篇回忆文（指《朝花夕拾》中的十篇记叙性散文/编者）要在《莽原》半月刊上于一年之内发表完，以便购买合订本的人不必再买《朝花夕拾》单行本；愿意要单行本的期刊订户，人数不多时就赠送。
·与李霁野等人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你们没有听到吗？声音可响呢（指鲁迅家用人王妈和俞芬家用人齐妈深夜吵架声/编者）。
她们口角，彼此的心里都有一股“气”，她们讲的话又急又响，我听不懂，因此不知道她们吵嘴的原因。过去“喝止”或大声咳嗽一声，可能会把她们的口角暂时压下去，但心里的一股“气”，是压不下去的，心里有气，恐怕也要失眠；再说我呢，精神提起，也不一定就能睡着，与其三个人都失眠或两个人失眠，那么还是让我一个人失眠算了。她们两个人把话讲清楚，“气”出了，吵得累了，就能睡着的。况且她们吵得起劲时，根本想不到有人会被她们吵得失眠，所以也难怪她们。
·与俞芬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
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积习之深，我自己知道。还没有人能够真的解剖到我的病症。批评家触到我的痛处的还没有。……还没有人解剖过我像我自己那么解剖。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田没用，我不要。”
·与王鹤照的谈话，录自王鹤照口述，周芾棠整理《回忆鲁迅先生》，文刊1962年5月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集。
怎么可以没有希望呢。否则，人也活不下去了。我不曾看得那么黑暗，以为就没有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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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与高长虹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黄金世界，该有的罢，也不能以我不乐意去，别人就不去了。……
我自然相信有将来，不过将来究竟如何美丽，光明，却还没有怎样去想过。倘说是怎么样才能到达那将来，我是以为要更看重现在；无论现在怎么黑暗，却不想离开。我向来承认进化论，以为推翻了黑暗的现状，改革现在，将来总会比现在好。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到将来再说，现在总须先改革。将来实行什么主义好，我也没有去想过；但我以为实行什么主义，是应该说现在应该实行什么主义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中国将来如要往好的方面走，必须老的烧掉，从灰烬里产生新的萌芽出来。”
“老的非烧掉不可。”
·1936年5月10日与C先生（胡风）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
一个民族只要努力不懈，一定可以复兴！中国一定也会有大的变革。
·1929年5月25日在未名社与金九经的谈话，录自李霁野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再过五十年还是这样，这里有莽原，那里有现代评论。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
文刊1940年9月1日《国民公报·星期增刊》。
我的印好书，是为将来的，别人不注意将来，所以就没有把现在的东西好好保存起来留给将来的人做粮食的心意。哪里是为的满足我自己。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景宋《片断的回忆》），文收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鲁迅先生纪念集》。
■生活
总说
“我也过着这样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但我决不以为有什么意思。每想到自己过着这样的生活，感到真有点窝囊。”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卞立强译
《鲁迅传》，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所以，我总不让这类书局出版我的书，我自己把它们印出来卖。我写了书，自己来做生意。好像是很赚钱的，但我的生意却从来不曾赚过一次钱。我卖了很多贱价的书，老是亏本。”
“不，中国的民众，不像这样，就没有买书的余裕，出得起高价的人们，却又不想读我的书。”
“这样说起来，我像是有钱的，但实则我很贫穷，没有钱，不过别人似乎不以为我没有钱，×××从前宣传说我在苏联领着钱，说我是卖国贼。后来因为我置之不理，便又说我受日本的……津贴。……大凡可怕的国家，我都由他们拿着津贴的呢？”
“不过，我不辩解，辩解反倒使人觉得好笑，也没有辩解的必要。”
·1936年2月6日与鹿地亘的谈话，录自鹿地亘著雪译《鲁迅访问记（续）》，文刊1936年5月4日北平《世界日报》。
工作
青年多几个像我一样做的，中国就好得多，不是这样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
社1951年版《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年们》。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什么是休息，我是不懂得的，怎样娱乐，我也全不会的。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
记》，文收光华书店1948年版《鲁迅全集》第20卷。
近来我确实觉得有些乏味，真想到什么地方去玩玩去，什么事情也不做。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一书就是休息了。
·与萧红的谈话，录自萧红著，生活书
店1941年初版《回忆鲁迅先生》。
“不，一点儿也不累，我原来就在做事哩……打牌、围棋、象棋，这些我都不喜欢……所以只好写文章啊。
·1936年8月23日与池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