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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伴娘许业云一起去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鸟人》，临走前一天，还去了一趟天桥的“天桥乐茶园”，其老板黄宗汉接待了她。
林海音几次访问大陆，也与大陆的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与萧乾、文洁若夫妇的交往就值得一提，文洁若在她为林海音所写的《静静的听》序中曾说，她们一见如故，相识以来一直亲如一家，并在最后写道：
1979年8月以来，萧乾马不停蹄地出国十一次。最后一次是1988年9月，赴韩国汉城参加国际笔会。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得以结识海音大姐。1990年5月，海音大姐光临舍下，接着，在她所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我们见到了留在大陆的她的妹妹林燕珠，以及她的先生夏承楹的众多亲属和朋友。以后，海音大姐和夏先生又带着子女于1992年5月来京，参加萧乾文学生涯六十年展览。最令人感动的是，转年11月，海音大姐又从医院里请假出来，带着病专程来京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文彩阁主办的《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首发式，其中有海音的大作《金鲤鱼的百裥裙》。不消说，我们每次见面，彼此都加深了了解。海峡是隔不断我们这种深厚情谊的。
林海音与舒乙的友谊也很能表现出林海音的性格——热情、爽朗、爱帮助人。他们除了业务上的联系还有个人友谊在，舒乙在《受人尊敬和讨人喜欢的林海音》中这样写道：
我今年初有幸在台北和林海音先生见面。我是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林先生知道我要到台北的消息之后，便以她特有的热情和敏捷开始活动，她要在代表团正式日程之外，再为我安排一系列的会面和座谈，要把我介绍给台湾更多的作家和出版家，她说：这对文学馆有好处！
这样的活动，她见缝插针地安排了两次，规模都很大。两次都是先到她家，喝茶漫谈，然后到饭店吃饭，饭后再去喝咖啡，直到夜里10点，尽兴而归。两次有两次的侧重点，有不同的对象。头一次是会见作家，包括进《代表作大系》的作者，例如黄春明先生和郑清文先生。这一次还有她的两位女儿在座，一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女儿夏祖美；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小女儿“咪咪”夏祖丽。夏祖丽又召来了她的一群“小伙伴”，一帮女强人，四十上下岁，全是作家、画家、编辑家、设计家，一个比一个漂亮，也一个比一个精明。第二次是会见出版界、副刊界和影视界。林海音先生居然招来了号称台湾文学出版界的“七小龙”的“九歌”、“尔雅”、“洪范”、“远流”、“大地”、“户外生活”，加上“纯文学”的全部负责人，招来了台湾三大文学副刊的负责人：《联合报》的痖弦、《中国时报》的杨泽和《中央日报》的梅新。这两大块阵地——七小龙和三大副刊——是当代台湾文学的主要“温床”。林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连在什么饭馆吃饭林先生都有周密的考虑，头一次是在台菜馆，第二次是在“都一处”，京菜馆，又是一次“京味儿”。
