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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魏主将东巡,冬,十月,诏太宰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
'12'北魏国主将要去东部巡查,冬季,十月,颁下诏令,命太宰常英在辽西黄山兴建行宫。
'13'十二月,丁亥,更以顺阳王休范为桂阳王。
'13'十二月,丁亥(十二日),刘宋朝廷改封顺阳王刘休范为桂阳王。
二年(戊戌、458)
二年(戊戌,公元458年)
'1'春,正月,丙午朔,魏设酒禁,酿、酤、饮者皆斩之;吉凶之会,听开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斗及议国政,故禁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及州、镇,或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过失,有司穷治,讯掠取服;百官赃满二丈者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
'1'春季,正月,丙午朔(初一),北魏颁布禁酒令,酿酒、卖酒、饮酒的人,一律斩首;遇到喜事、丧事的时候,暂时可以开禁,但一定要有日期限制。北魏国主因为士民、百姓常常由于酗酒而导致相互殴打,或者借着喝酒而在一起议论国家政事,因此,颁布了禁酒令。北魏朝廷又增加了内外候官,监察各曹、州、镇,有时,内外侯官还换上平民百姓穿的家常衣服,混杂在政府、寺庙等地,以此来寻找文武百官是否有什么过失,一旦发现,有关部门就会严加追究、盘查,抓起来,严刑拷打,逼招口供。文武百官接受贿赂赃物,布匹达到两丈,即予斩首。又增加七十九章法律条文。
'2'乙卯,魏主如广宁温泉宫,遂巡平州;庚午,至黄山宫;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戊寅,南如信都,畋于广川。'2'乙卯(初十),北魏国主前往广宁温泉宫,顺便巡查平州。庚午(二十五日),抵达黄山宫。二月,丙子(初二),登临碣石山,在山上远眺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戊寅(初四),又南下前往信都。再到广川狩猎。
'3'乙酉,以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3'乙酉(十一日),刘宋朝廷任命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4'丙戌,建平宣简王宏以疾解尚书令;三月,丁未,卒。
'4'丙戌(十二日),刘宋建平宣简王刘宏因为病重,免去了尚书令。三月,丁未(初三),刘宏去世。
'5'丙辰,魏高宗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帝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纳之。
'5'丙辰(十二日),北魏文成帝返回平城,兴建太华殿。当时,给事中郭善明生性乖巧善变,他又游说文成帝大肆兴筑宫殿。中书侍郎高允劝谏说:“太祖时开始兴建城池街市,兴建时他一定让人利用农闲的时节。何况,我们国家已经建立很久了,永安前殿足够朝会时使用。宴请、歇息,有西堂、温室也足够了。紫楼足可以用来登高远眺。况且,纵然要扩大建设工程,也应该慢慢进行,不能仓猝行事。现在核算一下,要抽调民差役二万人,而羸老、病弱供应饭食的,又得增加一倍,预期半年可以完工。一个农夫不种田,就会有人挨饿,何况现在是动用四万人,劳力和费用是无法计算的。这是陛下您所应该留心的事。”文成帝接受了他的劝谏。
允好切谏,朝廷事有不便,允辄求见,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连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语或痛切,帝所不忍闻,命左右扶出,然终善遇之。时有上事为激讦者,帝省之,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过,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而于私室屏处谏者,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独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岂忠臣所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过,未尝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闻者,允皆无所避。朕知其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
高允喜欢直言相谏,朝廷内有什么事做得不适当时,他就立刻请求晋见。文成帝常常屏退左右侍从,单独一人和他商谈。有时,二人从早到晚相谈,甚至一连几天都不出来,各位大臣不知他们谈些什么。有时,高允说话时言词激烈、切中要害,文成帝听不下去,就命令左右侍从把高允搀扶下去,但是他始终对高允很好。当时,有人上书措辞激烈地批评朝政,文成帝看完后对大臣们说:“君王和父亲是完全一样的。父亲有错,儿子为什么不把它写在纸上,在大庭广众之中进行劝谏,而偏偏私下在隐蔽之处劝谏?这难道不是不想让他父亲的罪恶昭彰在外,让天下人都知道吗?至于说臣子侍奉君主,又何尝不是这样?君主有了什么过失,作为臣子,不能够当面直言劝谏,却要上书进行公开指责,这是想要使君主的短处昭彰于世,显示他自己的正直,这难道是一名忠君之臣所应该做的事吗?像高允那样的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忠君之臣。朕有了过失,他没有不当面直接批评的,甚至有时有些话,朕已经难以接受,但高允并不回避。朕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过失,但天下人却不知道,难道这不能说是忠心吗?”
