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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道,陕西皆度支领之,末年兼领,未几而罢。
当初,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数年之间,全国户口散失了十之八九,州县多被藩镇占据,赋税不再上缴朝廷,朝廷的库存消耗殆尽。唐朝变故频仍,戎狄每年侵犯边境,在战事所到之处,驻扎重兵,依靠县官供给给养,所消耗的费用多得不可估量,全靠刘晏办理。刘晏最初担任转运使时,只主管陕东各道,陕西各道全由度支主管。到了后期,刘晏兼管度支,但不久便被罢官。
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刘晏精力充沛,机智过人,善于灵活地处理多变的事情,办得恰到好处。他常以优厚的待遇招募善于奔走的人,并设置了前后相望的驿站,以探测和上报各地物价。虽偏远之地,不出几天,也都能报到转运使司来。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变,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他常主张:“要想办理好各项事务,关键在于用人得当。所以,必须选择通达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对他们加以任用。至于考核簿籍文书,支付钱粮等项工作,是一定要委派读书人去做的;而吏人只能书写公文,不应随便讲话。”他又常说:“读书人陷于贪赃受贿,就会被时世所抛弃,因此看待名声重于财利,所以读书人大多清廉自修;吏人即使廉洁自守,最终还是不能显贵荣华,因此看待财利重于名声,所以吏人大多贪污受贿。”然而,只有刘晏才能实行这些主张,别人效法刘晏,到头来还是赶不上刘晏。刘晏的属官即使身在数千里以外,奉行刘晏的教令还是和在刘晏面前一样,讲话办事,都不敢欺骗说谎。当时,有些权贵人物将亲朋故旧嘱托给刘晏,刘晏也应承他们,领取薪俸的多少,升迁官阶的快慢,都符合他们的意愿,但是刘晏从不让他们亲理职事。他所管辖的交场、船场、巡院等处,凡是担任要职、处理繁难事务的官员,必定是当时选拔出来的得力人员。所以,在刘晏去世之后,掌管财赋的有名人物,多数是刘晏旧日的属下。
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
刘晏还认为:户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掌理财务,以关心民间疾苦为先务。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一月,必须陈述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如果丰收,就以高价买入;如果歉收,就以低价卖出。有时还将谷物换成杂货,供给官用,或者在丰收之地出卖。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丰的苗头,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蠲免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之期,刘晏不待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他并不等到百姓疲困流亡,饥饿而死以后,才去赈济百姓。由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繁衍起来。刘晏开始担任转运使时,全国的户口不过二百万,到他任职的后期,全国户口发展到三百余万。属于刘晏统辖,户口便增加;不是刘晏统辖的范围,户口就不增加。在刘晏任职的初期,财赋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而价复贵于海盐。
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营法来充实军需国用。当时,自许、汝、郑、邓一带的西面,都食用河东的池盐,由度支主管其事;自汴、滑、唐、蔡一带的东面,都是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其事。刘晏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成的食盐,转卖给商人,听凭商人自行买卖,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对于长江五岭间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方,便将官盐转运到那里贮存。有时盐商断绝,盐价上涨,便降低盐价出卖,号称常平盐,官方得到了盐产专营的利益,而百姓也不缺少食盐。在刘晏任职的初期,长江、淮河地区的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却达到了六百余万缗,由此,国家的经费充足起来,而百姓也不疲困不堪。至于河东的盐利,不过只有八十万缗,而价格也比海盐更高。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沈覆者。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数运之后,无不斑白者。