林海音对大陆的青年学者更是关怀备至，现代文学馆的青年学者傅光明就与林海音交往颇多，他经常接到林海音的长途电话，彼此书信不断，与林海音可谓忘年交。傅光明收集了林海音的大量资料，编辑出版了五卷本的《林海音文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他还和舒乙共同主编了《林海音研究论文集》，写了一系列林海音研究论文及著作，在林海音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其他中国作家到台湾访问也都与林海音有交往，铁凝曾在林海音去世后在《光明日报》撰文《怀念林海音》，写到她访问台北时见到林海音的情形：“1995年夏天，应高雄文艺家协会邀请，祖国内地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时，我与金坚范、蒋翠琳二位曾在台北林海音先生家中受到她热情的款待，并在台北湿润的小雨中参观了她创办的纯文学出版社。还记得她在出版社对我们说：‘只要你们带得动，这里的书有你们喜欢的就随便拿。’回来之后，我在一篇关于林海音的散文里写道：在台北，当我与我喜爱的作家林海音会面时，这位身材娇巧、雍容端庄的小老太太给了我特殊的亲切之感。她那幽默活泼、口齿清晰的纯正京腔，骤然间把台北与北京拉得如此近切。”“只可惜时间太短，参观纯文学出版社是匆匆的，在林海音家看她情趣盎然的照相簿也是匆匆的。我曾指着一帧林海音穿黑色薄纱晚装的照片，对她说她穿这套衣服有种特别的韵味，她马上说：‘咱们先去吃饭，一会儿回来看我的衣服！’中午，林海音在一家德国馆子请吃西餐时，知道我们喜欢海鲜，还特意叫了香蒜明虾。还记得我胃口大开，刹那间就将盘子吃光。林海音问我好吃吗？我说这只空盘子就是证明啊。林海音笑着说可是你还没拍巴掌儿哪。于是我拍了巴掌。饭后因为另外的约会，我却再也没有机会欣赏林海音的衣服了，这于我来说是遗憾的，我真想看的也许不是衣服吧，我想看的是林海音说起衣服时，那种孩子样的活泼与清新。”
整个20世纪90年代，林海音对两岸的文学交流起了一个很好的桥梁与推动作用。
第八章 林海音的短篇小说
前面我们说了林海音成功的生活，也说了她成功的事业——编辑事业和交游，但她一生中，还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对文学的多种样式都有所涉猎，从短篇小说到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包括散文笔记她都写过。这里试对她的文学创作进行分析。
短篇小说是林海音最早尝试、也是成就较大的一种作品类型。她的短篇小说多写妇女儿童，也涉及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贫穷问题与家庭教育问题等等。这些小说源自她的生活圈子、生活经验以及一些早年体验，其中不乏佳作，下面试分节述之。
第一节 女性问题小说
林海音虽然一直是个职业女性并且还是个颇有成就的女性，但她并不是个女权主义者，她所主张的仍然是夫唱妇随、妻贤子孝的传统家庭模式。林海音曾参与台湾中小学《国语》教材的编写，其中小学第一册第三课《谁起得早》由她主稿，课文是这样写的：
谁起得早，妈妈起得早，妈妈早起忙打扫。
谁起得早，爸爸起得早，爸爸早起看书报。
谁起得早，我起得早，我早起上学校。
林海音描绘的这幅“早起图”，极符合她的家庭生活，她家就是林海音早起打扫而何凡看书报，这在林海音看来是极平常不过的事情。没想到1988年，台湾的一个妇女团体却公布了一个报告，指出“妈妈忙打扫”、“爸爸看书报”涉嫌歧视女性，引起一场风波，后来编译馆在压力之下，将“妈妈早起忙打扫”改为“妈妈早起做早操”，于是有人开玩笑说：“一个看报，一个做早操，一文一武，那家务事只好搁在一边去了。”而林海音则这样认为：
我们主张男女平等是人格的平等，并非以谁做什么事来认定男女是否平等。而且，如果认为“扫地”是低贱的，那就更是错误的观念。“扫地”是整洁的表现，与男女平等无关。请不要把“劳动”的事情贬低，我编写课文时并没有这种观念。不但如此，我的人格平等观念非常强烈，所以在《国语》第三册第六单元《我的爸爸》中的练习，特别安排了二十二种爸爸的工作行业，他们有工程师、矿工、农民、驾驶员、泥水工、画家、医生等，就是为了要学童认为，无论他的父亲是做什么的，都是他敬爱的爸爸，没有工作高尚或低贱之分。这是最要紧的，而且在语文中也学习到了正面的、正确的观念。让我们在一个和谐、爱心的环境中，教导孩子也一样在和谐和爱的心态中学习。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352页。
