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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论曰：有人说：“少府杨阜难道还不是忠臣吗？看见君王的过错就迫不及待地尖锐指出，与人谈话时也不加隐瞒。”我的回答是：“仁人君子爱人，如爱的是君王则称之为忠，如爱的是父母则称之为孝。如今作为臣属，看见君主失去道义，竭力批评他的过错并且处处宣扬，这种人可称为直士，但不可当作忠臣。前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终日谈论，也未曾讲过君主的过错，上书规劝数十次，外人都不知道。君子因此称陈群是长者。”
＇9＇乙未，帝行如许昌。
＇9＇乙未（二十六日），明帝前往许昌。
＇10＇诏公卿举才德兼备者各一人，司马懿以兖州刺史太原王昶应选。昶为人谨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浑，曰深，为书戒之曰：“吾以四者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而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阙党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者，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徙而轻毁誉哉！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已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10＇诏命三公九卿每人推举才德兼备者一人，司马懿推荐的兖州刺史太原人王昶应选。王昶为人恭谨忠厚，他给侄子起名王默、王沉，给儿子起名王浑、王深，写信告诫他们说：“我以这四字作为你们的名字，是要你们能顾名思义，不敢违犯。事物都是成熟得快死亡得也快，晚成必有好结果；早晨开花的小草，到晚上就凋零了，松柏的茂盛，寒冬也不会衰减，所以君子都以‘阙党小子’的急于求成为戒鉴。如果能把委曲看作是舒展，能把谦让看作是获得，能把柔弱看作是刚强，便很少不能成功了。毁谤和赞誉，是喜爱和厌恶的根源，也是灾祸和福分的契机。孔子说：“我对别人，不毁谤，不赞誉。凭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辈，怎么可以轻易毁谤和赞誉呢？别人有时攻击自己，应当退而自己质问自己，如自己有可以攻击的行为，那么别人的攻击就是对的；如果自己没有应受攻击的行为，那么他的话就是虚妄之言。说得对就不要怨恨他，说得不对也无害于己，又何必报复他？谚语说：‘救寒草如厚皮袄，止谤莫如自修身。’这句话确实如此啊！”
景初元年（丁巳、237）
景初元年（丁巳，公元237年）
＇1＇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高堂隆以为：“魏得土德，故其瑞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帝从其议。三月，下诏改元，以是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更名《太和历》曰《景初历》。
＇1＇春季，正月，壬辰（疑误），山荏县奏报说看见黄龙。高堂隆认为：“魏得的是土德，所以它的瑞兆是出现黄龙，应改变历法，换服装颜色，依靠神灵使政治清明，使万民耳目一新。”明帝同意此议。三月，下诏改年吨，以本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祭祀牲畜用白，依从天地人三正中的地正，改太和历为景初历。
＇2＇五月，己巳，帝还洛阳。
＇2＇五月，己巳（初二），明帝返回洛阳。
＇3＇己丑，大赦。
＇3＇己丑（二十二日），魏大赦天下。
＇4＇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4＇六月，戊申（十二日），魏京都发生地震。
＇5＇己亥，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左仆射卫臻为司空。
＇5＇己亥（初三），明帝任命尚书令陈矫担任司徒，左仆射卫臻担任司空。
＇6＇有司奏以武皇帝为魏太祖，文皇帝为魏太祖，帝为魏烈祖；三祖之庙，万世不毁。
＇6＇主管官吏奏请以武皇帝曹操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明帝曹睿为魏烈祖；三祖的祭庙，万世不能毁坏。
孙盛论曰：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矣。
孙盛论曰：谥号用以表明死者的行为，祭庙用以存留死者的容貌。没有活着的时候而事先确立自己称祖称宗，没有去世而预先使自己尊崇显耀的。魏国的主事之官在此失当了。
＇7＇秋，七月，丁卯，东乡贞公陈矫卒。
＇7＇秋季，七月，丁卯（初二），东乡贞公陈矫去世。
＇8＇公孙渊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帝欲讨之，以荆州刺史丘俭为幽州刺史。俭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有可书。吴、蜀恃险，未可卒平，卿可以此方无用之士克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曰：“俭所陈皆战国细术，非王者之事也。吴频岁称兵，寇乱边境，而犹按甲养士，未果致讨者，诚以百姓疲劳故也。渊生长海表，相承三世，外抚戎夷，内修战射，而俭欲以偏军长驱，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听，使俭帅诸军及鲜卑、乌桓屯辽东南界，玺书徵渊。渊遂发兵反，逆俭于辽隧。会天雨十余日，辽水大涨，俭与战不利，引军还右北平。渊因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置百官，遣使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以侵扰北方。
