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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
＇3＇王昶、丘俭听说东部魏军失败，各自烧毁营地后撤走。朝臣议论想要把诸将罢官降职，大将军司马师说：“我没有听诸葛诞的话，才造成这样的后果。这是我的错误，各位将军有什么罪？”于是全部宽宥了他们。司马师之弟安东将军司马昭当时为监军，所以只削去司马昭一人的爵位而已。任命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
是岁，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师从之。未集，而新兴、雁门二郡胡以远役，遂惊反。师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陈雍州之责！”是以人皆愧悦。
这一年，雍州刺史陈泰请求下令让并州与他合力讨伐胡人，司马师同意了。队伍尚未集中起来，而新兴、雁门两个郡的胡人由于路途太远，惊疑不定而反叛。对此事，司马师又向朝廷大臣谢罪说：“这是我的错误，不是陈雍州的责任！”因此人们都行惭愧而对司马师心悦诚服。
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以御国，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
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以两次失败引咎自责，错误消弥而事业却兴隆了，真可谓智者之举。如果讳言失败推卸责任，归咎于各种原因，经常自伐其功而隐匿失误，使上上下下离心离德，各种人才分散解体，那谬误就太大了。身为君主之人，如果能掌握这个道理来治国家，行动失误却名声远扬，兵力暂时受挫却能最终战胜敌人，那么即使失败一百次都无妨，何况只有两次呢！
＇4＇光禄大夫张缉言于师曰：“恪虽克捷，见诛不久。”师曰：“何故？”缉曰：“威震其主，功盖一国，求不死，得乎！”
＇4＇光禄大夫张缉对司马师说：“诸葛恪虽然获得了胜利，但离被诛杀却不远了。”司马师问道：“这是什么缘故？”张缉说：“他的声威震慑其君主，功劳盖过全国，想要求得不死，还可能吗？”
＇5＇二月，吴军还自东兴。进封太傅恪阳都侯，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恪遂有轻敌之心，复欲出军，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固争，恪命扶出。因著论以谕众曰：“凡敌国欲相吞，即仇雠欲相除也。有雠而长之，祸不在己，则在后人，不可不为远虑也。昔秦但得关西耳，尚以并吞六国。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敌之者，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及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伟世，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此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者也。昔汉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空出攻楚，身被创痍，介胄生虮虱，将士厌困苦，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每鉴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夙夜反侧，所虑如此，故聊疏愚言，以达一二君子之末。若一朝陨没，志画不立，贵令来世知我所忧，可思于后耳。”众人虽皆心以为不可，然莫敢复难。
＇5＇二月，吴国军队自东兴返回。进封太傅诸葛恪为阳都侯，并兼任荆州、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诸葛恪于是产生了轻敌之心，想要再度出兵，各位大臣认为频繁出兵军队疲惫不堪，就异口同声地劝谏诸葛恪，但诸葛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仍坚持争谏，但诸葛恪却命人把他架扶出去。诸葛恪因此事著文晓谕众人说：“凡是敌对国家想要互相吞并，也就是仇敌想要互相铲除。有仇敌而使之发展，祸患如果不在眼前，就是留给了后人，所以不能不深谋远虑。古时秦国只有关西之地，尚且能吞并六国。如今以魏国与古代的秦国相比，土地却不到六国的一半。然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与魏国对敌，只是因为曹操时期的士兵到今天已经老弱不能打仗，而后来出生的人还没有长大，这正是敌人兵力微弱而未及强盛之时，再加上司马懿先诛杀了王，接着自己死去，他的儿子幼弱却专擅那里的大权，虽然有聪明的谋士，却未能加以任用。如今去讨伐，正是他们的厄运到来之日。圣人急于顺随时势，指的实在就是今天的这种情况。如果顺从众人之情，心怀苟且偷安的想法，认为长江天险可以世代保持，不考虑魏国全面的情况而只看现在的形势就轻视其以后的发展，这就是我一直为之难过叹息的原因。如今我听说有些人认为百姓还很贫困，想要先从事休养生息之事，这是不知考虑其大的危害则只是怜惜其小的勤苦的想法。以前汉高祖幸运地占据了三秦之地，为什么他不闭关守住险要以自享娱乐，却偏要发动全部兵力去攻打西楚项羽，以致于身受创伤，甲胄里生满了虱子，将士们饱受艰难困苦，难道他甘心在刀剑里生活而忘记安宁了吗？这是因为考虑到天长日久他与项羽势不两存的缘故。每当我借鉴荆邯劝说公孙述锐意进取的图谋，以及近来见到家叔诸葛亮上表陈述与敌人争竞的计策，我都要喟然叹息！我朝夕辗转反侧，所想的就是这些，因此姑且陈述我的浅见，以送达各位君子明鉴。如果一旦我死去，志向计划不能实现，重要的是让来世之人了解我所忧虑的事情，在我死后深入地思考此事。”众人虽然心里都认为他说得不对，但没有人再敢提出异议了。