允所与同征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数十百人,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帝谓群臣曰:“汝等虽执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尝有一言规正;唯伺朕喜悦之际,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王公。允执笔佐我国家数十年,为益不小,不过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书令。
与高允同时被征召的游雅等人,全都做了大官,被封为侯,部下们官至刺史、有二千石俸禄的人也有几十成百名了,可是,高允还仍然为著作郎,二十七年从来没有升过官。文成帝对各大臣说:“你们这些人虽然每天手持刀箭,站在朕旁边侍侯,却不过是白白地站着,没有一个人劝谏过我一句话。而只是在看到我心情高兴时,要求赏赐一官半爵,现在,你们全都没有什么功劳,却做了王公。高允仅用一枝笔辅佐治理国家几十年了,他的贡献不小,可他仍然不过是个郎官,你们这些人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于是,提升高允为中书令。时魏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以自给。司徒陆丽言于帝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妻子不立。”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乃言其贫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赐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长子悦为长乐太守。允固辞,不许。帝重允,常呼为令公而不名。
当时,北魏文武百官们都没有俸禄,高允常让他的儿子们上山砍柴,来维持家里的生计。司徒陆丽对文成帝说:“高允虽然蒙受您的优待,但是,他家的生活却相当贫困,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生活来源。”文成帝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偏偏看朕重用了高允,才告诉我说他穷。”当天,文成帝亲自来到高允家,看见高允家里只有几间草房,几床粗布被褥和用旧麻絮做的棉袍,厨房里也只有一些青菜和盐。文成帝忍不住叹息,赏赐给高允家五百匹绢帛,一千斛粟米,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竭力推辞,但文成帝不同意。文成帝很器重高允,平时经常称高允为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游雅常曰:“前史称卓子康、刘文饶之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为不诬耳。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顺,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尝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以为然。及司徒得罪,起于纤微,诏指临责,司徒声嘶股栗,殆不能言;宗钦已下,伏地流汗,皆无人色。高子独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此非所谓矫矫者乎!宗爱方用事,威振四海。尝召百官于都坐,王公已下皆趋庭望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以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此非所谓风节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恸于鲍叔也。”
游雅常说:“从前史书上曾经称赞汉代卓茂、刘宽的为人,心地狭窄的人不相信那是真的。我和高允相处为官四十年了,从未看见他把喜怒哀乐表现在脸上,为此,我才知道古人古事都不是假的。高允内心文采光明,外表温和柔顺,他说话时总是慢腾腾的,就好像不会表达一样。从前,司徒崔浩曾经对我说:‘高允博才多学,是一代俊杰,他所缺乏的,恐怕只是一点儿刚毅的风骨。’我也认为是这样,直到崔浩犯了罪,不过是因为一些细微小事,可是,皇上亲自审问时,崔浩吓得浑身发抖,声嘶力竭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官员,也都吓得爬在地上,汗流浃背,个个都面无人色。只有高允一人站在那里详细陈说事件的经过,进一步阐述是非曲直,表达清晰而有条理,阐明的事理清楚有深度,且声音高亢、宏亮,连皇上听着都为之动容,听的人没有不为他捏着一把汗的,这种行为,不是刚毅的风骨又是什么呢?在宗爱正好高升,把持着大权的时候,其威风凛凛,震撼四海。宗爱曾经召集文武百官到朝堂论事,王公以下的官员,全都小步前行到宗爱面前,向宗爱叩拜,只有高允一人走上台阶,只对宗爱长揖了一下。从这件事上看,汉汲黯可以躺在床上会见卫青,行对等的礼节,有什么不可以的?这难道不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风亮节吗?了解一个人,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已经看错了他的内在品德,而崔浩又看漏了他的外在气质,这就是管仲之所以对鲍叔牙的死感到万分悲痛的真正原因啊!”
