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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题目： 从潜流到激流——中国当代新诗潮研究（1966…1986）
指导教师：龙泉明（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答辩委员会成员：
校外专家评阅人：谢 冕（北京大学教授）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又平（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答辩委员会主席：刘 纳（吉林大学教授）
答辩委员会委员：董 健（南京大学教授）
黄曼君（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陆耀东（武汉大学教授）
易竹贤（武汉大学教授）
孙党伯（武汉大学教授）
陈美兰（武汉大学教授）
於可训（武汉大学教授）
内容摘要：
大致以1966年文革“地下诗歌”开始，到1986年《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为标志的“后新诗潮”的崛起为止，中国当代新诗潮经历了从潜流到激流的特殊史程。本论文把对中国当代新诗潮的研究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向前推延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基本按照酝酿、萌芽、兴盛、衰歇的发展过程，梳理新诗潮从地下到公开、从文革“地下诗歌”到“朦胧诗”的历史演变。通过两位先行者、一个诗群、一个刊物以及一场文学论争建构起新诗潮的谱系。在探讨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和流变规律时，重点考察了新诗潮酝酿期与萌芽期的诗歌创作，以对当代“潜在写作”的关注和重新发现揭开长久以来被湮没、误读的文学史真面目，为当代诗歌史的重写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范围、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材料的运用等，界定了“新诗潮”、“朦胧诗”、文革“地下诗歌”、“潜在写作”、“潜流写作”等概念，论证了文革“地下诗歌”与“朦胧诗”之间、新诗潮与文革历史之间无法离析的互动和互证关系，说明了新诗潮从潜流到激流的文学转折与中国社会从文化大革命向新时期的历史转折不仅是同步的，而且是紧密相连的。
第一章在挖掘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考古学”的方法考察了新诗潮酝酿期即文革“地下诗歌”的总体创作情况。文革诗坛的基本格局为主流诗坛与地下诗坛双向平行、对峙共存，本论文一方面从年龄角度考察了老一代诗人（归来前的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前朦胧诗人）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创作，另一方面从地域角度考察了北京诗人群、上海诗人群和贵州诗人群的“地下诗歌”创作，重点分析了新诗潮的两位先行者的诗歌创作以及他们对于新诗潮发展的先驱意义。
第二章选取文革“地下诗歌”最有代表性的诗歌群体“白洋淀诗群”作为考察对象，论析了该诗群形成的原因、独特的文化背景与地域文化优势、主要诗人与诗歌创作的总体概况。并运用细读法对该诗群的代表诗人芒克、根子、多多的诗歌作了阐释。
第三章探讨了新诗潮的崛起与衰歇的内外部原因，重点分析了“第三代诗歌”的兴起，并引入“代沟”理论，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剖析了“朦胧诗论争”的原因、影响及其所涉及的诗学观念、诗歌技巧的对峙，考察了论争中呈现出的两代诗人之间“文化代沟”与“文化沟通”等深层问题。
结论部分把新诗潮置于中国新诗史中揭示其流变规律和历史地位，探讨了它与中外诗歌传统的关系，并分析了它的隐显沉浮及其诗歌创作文本与诗歌观念为中国当代诗歌发展提供的经验和启示。新诗潮不仅接续了中国新诗的传统，也直接开启了新时期的诗歌复兴运动，是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环。
食指①，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注定成为中国当代新诗潮中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他是他的同时代人中音质出色的歌者，同时“也是70 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趴在地上的第一人②”。他的困惑、他的真诚、他的矛盾，甚至连同他颠宕惨烈的人生经历都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食指文革时期的创作高峰期是1968 年，他的优秀的代表作几乎都写于这一年：《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烟》、《酒》等近20首。如果1968年的确可以看作是这一代人成长之路的时间界碑，他们也相应地被称为“六八年人”，那么，食指就是“六八年人”的代表，且一代人被称作“食指群”也是恰当的。③
作为先行者的食指，至少有两层意义：从创作时间上看，食指早在文革初期（甚至文革前）即已开始了相当有份量的诗歌创作，而大多数地下诗人的创作始于70年代初；其次，他们作为先行者都不同程度地启迪了新诗潮的后来者，只不过文学史接纳了站在他们肩膀上起飞的诗人，却对这些具有先驱意义的拓荒者们极为吝啬，他们或轻或重地被文学史所遗忘。本文仅对新诗潮先行者之一的食指在文革时期的诗歌创作进行论析。
一代青年的精神代言人
食指的诗，真实地记录了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为一代人填写了他们的精神履历，可以说是一代青年的精神代言人。他以朴素、忧伤的笔调倾诉了一代人理想的追求与破灭，在诗人与诗歌普遍沉沦与堕落的年代，他的诗歌广泛而秘密地流传着，像一个传递着的火种照亮了所到之处；在诗歌的声誉已经败坏、人们的阅读机能已经被钝化的时候，又是他最早把诗歌的尊严恢复，更新了人们对诗歌的感觉和认识。