丹阳太守聂友素与恪善，以书谏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计未施行；寇远自送，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宜且按兵养锐，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恪题论后，为书答友曰：“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
丹阳太守聂友平素与诸葛恪很有交情，就写信劝谏他说：“先帝本来有遏止东关之敌的计策，但没有施行；敌人自远方前来送死，我军将士凭借先帝的威德，舍身拼命，一下子就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战功，这难道不是宗庙、神灵、社稷的福分吗？现在我们应当暂且按兵不动，养精蓄锐，伺察到敌国的内部裂痕再发动兵力。如今您乘此胜利之势想要再次大规模出兵，这是未得天时之利而随便按您个人的意旨行事，我内心深感不安。”诸葛恪在他的文章后面附了一封信回答聂友说：“您的话虽然符合自然之理，但却没有看到胜负存亡的大道理，您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就可以明白了。”
滕胤谓恪曰：“君受伊、霍之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万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劳役之后，兴师出征，民疲力屈，远主有备。若攻城不克，野略无获，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不如按甲息师，观隙而动。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恪曰：“诸云不可，皆不见计算，怀居苟安者也；而子复以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暗劣，而政在私门，彼之民臣，固有离心。今吾因国家之资，藉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发州郡二十万众复入寇，以滕胤为都下督，掌统留事。
滕胤对诸葛恪说：“您接受象伊尹、霍光那样的辅佐君王重托，在内则安定我们的朝廷，出外则摧败强大的敌人，名声震摄海内，天下之人无不震动，万众之心，是希望蒙受您的恩德而休养生息。如今在繁重的劳役之后，又兴兵出征，人民疲惫精力不足，而且远方的敌人也有了防备。如果城池不能攻破，掠夺地盘也没有收获，就会使前功尽弃而招致后来的责备。因此不如先按兵不动休养军队，然后伺察敌人的漏洞再发兵行动。而且兴兵打仗是件大事，只有依靠众人才能成功，众人如果不愿打仗，您独自一人能安然处之吗？”诸葛恪说：“众人说不可出兵，都未见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打算，只是心怀苟且偷安的思想；而你又认为他们是对的，我还有什么指望？因曹芳昏庸无能，而使政权落入私家，魏国的臣民本来已经产生离异之心。如今我凭借国家的资财，依仗上次战争胜利的威势，那么将无往而不胜。”三月，诸葛恪发州郡之兵二十万人再次进犯魏国，任命滕胤为都下督，总管留守事宜。
＇6＇夏，四月，大赦。
＇6＇夏季，四月，实行大赦。
＇7＇汉姜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每欲兴军大举，费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圣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为希冀徼幸，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及死，维得行其志，及将数万人出石营，围狄道。
＇7＇蜀将姜维自以为详熟西部风俗，再加上对自己的才华武略颇为自负，所以总想诱使各个羌、胡的部族成为自己的羽翼，他认为从陇地往西，都可以断为己有。每次他想要兴兵大举进攻，费就常常加以阻止，不听从他的主张，调给他的兵力也不足一万人。费说：“我们这些人比诸葛丞相差得远了。丞相尚且不能平定中原，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不如先保国治民，谨守住自己的国土，至于建功立业扩大疆土，那就要等待有才能的人去干了。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侥幸，把成败系于一举，如果不能如愿以偿，后悔就来不及了。”等到费死后，姜维才得以实行他的计划，率兵将数万人越过石营，围攻狄道县。
＇8＇吴诸葛恪入寇淮南，驱略民人。诸将或谓恪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五月，还军围新城。
＇8＇吴国的诸葛恪进犯淮南，驱杀掠夺百姓。将领中有人对诸葛恪说：“如今率兵深入敌境，境内的百姓必然都一起远远地逃离了，恐怕我们的兵士费尽辛劳而功效甚少，不如仅围困新城，新城被困，必然会有救兵来，等救兵一到，再与他们交战，就可以大获全胜。”诸葛恪采纳了这个计策，五月，撤回军队围困新城。
诏太尉司马孚督军二十万往赴之。大将军师问于虞松曰：“今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诸将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楚自败，事有似弱而强，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可，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而县军应恪，投食我麦，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力于东，西方必虚，是以径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将走矣。”师曰：“善！”乃使郭淮、陈泰悉关中之众，解狄道之围；敕丘俭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吴。陈泰进至洛门，姜维粮尽，退还。