'6'乙丑,魏东平成王陆俟卒。
'6'乙丑(二十一日),北魏东平成王陆俟去世。
'7'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绥为安陆王。
'7'夏季,四月,甲申(十一日),刘宋孝武帝立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8'帝不欲权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顾觊之为之。又省五兵尚书。
'8'孝武帝不希望把大权交给自己的臣属。六月,戊寅(初六),吏部尚书分设两名,任命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同时,撤销了五兵尚书这一官位。
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待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上欲重其选,乃用当时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为之。侍中蔡兴宗谓人曰:“选曹要重,常侍闲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实,虽主意欲为轻重,人心岂可变邪!”既而常侍之选复卑,选部之贵不异。觊,琳之之孙;,谧之兄孙;兴宗,廓之子也。
当初,晋朝时期,散骑常侍官职的选授很被天下人看重,和侍中没有两样崐。后来,这一官职的工作清闲松散,所以,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也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了。现在,孝武帝打算提高它的地位,所以,他任用当时很有名望的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担当这一职务。侍中蔡兴宗对人说:“吏部地位重要,而常侍工作清闲、无关紧要,如果仅仅是在名称上更改一下,而不是加强实际权力,尽管是皇上想要提高它的地位,人心又怎么能够改变过来呢?”不久,散骑常侍的地位再度降低,而吏部的尊贵,却与从前没什么两样。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是王谧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论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于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鲜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于一司,于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渎;无复谦耻之风,谨厚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后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于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裴子野论曰:选用适当的人任某一官职,是件很困难的事,前代君王早已说过,这已经很久了。按周朝的礼仪来说,从学校开始就注重人才的培养,首先在他的家乡加以评论,把评论的结果告诉给各个州郡的六事,再由六事把这些人的姓名呈报给朝廷。在汉王朝时代,各个州郡搜集一些有才能有功劳人的情况,再由五府任命他们为辅佐。三公前来具体考察他们工作的得失,尚书把考察结果呈报给天子。一个人才,经过了这么多道的审查,因此,为官者能够称职,人尽其才,很少把事情做坏。魏、晋时代不是这样,选用官员的失误特别多。有些人长着一副忠厚诚恳的面孔,但内心却是阴险狡猾得很,就好像那万丈深渊一样难以摸透。即或是听其言、观其行,恐怕也还是不能全面了解。何况现在千千万万的为官者,只靠偶尔见过一面的印象,就要决定是晋升还是削免;成百的僚属的任用,由一个部门独断专行。从此,投机钻营的恶劣风气猖獗,不能遏止。为了能升官进爵满足自已的贪欲,就用尽一切手段去谄媚、渎职枉法,廉耻之风荡然无存,官吏们不再有谨慎宽厚的操行。贪官污吏作恶多端,致使国家政局混乱腐败,不能再加约束。纵使是舜帝面南主持朝政,让龙作尚书,要想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恐怕也未必做得到,更何况后代那些为官的人呢。如今,孝武帝虽然把吏部尚书一分为二,却已无法再回到周、汉时代了。仅仅是朝三暮四更改名称,这岂不是变本加厉吗?
'9'丙申,魏主畋于松山;庚午,如河西。
'9'丙申(二十四日),北魏国主到松山狩猎。庚午(二十八日),前往河西。
'10'南彭城民高、沙门昙标以妖妄相扇,与殿中将军苗允等谋作乱,立为帝。事觉,甲辰,皆伏诛,死者数十人。于是下诏沙汰诸沙门,设诸科禁,严其诛坐;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尼多出入宫掖,此制竟不能行。
'10'刘宋南彭城平民高、和尚昙标用妖邪虚妄的语言胡言乱语,煽动人心,同殿中将军苗允等人秘密勾结,阴谋叛乱,拥护高作皇帝。事情被发觉,甲辰(初二),全被抓起来处死,同时受牵连被斩首的人有几十个。为此,孝武帝颁下诏令,清除所有和尚,并公布各种禁令,严格执行株连制度。除了能严守戒规、苦心修行的高僧外,其余的都要还俗。可是,有很多尼姑经常出入深宫,这项规定竟然执行不了。
中书令王僧达,幼聪警能文,而跌荡不拘。帝初践阼,擢为仆射,居颜、刘之右。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一二年间,即望宰相。既而迁护军,怏怏不得志,累启求出。上不悦,由是稍稍下迁,五岁七徙,再被弹削。僧达既耻且怨,所上表奏,辞旨抑扬,又好非议朝政,上已积愤怒。路太后兄子尝诣僧达,趋升其榻,僧达令舁弃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杀僧达。会高反,上因诬僧达与通谋,八月,丙戌,收付延尉,赐死。
中书令王僧达,自幼聪明伶俐,写得一手好文章,可是,他个人却是放荡行事,不拘小节。孝武帝刚刚登上帝位,曾提拔他做仆射,官位在颜竣、刘延孙二人之上,因此,王僧达自负才能和门地,认为当世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一二年的功夫,他就能升为宰相。不久,他却被贬为护军将军,所以,心里郁郁不得志,几次上书请求到外地任职。孝武帝很不高兴,从此以后慢慢把他崐降级,五年之间,连贬七次,最后,又被弹劾。王僧达既觉得耻辱,又心怀不满和怨恨,每次写给孝武帝的奏章,言辞之间多有不平,又特别喜欢指责朝政的弊端,孝武帝早已积着一股怨气。偏巧,皇太后路氏哥哥的儿子曾经拜访王僧达,他直接就坐到了王僧达的床上,王僧达下令把床扔出去,路太后因此非常恼怒,把孝武帝叫来让他一定把王僧达杀了。这时,正赶上高谋反,孝武帝顺势陷害王僧达与高是同谋。八月,丙戌(十五日),逮捕了王僧达交付廷尉,命他自杀。
沈约论曰:夫君子、小人,类物之通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钓为周师,傅说去版筑为殷相,明扬幽仄,唯才是与。逮于二汉,兹道未革:胡广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名重京师;非若晚代分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