＇8＇公孙渊多次对魏的宾客口出恶言，明帝打算讨伐他，命荆州刺史丘俭担任幽州刺史。丘俭上书说：“陛下即位以来，没有可以载入史书的丰功伟绩，吴、蜀两国依仗地势险阻，不能很快平定，暂且可以调用这里无处用武的士兵平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说：“丘俭所述的都是战国时代的细微之术，不是帝王的大事。吴国年年频繁地举兵侵犯边境，而我们仍是按兵不动休养士卒，没有前去征讨，原因实在是百姓极度疲劳的缘故。公孙渊生长在海边，子孙三代相承，在外安抚戎狄，在内练兵备战，而丘俭打算以偏师长驱作战，早晨到达晚上就能席卷得胜，可见这些话完全是胡说。”明帝不听劝说，命丘俭统率各军及鲜卑、乌桓部落在辽东南界驻屯，以玺书征召公孙渊入朝。公孙渊立即发兵反叛，在辽隧迎战丘俭。当时正值大雨下了十多天，辽河大涨，丘俭出战不利，率军回到右北平。公孙渊乘机自立为燕王，改年号为绍汉，设置文武百官，派遣使节授予鲜卑单于印玺，对边民封官授爵，引诱鲜卑人侵扰魏北部边境。
＇9＇汉张后殂。
＇9＇蜀国张皇后去世。
＇10＇九月，冀、兖、徐、豫大水。
＇10＇九月，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发生水灾。
＇11＇西平郭夫人有宠于帝，毛后爱驰。帝游后园，曲宴极乐。郭夫人请延皇后，帝不许，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谓帝曰：“昨日游宴北园，乐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杀十余人。庚辰，赐后死，然犹加谥曰悼。癸丑，葬愍陵。迁其弟曾为散骑常侍。
＇11＇西平人郭夫人被明帝宠爱，明帝对毛皇后的宠爱逐渐消失。明帝游逛后花园，尽兴欢宴，郭夫人请让毛皇后参加，明帝不准许，并下令左右的人不得泄漏。毛皇后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天问明帝说：“昨日在北园游乐欢宴，高兴吗？”明帝因左右的人泄漏出去，一连杀了十几人。庚辰（十六日），命毛皇后自尽，然而还是追加谥号，称悼皇后。癸丑（疑误），把毛皇后安葬在愍陵。又提升毛皇后的弟弟毛曾担任散骑常侍。
＇12＇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议，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四百余年，废无礼。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皇天之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于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12＇冬季，十月，明帝采用高堂隆的建议，在洛阳城南委粟山上建造圜丘，下诏说：“从前汉朝初年，正是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当时搜集残缺失散的文献，作为郊外祭祀天地之用，四百余年来，礼荒废失传。曹氏世系是有虞氏后裔，如今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武帝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神，以武宣皇后配享。”
＇13＇庐江主簿吕习密使人请兵于吴，欲开门为内应；吴主使卫将军全琮督前将军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吴军还。
＇13＇庐江主簿吕习秘密派遣使节向吴国请求出兵接应，想要打开城门里应外合。吴王派卫将军全琮督领前将军朱桓等赶赴庐江，到达时事情败露，吴军返回。
＇14＇诸葛恪至丹阳，移书四部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俟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拘执！”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伉缚送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吴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徙屯庐江皖口。
＇14＇诸葛恪到达丹阳，用正式公文通知四部属城长官，命令他们各自严密防守疆界，整顿部队；已经归顺的山越平民，一律设屯聚居。然后又调各将领，率兵据守险要，只修缮防御工事，不与山越交兵。等待稻米快成熟时，即下令士兵收割，使地上不留稻种。原有的粮食已经吃尽，新稻又没有收成，平民设屯聚居，劫掠不到任何东西。于是山民饥饿难忍，逐渐出山归降。诸葛恪遂又下命令说：“山民只要痛改前非，接受教化，都应当抚慰，迁移到外县，不能随意猜疑，拘押逮捕。”臼阳县长胡伉获得降民周遗，周遗原是一个恶霸，迫于饥饿暂时出山。胡伉把他捆绑起来，送到郡府惩办。诸葛恪认为胡伉违抗命令，于是将胡伉斩首。山民听说胡伉因随意捕人被杀，知道官府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离开山区，于是扶老携幼，大批出山，一年之后统计人数，都同原来计划的一样。诸葛恪亲自统领一万人，其余的分给其他将领。吴王嘉奖他的功劳，任命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为都乡侯，移驻庐江皖口。
