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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辱、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呼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 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徽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惧的原因。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 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崐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 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呼！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 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音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这正是百姓纷纷怨叹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在下面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比得上他们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袷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百姓没有感觉到活着有什么乐趣，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天子的官员，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招来了强盗抢劫。’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辅政的方法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这是天地之间的永久原则， 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方向不同，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了就能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 《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 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分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擢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董仲舒从小研究《春秋》。孝景帝时做了博士官，进退举止，不做任何不合乎礼法的事，学者们都用尊师的礼节尊敬他。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国的相，侍奉江都易王刘非。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礼义来辅佐纠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促舒。
＇2＇春，二月，赦。
＇2＇春季，二月，汉武帝颁布赦令。
＇3＇行三铢钱。
＇3＇朝廷发行三铢钱。
＇4＇夏，六月，丞相卫绾免。 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 武安侯田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4＇夏季，六月，丞相卫绾被免职，丙寅（初七），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做丞相，任命武安侯田做太尉。武帝一向看重儒求，窦婴、田都喜好儒求，极力推荐代地人赵绾担任御史大夫，推荐兰陵人王臧担任郎中令。赵绾奏请兴建明堂以接受诸侯王的朝见，并且向武帝推荐了他的老师申公。秋季，武帝派出使者带着表示礼聘的帛和玉璧，驾着安车驷马去迎接申公入朝。申公到了京城，拜见武帝。武帝询问关于国家治乱*的事，申公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回答说：“治理天下的人，不以说得多为完善，只看努力实干得怎样罢了。”这时，武帝正喜爱文辞，看到申公的对答，沉默不语；武帝虽然对申公的对答不满意，但既然已把他招来了，就任命他做了太中大夫，安顿他住大鲁王在京城的官邸中，商议有关兴建明堂、天子视察各地、改换历法和服色等事情。
＇5＇是岁，内史宁成抵罪髡钳。
＇5＇这一年，内史宁成犯罪，被判处髡钳刑。
二年（壬寅、前139）
＇1＇冬，十月，淮南王安来朝。上以安属为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见谈语，昏暮然后罢。
二年（壬寅，公元前139年）
＇1＇冬季，十月，淮南王刘安来朝见武帝。武帝因为刘安从辈份说是叔父，而且有很高的才能，很尊重他，每当安闲无事时，召他来交谈，总到黄昏后才停止。
安雅善武安侯田，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与语曰：“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安大喜，厚遗金钱财物。
刘安一直与武安侯田友好，他来京朝见时，武安侯到霸上迎接他，告诉他说：“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子，广行仁义，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假若皇帝突然去世，除了大王之外还有谁能继承帝位呢！”刘安闻言大喜，赠送给田丰厚的金钱财物。
＇2＇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2＇太皇窦太后喜好黄老学说，不喜欢儒家学说。赵绾奏请， 国家政务不要再向太后奏报，窦太后勃然大怒说：“他想做第二个新垣平吧！”窦太后暗中搜集到赵绾、王臧贪赃的证据，以此责备景帝用人不当；景帝就废止了兴建明堂的事，赵绾等人主张的一切都被废止。赵绾、王臧被交付官吏处置，他们都自杀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被免职，申公也以有病为借口，被免职归家。
初，景帝以太子傅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万石群无文学，而恭谨无与比。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责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皆以孝谨闻乎郡国。及赵绾、王臧以文学获罪，窦太后以为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建在上侧，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上以是亲之。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
当初，汉景帝因为太子太傅石奋及其四个儿子，都有二千石的官秩， 就总计他一门父子五人的官秩之和，称石奋为“万石君”。万石君没有文才学问，但恭敬谨慎却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子孙做小官，回来看望他，万石君必定身穿朝服以礼相见，不叫他们的名字。子孙有了过错，他不加以责备，而为此离开正室坐到厢屋中，对着桌子不吃饭；然后，儿子们互相批评，有过失的人通过长辈人来求情，并且袒露上身前来请罪，表示一定要改正，石奋才答应他的要求而进餐。已经成年的子孙在身边，石奋即使闲居无事，也必定衣冠整齐。他主持丧事，表情极为悲痛。子孙遵循他的教导，都以孝顺谨慎闻名于各地。等到赵绾、王臧因有文采学问却犯了罪，窦太后就认为儒生富于文采却欠缺质朴，现在万石君一家人不多说话却能身体力行，就任命他的大儿子石建担任郎中令，任命他的小儿子石庆担任内史。石建在武帝身边任职，发现了应该进谏的事，让人回避之后，他对武帝畅所欲言，十分尖锐。到了朝廷上与百官朝见武帝时，石建却像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武帝因此很亲近他。石庆曾担任太仆，为武帝驾车外出，武帝问有几匹马拉车，石庆举起马鞭一一点数马匹后，举起手来回答：“有六匹马。”石庆在石奋的儿子中是最为随便的，做事还如此恭敬谨慎。
窦婴、田既免，以侯家居。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士吏趋势利者，皆去婴而归，日益横。
窦婴、田被罢免之后，以列侯的身份闲住在家中。 田虽然不担任官职，但因有与王太后是同母弟的关系，仍得到皇帝的亲近宠幸，多次议论国事大多被采纳；趋炎附势的士人和官吏，都离开了窦婴而归附田，田一天比一天地骄横起来。
＇3＇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3＇春季，二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4＇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许昌为丞相。
＇4＇三月，乙未（初四），武帝任命太常柏至侯许昌担任丞相。
＇5＇初，堂邑侯陈午尚帝姑馆陶公主嫖，帝之为太子，公主有力焉； 以其*女为太子妃，及即位，妃为皇后。窦太主恃功，求请无厌，上患之。皇后骄妒，擅宠而无子，与医钱凡九千万，欲以求子，然卒无之；后宠浸衰。皇太后谓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长主，必重得罪。妇人性易悦耳，宜深慎之！”上乃于长主、皇后复稍加恩礼。
＇5＇当初，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刘嫖下嫁给堂邑侯陈午，武帝能得以立为太子，馆陶公主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公主把她的女儿嫁给太子做正妃，等到武帝即位称帝，妃就做了皇后。窦太主即馆陶公主刘嫖，自恃授立武帝有功，无休无止地请求赏赐、干预国政，武帝对她很不满。陈皇后骄横嫉，独占君宠，却没有生育孩子，给医生的费用合计九千万，想求得生下儿子，但是终究没有生育；对陈皇后的宠爱渐渐衰退。皇太后对武帝说：“你刚刚做上皇帝，大臣还没有归附你，就先兴建明堂，太皇太后已经很恼怒了；现在又得罪窦太主，必定会受到重责。妇人的性情是容易高兴的，你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