林海音的这种看法是一贯的，从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小说看，其中即已贯穿着她的人格平等观念，她写了许多充满对劳动者、对弱者的同情与爱的短篇小说，这些下面还要谈到。这里单说她的女性问题小说，她笔下的女性性格极端的并不多见，大都温柔敦厚，处世端方，是主流社会中的贤淑女子，当然她笔下也有一些受压抑与扭曲的女性，但她们的行为方式并没有超出正常范围，属于社会能够容忍与理解的域限内，她的几篇著名的短篇小说颇能说明问题。
《殉》写一旧式女子朱淑芸为给久病的未婚夫冲喜，匆忙成婚，婚后不久即成了寡妇，寂寞中对小叔子产生了一种难言的情愫，后来过继了小叔子的女儿小芸抚养，小说开头即写小芸长大即将成婚，方大奶奶（即朱淑芸）为其备嫁妆的情景，中间回叙方大奶奶的前半生，结尾以小芸亲生父母来探望行将出嫁的小芸，方大奶奶备菜结束。写的是一苦命女子，却毫不悲戚，通篇流动着人间温情，方大奶奶的敦厚与善良，化解了她生命中的悲剧因素，她的顺命，为她赢来了晚年有靠的结局，因为小芸会很快将她接到自己婚后的家中。一头一尾的设计，充满人间烟火气，营造了一种温馨的生活氛围。这篇小说晚于张爱玲的《金锁记》，是否受到张爱玲的影响尚未见到直接的证据，但两篇却有很多的可比性却是笔者要说的。《金锁记》的情节设计中，也有一个小叔子，也是一段叔嫂恋，却写得诡谲怪异阴森，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家中本是开麻油店的，本来无缘嫁入姜公馆，只因姜家二公子残疾，几乎是废人，大户人家的小姐不肯嫁，才将她娶来，生了一子一女后，不几年曹七巧也守了寡，来到姜家后她也爱上了小叔子姜季泽，姜季泽虽是个风月老手，却不愿吃窝边草，曹七巧被冷落了几年。婆婆去世后，姜家分家，曹七巧终于如愿以偿，分到了大笔的财产，而姜季泽却因为挥霍无度，所得无多。曹七巧带着儿女单独立户后不几月，姜季泽找上了门，不仅叙爱还表示要为她打理财产，惊喜狐疑的曹七巧，看着这个令自己痛苦了几年的男人，忽生恨意，他是为了钱才再来撩拨她的，暴怒中，她赶走了他，往后的日子就更加出奇，曹七巧不仅让一双儿女抽上了鸦片，还逼死了儿媳，破坏了女儿的惟一一次爱情，在疯狂的畸形生活中结束了自己衰弱的生命。曹七巧及其恋情及其行为方式，表露的是人性中最极端的恶欲与自私，即使她爱着姜季泽，在分财产的时候却是她最与这个小叔子计较，当多年后姜季泽向她示爱时，她首先反应的也是他要谋夺她的财产，这是一个被金钱欲望锁住的灵魂。张爱玲对这个人物是带着几分鄙薄与不屑的，曹七巧在姜公馆的举止言行粗俗无教养，惹人生厌，处处透着她麻油店的出身，出身的低微、非常的婚姻、加上并不善良且自私的品行铸成了一个特殊角色的畸形人生。这个角色充分反衬出张爱玲作为书写者的大家闺秀身份的优越与高贵，张爱玲在这个人物身上并未给予同情与理解，而是以一支冷峻的笔写透曹七巧的可鄙与乖戾，这个令人憎恶也让人可怜的人物是张爱玲笔下最成功的角色之一。
相形之下，林海音笔下的方大奶奶则善良温柔可爱得多，方大奶奶的命运虽可说是悲剧的，但她却与自己的命运相谐和，她的生活是自然的，待字闺中时她安然地接受父母的订婚安排，等待成婚的过程虽漫长，她也没有什么怨言，当要给久病的未婚夫冲喜的重大决定送到她耳边来时，她也带着企盼顺从了，然而命运并没有给她带来惊喜，而是无可奈何地逆转了，她的丈夫在一个月后病逝了，命不如人，她还是认了，默默地承受着自己的命运，绝无狂暴与乖戾，可她毕竟是一个活人，守寡的岁月里，小叔子在她的心中荡起了情感的涟漪，但她的爱发乎情止乎礼，一切都符合一个大家闺秀的标准，她最后把感情寄托在了她所收养的小叔子的女儿身上，并最终得到了回报。方大奶奶一直生活在自己熟悉与适应的环境中，她是大家闺秀，婆家也是大户人家，她很适应这样的生活，没有曹七巧那样的与生存环境的对立的焦躁，加上自身的顺命、善良与节制，她也就避免了像曹七巧那样成为别人的笑柄与谈资。然而她的内心真的没有痛苦，是一波如镜的吗？并不如此，小说结尾处写小芸出嫁前方大奶奶的心境：“她自己也知道，近来太忧郁了，不安和悲凉袭击着她，这种感觉就和家麟刚回国时一样，那次是因为出现了二奶奶，这次是敏雄，都是摘她心肝的人！”