＇15＇是岁，徙长安钟、橐佗、铜人、承露盘于洛阳。盘折，声闻数十里。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皇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司徒军议掾董寻上疏谏曰：“臣闻古之直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纣，刘辅譬赵后于人婢，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诚为时主爱惜天下也。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皇，九龙、承露盘，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三倍于殿舍。陛下既尊群臣，显以冠冕，被以文绣，载以华舆，所以异于小人；而使穿方举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鸟，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非谓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忠无礼，国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面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秉笔流涕，心与世辞。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将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寻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寻，有诏勿问。
＇15＇这一年，把原设在长安的钟、橐佗、铜人、承露盘移到洛阳。承露盘折断，响声传出几十里。铜人太重，无法运到洛阳，只好留在霸城。广为征集黄铜，铸成铜人两个，称为翁仲，并排安放在皇宫司马门外。又熔铸黄龙、凤凰各一个，黄龙高四丈，凤凰高三丈多，安置在皇宫内殿前。在芳林园西北角堆起一座土山，命三公九卿等众官员都去搬运泥土，在土山上种植松树、竹子、杂木和美草，捕来山禽杂兽放到丛中豢养。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古代的正直之士，把应说的话毫无保留地对国君全部讲出，不躲避杀身逃亡之祸，所以周昌把汉高祖比作夏桀、商纣，刘辅把赵后比作婢女。天生忠诚正直之臣，虽然面对白刃和沸腾的开水，都敢于上前而不畏惧，实在是为了当时的君王，珍惜君王的天下。建安以来，野战中死去和逃亡的无以计数，有的已门户尽灭，即使还有幸存的人，也是孤寡老弱。假如果真是现在宫殿狭小，应当扩建，也还应随顺农时，不要妨碍农业生产，何况是制作毫无益处的器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这些都是圣明的君王不愿制作的东西，制作所需的工夫是修建宫殿的三倍。陛下既然尊重群臣，让他们头戴官帽，身穿绣衣，出门乘坐华丽的车轿，用以和平民区别；可又让他们挖坑抬土，面目又脏又黑，衣冠破碎不整，丢尽国家的脸面，为的只是对国家毫无益处的林园，实在很不对。孔子说：‘君王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侍奉君王效尽忠心。’没有忠义没有礼法，国家靠什么维持？我知道此言既出，肯定被杀，可是我自比为牛身之一毛，活着既然无益于国家，死了又会有什么损失？持笔流泪，心已与世辞别。我有八个儿子，我死之后，还要拖累陛下了。”将要上奏前，沐浴等待命令。明帝说：“董寻不怕死吗？”主事官奏请拘捕董寻，明帝下诏说不必追究。
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听。
高堂隆上书说：“如今世上邪恶之人，喜好议论秦、汉之时的奢靡生活以动摇陛下的圣心，引诱陛下求取已亡国家不合法度的器物，致使百姓劳苦，钱财浪费，伤害德政，这不是提倡礼乐的和谐，保持神明的喜庆。”明帝不采纳。
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载，尧、舜君臣南面而已。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徙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禅并修德政，轻省租赋，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崇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赋敛，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亡，然后至于不亡。今天下雕敝，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蓄，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禀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是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览之，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高堂隆又上书说：“古代洪水泛滥，波浪滔天，历时二十二年，唐尧、虞舜依然面朝南方而坐，平安无事。如今没有那时的紧急情况，可是却让三公九卿大夫等官员与厮役共同从事力役，让四方蛮夷知道，记载在史书上，不是好的名声。而今吴、蜀二敌，不是大漠游散的胡人以及占据乡邑的盗贼，而是僭号称帝、欲与中原抗衡。如果现在有人来报告：‘孙权、刘禅都在修德政，减轻田租赋税，有事向前辈贤者咨询，事事遵循礼仪法度，’陛下听到这些，难道能不警惕、厌恨他们，感到将难以很快消灭他们，而为国家忧虑吗？如果有人说，‘那两个敌国都行无道，崇尚侈华没有限度，奴役它的士人与庶民，加重田租赋税，下面承受不了，怨叹之声一天比一天厉害’。陛下听到这些，难道不庆幸他们的疲惫败落而认为攻取他们不会很难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变换位置思考一下，掌握事物的道理便不远了。将要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灭亡，然后导致亡国；圣贤的君主自认为有亡国之危，然后才不会亡国。而今天下凋敝衰败，人民没有一石以上的存粮，国家没有维持一年的储备，外有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