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在刘晏任职之前,将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流湍急凶险,大抵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依据各处的不同特点,因利乘便,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漕运的士卒,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在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自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将十艘船编为一组,叫一纲,让军将带领,运送十次未发生闪失,便给予优厚的慰劳,让此人作官。屡次运送以后,运送者便没有不是头发花白的了。刘晏在扬子设置十处船场造船,每制船一艘,给钱一千缗。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白白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办大事,当然不可吝惜小费用,办一切事情都要有长远的考虑。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办事的人很多,应该首先让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困窘,他们为官家制造的物件就会坚固牢靠了。如果急于同这些人不厌烦细地计较分文,怎么能够长久地实行下去呢!他日一定会有嫌我所付给的工钱多便减少工钱的人,减少费用在半数以下还是可以的,超过此数,漕运就不能维持了。”此后五十年,有关部门果然将工钱减去一半。及至咸通年间,有关部门计算费用支给工钱,造船者不再有余利可图,造出的船只愈发单薄脆弱,容易毁坏,漕运于是废止了。
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刘晏是个勤勉力行的人,无论事务清闲抑或繁剧,都一定要在当天决断完毕,不让事情过夜,后来讲论财利的官员没有能够赶得上他的。
'21'八月,甲午,振武留后张光晟杀回纥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董突者,武义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尽帅其徒归国,辎重甚盛。至振武,留数月,厚求资给,日食肉千斤,他物称是,纵樵牧者暴践果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杀回纥,取其辎重,而畏其众强,未敢发。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归,乃密献策于光晟,请杀回纥。光晟喜其党自离,许之。上以陕州之辱,心恨回纥;光晟知上旨,乃奏称:“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耳。今闻其自相鱼肉,顿莫贺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国相、梅录各拥兵数千人相攻,国未定。彼无财则不能使其众,陛下不乘此际除之,乃归其人,与之财,正所谓借寇兵赉盗粮者也。请杀之。”三奏,上不许。光晟乃使副将过其馆门,故不为礼;董突怒,执而鞭之数十。光晟勒兵掩击,并群胡尽杀之,聚为京观。独留一胡,使归国为证,曰:“回纥鞭辱大将,且谋袭据振武,故先事诛之。”上徵光晟为右金吾将军,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币。回纥请得专杀者以复仇,上为之贬光晟为睦王傅以慰其意。
'21'八月,甲午(初三),振武留后张光晟杀死回纥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董突是武义可汗的叔父。代宗在位期间,九姓胡经常假冒回纥的名义,杂居在京城,经商时恣意暴虐,与回纥一起,成为公家和私人的祸害。德宗即位后,命令董突带领同来的人悉数回国,他们带走的包裹很多。董突一行到振武,逗留了几个月,索求丰厚的供给,每天吃肉一千斤,用去其他物品与此相当,还听任砍柴放牧的回纥人糟踏瓜果和庄稼,振武的百姓都苦于回纥人的骚扰。张光晟打算杀死这些回纥人,取得他们的包裹,但又忌惮回纥人多势强,未敢发起行动。九姓胡人听说他们的部族被回纥新即位的可汗所杀戮,很多人半道逃走。董突对九姓胡人的防范很严密,九姓胡人既不能逃走,又不敢回来,于是向张光晟秘密献策,请求杀掉回纥人。张光晟因九姓胡人与回纥人自相背离而感到高兴,便允许九姓胡的请求。德宗因陕州之辱,心中痛恨回纥人。张光晟知道了德宗的心思,便奉称:“回纥本族人数并不很多,能够辅助回纥强盛起来的,是那群胡人而已。现在听说他们之间自相残害,顿莫贺新近即位,登里可汗移地健有个庶生的儿子,还有国相、梅录,都各自拥兵数千人,相互攻杀,国内尚未安定。他们没有资财便不能指使他们的部众,陛下不乘这一时机铲除他们,却要放他们的人回国,还给他们财物,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借给寇匪兵马,送给强盗粮秣的做法啊。请将他们杀掉。”三次上奏,德宗都没有许可。于是,张光晟便让副将在回纥人居住的房舍门前往来,故意做出不礼貌的行为,董突大怒,捉住副将,将他抽打了数十鞭。张光晟统率士兵袭击回纥,连同九姓胡人一齐杀掉,尸首堆积起来,有如高丘。张光晟只留下一个胡人,让他回国去做见证,以说明:“回纥人用鞭子抽打、羞辱大将,而且图谋偷袭和占领振武城,所以才先行诛杀了这一班人。”德宗征召张光晟为右金吾将军,派遣中使王嘉祥前去去致送书信和礼物。回纥请求得到擅杀之人,好为族人报仇,德宗因此贬张光晟为睦王傅,以图慰解回纥人。