这短短的一点，就将方大奶奶内心的痛苦展露无遗，人性的多面与深刻也在这一点中倾泻而出。林海音的小说干净明朗却不缺乏人性的深度，小说写方大奶奶对小叔子的爱非常含蓄节制，书房相遇一节写得美而含蓄自不必多说，多年后这种爱仍然充溢在她心中，她抚养小芸时，小说写道：“她很爱小芸，每逢她紧紧搂着小芸的小肉体时，除了亲子之爱以外，在内心中还荡漾着一种神秘的快乐。她常常想：这是她的孩子，也是家麟的孩子。许多人都说小芸的眼睛很像她，但是她更喜欢逗着小芸对人说：‘大手大脚的，跟她叔叔一样！’然后举起小芸的肥手送到自己的唇边亲吻着。就凭着自己内心常常泛起的这点点神秘的快乐，和对下一代成长的希望，唉！这么许多年竟也过来了。”方大奶奶对小叔子的爱，在林海音笔下是纯净的美好的，是支撑她人生的东西，这种爱欲描写虽多少带一点佛洛伊德式的解剖在笔端，但却是中国化的含蓄，节制，有人缘，而张爱玲则将曹七巧的爱写得丑恶、极端、欲望化，是审丑性的，林海音则是审美式的，写一种中国人可以接受的隐秘的爱。林海音喜欢世俗生活，喜欢世俗的快乐，她对方大奶奶的痛苦的解决方式也是林海音式的世俗快乐方案，小说结尾处写完小芸出嫁前方大奶奶悲凉心境后，这样收尾：“方大奶奶推开虚掩的街门进去。嗯？屋里有好几个人影？啊！是小芸的叔叔婶婶来了。他们正围着她的绣活在欣赏。”“——幸亏多买了半只盐水鸭，再炒一盘茭白，都是叔叔喜欢吃的。她这么算计着，提着线网袋就直往厨房走去。”这是符合中国人接受心理的解决方案，在其乐融融的世俗生活中，一餐便饭化解了方大奶奶一生的相思。方大奶奶的出现晚于曹七巧，她比曹七巧更心智健全、善良忍让、富于人情味，如果说曹七巧代表的是旧式大家庭寡妇生活的疯狂版，那么方大奶奶则代表了她们的常态与一般存在方式，这也是林海音笔下女性的特点，即她笔下的女性多是常态的、明朗的、顺从女性规范的，一句话，林海音是一个正统派。林海音曾在她的另一篇自传体回忆《婚姻的故事》中谈到《殉》的故事原型，据林海音说：“这篇小说虽然不是我们家的事情，但是我便以我们这大家庭做了背景，而且说实在话，也是三哥的事，给了我灵感，再加上另外曾和我在图书馆的同事怡姐的一部分实情，凑起来的。”林海音在这里所说的三哥指的是丈夫的三哥，因为父母给包办的婚姻不幸郁郁而死，三嫂则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怡姐则是林海音在北师大图书馆工作期间的同事，是一位女画家，为了给丈夫冲喜而结婚，婚后一个月就做了寡妇，她的小叔子对她确实还不错，但弟媳妇就差些，她就只好一个人搬出来租屋居住，并且在图书馆找份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小说中的公婆画像则是以林海音自己的公婆为原型的，林海音的公婆是很可亲讲理的一家，小说赋予方大奶奶温情的家庭就是从林海音自己的感受出发写的。方大奶奶虽然不幸，但林海音却给了她在她的处境下的最好结局，并且让她怀着一种朦胧而美好的情愫度过大半生也算是给她不幸的人生以亮色了。这说明林海音不仅是正统的而且也是善良的，她不忍心让她同情且喜爱的角色有凄切悲惨的人生，夏祖丽曾说林海音晚年连悲剧电影都不忍看，这篇小说虽是林海音中年时所写，但她这种怕看悲剧的心态可能早就存在并影响到了她的小说创作中。林海音的这种心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恐怕是与她早年丧父的经历有关，虽然林海音一生坚强乐观且人生幸福，但她早年失怙的经历多少对她的心理状态及人生追求、价值取向会形成一定的影响。
林海音的另一篇写旧式女性悲剧的短篇小说《烛》，写中国传统的纳妾文化给妇女带来的痛苦。启福的大太太因为丈夫纳了妾，就自己折磨了自己一生，一开始她假装瘫痪，天天躺在床上喊头晕，要丈夫的妾秋姑娘服侍自己，久而久之她也就真的起不来了，就这样，她躺在床上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秋姑娘，又躺在床上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