诏命太尉司马孚率军二十万人奔赴战场。大将军司马师询问虞松说：“如今东西都有战事，两个地方都很紧急，但诸位将领却意志沮丧，应该怎么办？”虞松说：“从前西汉周亚夫坚守昌邑而吴、楚之军不战自败，有些事情看似弱而实际强，所以不能不详察。如今诸葛恪带来他全部的精锐部队，足以肆意逞强施暴，但他却坐等在新城，想要招来魏军与他一战。如果他不能攻破城池，请战也无人理睬，军队就会士气低落疲劳不堪，势必将自动撤退，诸位将领的不愿径直进击，对您反而是有利的。姜维握有重兵，但却是深入我境的孤军与诸葛恪遥相呼应，他们没有运粮部队，只以我们境内的麦子为食，不是能坚持长久作战的军队。而且他认为我们全力投入东方的战斗，西方必定空虚，所以径直深入我方境内。现在如果令关中各军日夜兼程快速奔赴前线，出其不意地攻打姜维，他大概就要撤走了。”司马师说：“好！”于是命令郭淮、陈泰率领关中全部军队，去解救狄道的围困；命令丘俭按兵不动坚守营地，而把新城交给吴国去围攻。陈泰行军至洛门，姜维粮尽，只好撤退。
扬州牙门将涿郡张特守新城，吴人攻之连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战死者过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不可护。特乃谓吴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自受敌以来，已九十余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条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绶去为信。”乃投其印绶与之。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特乃投夜彻诸屋材栅，补其缺为二重，明日，谓吴人曰：“我但有斗死耳！”吴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
扬州牙门将涿郡人张特守卫新城，吴国人连月攻打，城中兵士共三千人，疾病战死者超过了一半，而诸葛恪又堆起了土山猛烈进攻，新城将要失陷，不能再守护了。于是张特对吴国人说：“现在我已经无心再战了。但魏国法律规定，被围攻超过百日而救兵仍然未至者，虽然投降，其家属也不治罪；我自受围攻以来，已经九十多天了，这城中本来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超过一半，城虽然失陷，但还有一半人不愿投降，我要回去劝说他们，逐一辩别好坏，明天一早送名单过来，请先把我的印绶拿去当做信物。”随即把他的印绶扔给了吴人。吴人听信了他的话而没要他的印绶。于是张特连夜拆除城内房屋的木材，修补加固城墙缺口成为双重防护，第二天，对吴人说：“我只有战斗而死，决不投降！”吴人愤怒已极，加紧攻城，但却不能攻克。
会大暑，吴士疲劳，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太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以军事迕恪，恪立夺其兵，斥还建业。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来奔。诸将伺知吴兵已疲，乃进救兵。秋，七月，恪引军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丁浔阳；诏召相衔，徐乃旋师。由是众庶失望，怨兴矣。
当时天气十分炎热，吴国士兵疲劳不堪，饮用了不洁净的水，造成了腹泻、浮肿病流行，生病者过半，死伤之人满地都是。各兵营的官吏每天都报告生病者太多，诸葛恪认为他们谎报，要杀掉他们，从此没有人再敢说了。诸葛恪心中没有良策，又耻于攻城不下，所以忿恨之情常流露于外表。将军朱异在军事上与诸葛恪发生抵触，诸葛恪就立刻夺去他的兵权，驱逐他回建业。都尉蔡林多次提出军事计策，诸葛恪都不采纳，结果蔡林骑马逃走投降魏国。魏国将领伺察了解到吴国兵士已疲惫不堪，于是发出救兵。秋季，七月，诸葛恪率军退却，那些受伤生病的士卒流落在道路上，艰难地互相扶持着行走，有的人困顿地倒毙于沟中，有的人则被俘获，全军上下沉浸在哀痛悲叹之中。但诸葛恪却安然自若，外出在江中小洲上住了一月，还计划在浔阳地区开发田地，召他回去的诏书接连不断，他才慢慢地返回。从此他在群臣百姓中失去威望，人们对他的怨恨之言也越来越多。
汝南太守邓艾言于司马师曰：“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违命。诸葛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于外事，虚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任时君，主没犹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大患，其亡可待也。”
汝南太守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经死了，大臣们尚未顺从新朝廷，吴国的名宗大族都有自己的部曲，拥兵仗势，足可以违抗朝廷命令。诸葛恪新近才执掌国政，而朝内又没有明君，诸葛恪也不想着抚恤关怀上下臣民以树立治国的根基，却热衷于对外战争，肆虐役使人民，把全国的军队，困顿在坚固的城下，死掉的数以万计，结果遭受重创失败而归，这就是诸葛恪获罪之日。古时的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都受到了君主的信任，但君主死后他们仍然失败了，更何况诸葛恪的才能比不上这四个贤人，而且他也不顾虑大的忧患，所以诸葛恪的败亡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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