'22'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兼中书令,卢龙、陇右节度如故。以舒王谟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大使,以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姚令言为留后。谟,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22'德宗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兼任中书令衔,仍然担任卢龙、陇右节度使。任命舒王李谟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大使,任命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人姚令言为留后。李谟是李邈的儿子,早年丧父,德宗收他为儿子。
'23'癸丑,诏赠太后父、祖、兄、弟官,及自余宗族男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凡百二十有七通;中使以马负而赐之。
'23'癸丑(二十二日),德宗颁诏赠给太后的父、祖、兄、弟官职,并为其余的太后族人男女颁发拜官职、封食邑的告第告身,共计一百二十七通。中使用马驼着它们,去颁赐给每个人。
'24'九月,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十月魁冈,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
'24'九月,壬午(二十一日),将作奏称宣政殿的廓庑毁坏了,而十月在十二星次中属戌宫,为北斗魁星之气,不能进行修葺。德宗说:“只要不妨害公家和百姓,那便是吉祥了,何必卜问时日凶吉呢!”随即命令修葺廓庑。
'25'大历以前,赋敛出纳俸给皆无法,长吏得专之;重以元、王秉政,货皆无法,长吏得专之;重以元、王秉政,货赂公行,天下不按赃吏者殆二十年。惟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流之。上以宣歙观察使薛邕,文雅旧臣,徵为左丞;邕去宣州,盗隐官物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发之。冬,十月,己亥,贬连山尉。于是州县始畏朝典,不敢放纵。
'25'在大历以前,征税、收支、薪俸都没有法度,高级官员得以专擅其事,加上元载、王缙执掌朝政,贿赂公行,全国不再按察贪赃官吏几达二十年。只有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按察虔州刺史源敷翰,判他流刑。德宗因宣歙观察使薛邕是位温文尔雅的老臣,征召他担任左丞。薛邕离开宣州时,盗窃隐瞒官家财物数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揭发了他。冬季,十月己亥(初九),德宗将薛邕贬为连山县尉。自此,州县开始畏惧朝廷法典,不敢任意妄为。
上初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宦官武将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德宗即位之初,疏远摈斥宦官,亲近任用朝官。但是,张涉因长于儒学而入侍禁中,薛邕因温文尔雅而登上朝堂,却相继由于贪赃而垮台。宦官武将得到借口,他们说:“南衙文臣贪赃动不动就达到巨万,反而说我辈把国家搞混乱了,这难道不是欺人之谈吗!”由此,德宗开始心怀疑虑,不知道依靠谁人为好。
'26'中书舍人高参请分遣诸沈访求太后,庚寅,以睦王述为奉迎使,工部尚书乔琳副之,又命诸沈四人为判官,与中使分行诸道求之。
'26'中书舍人高参请求分别派遣沈氏诸人去寻访太后。庚寅(疑误),德宗任命睦王李述为奉迎使,使工部尚书乔琳为副使,又让沈氏四人任判官,与中使分别巡行各道,寻找皇太后。
'27'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访以时政得失,远人疾苦。
'27'十一月,首次命令在待制官以外,再推荐出朝集使二人,向他们询问当时朝政的得失,以及边远各地人民的疾苦。
'28'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妇不答。上命礼官定公主拜见舅、姑及婿之诸父、兄、姊之仪,舅、姑坐受于中堂,兄、姊立受于东序,如家人礼。有县主将嫁,择用丁丑,是日,上之从父妹卒,命罢之。有司奏:“供张已备,且殇服不足废事。”上曰:“尔爱其费,我爱其礼。”卒罢之。至德以来,国家多事,公主、郡、县主多不以时嫁,有华发者,虽居禁中,或十年不见天子;上始引见诸宗女,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命嫁之。所赍小大之物,必经心目。己卯、庚辰二日,嫁岳阳等九十一县主。
'28'先前,公主下嫁,公婆要对她行拜礼,而媳妇不必答礼。德宗命令礼官制定公主拜见公婆以及夫婿的叔伯、兄姊的礼仪,规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