食指诗歌的主题与一个时代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他的诗歌展示了一代人在红卫兵向知青转变中的复杂情感。他的诗歌有一种青春的“纯净”气息，这种纯净并不单纯是欢乐的基调，而是混合了悲伤、绝望的情感波动，真实地展现了青春的激情与绝望。《相信未来》④是食指流传最广的诗歌，这首诗作于1968年2月，也被誉为“文革‘新诗歌’的发轫之作”。⑤从时代背景来看，随着工人“造反派”的兴起，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早已落潮，许多青年学生心里不同程度地有一种受挫感，促使一部分人从最初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开始思索自己的命运，寻找人生的出路，然而时代给予他们出路的暗示又似乎是“没有出路”，这样，青年人普遍地产生了对未来的迷惘、消沉的情绪。食指通过这首诗写出了对现实的迷惘、失望，并以一种朋友般劝勉的方式表达了对“未来”的执著信念。开篇即是新鲜的词语和哀伤的情调：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的前两节格式整饬、工整。“当……”这种句式是舒缓的记叙和忧伤的回忆笔法。“无情地”、“叹息着”、“固执地”、“贫困的”、“失望的”、“凄凉的”等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词语堆积，使整个诗歌的情感基调和氛围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悲哀、失望之中，但在悲哀与失望中的抒情主人公又似乎正在“含泪”诉说着对“未来”的向往和呼唤。诗人用朴素而又充满诗意的语句写出了一个（一代）青年对青春的怅惘，把对未来的信念包裹在人生的感喟中。然而，食指诗中的这种朴素并不是粗糙，而是指生活气息与青春气息交织在一起的诗意，相对于当时的诗歌语言来讲，它是非政治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华丽的。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撑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食指反复吟诵的一句“相信未来”给予当时青年的精神鼓舞是巨大的，正如文革的“过来人”所回忆：“没有经历过‘文革’苦难和恐怖的人是不会理解的。一句‘相信未来’就会给我带来那么大的震动。‘未来’？未来是什么？那时的‘未来’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相信未来’就意味着对现实不满，就是‘反动’，就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知道它的内涵，我懂得它的分量。” ⑥正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和否定，他这首诗才没能逃离当时政治的迫害。对于一代青年来讲，“相信”是一种并不陌生的感觉，比如现实教育他们相信语录和革命，相信“未来”的共产主义，而为什么食指的一句“相信未来”会更新了他们所熟悉的感觉？
“未来”究竟是什么，诗人并没有给出答案，但这是一种人生的信念，是经历了现实失败后的别一种反抗精神，同时也是绝望现实的止痛剂。“相信未来”给出的首先就是一种抚慰性的精神力量，对于受伤的一代人而言，无异于一种必须的心理疗法。而“未来”又是相对于“现实”的一个不可知概念，这首诗潜在的是“未来”与“现实”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诗人用对未来的确认否定了对现实的不信任（尽管还不彻底），所以，现实的痛苦和不公只有依靠、等待未来的补偿和肯定：“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青。”食指的《相信未来》使一代人看到了一个新的未来世界，它反映了一代人从红卫兵到知青转变的普遍心理和共同情感，说到底，这一代人就是“相信未来”的一代人，或者说，他们最初都是从“相信未来”的精神境界过渡而来的。可以说，食指以一个人的诗写出了一代人的精神历程。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⑦是食指的另一首流传范围很广的代表作，也是一首更具自我意识与个人化风格的诗歌。这首诗是诗人1968年12月20日去山西杏花村插队的火车上构思而成的。配合着最高指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最高潮，正是火车的震荡声使诗人有了一次人生的“震惊体验”，这种体验是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共同体验。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身份转变，也即从革命先遣队到革命弃儿，身份转变带来的是从城市到乡村、从“在家”到“离家”的地域（空间）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一代人被强行完成了独立和“长大成人”。食指真实地把现实生活场景挪移到了诗歌场景中，或者说《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复制。从表面来看，食指运用的是回忆手法，但与其说他是在倒叙这一事件，不如说是把“回忆”与“现场记录”交融在一起。首先是告别的一幕，他的情感被“一阵阵告别的声浪”所触动，于是具体的时刻“四点零八分”定格入诗，这样一个瞬间的时刻在反复言说中具有了永恒的意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高大的建筑”与“剧烈的抖动”之间，在某种意义上，也昭示了热闹的现实政治所潜伏的飘摇感和紊乱感，从更深的层面传达出了一代青年对于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手中。//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从宏大的公共场景一下子过渡到具有私人性的生活空间，人物从群体转换为个体，时代主题的叙述变为带有亲情记忆的生活细节，同时，从现实的汽笛声向幻觉、回忆转换，这样，日常生活的温情就难能可贵地进入了文革诗歌。“还有一点，小时候我有一个极深刻的印象，妈妈给我缀扣子时，我们总是穿着衣服。一针一针地缝好了扣子，妈妈就把头俯在我的胸前，把线咬断。” ⑧这首诗写得最出色的就是对日常生活的细节的白描，而细节的白描带来一种语言的“现场感”，这种“现场感”像是诗人在为一部舞台悲剧撰写台词一样。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到这时，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诗人反复在问、在思“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对人生的“震惊体验”处于不能确信的心理状态，从“不知”到“明白”，就是诗人从“震惊”到“绝望”的心理变化。绝望之后，是对“永远”的寄托，发出“永远地记着我”的叫喊正是因为确信“我”已经被永远地放逐了，或者说是被永远地抛弃了。这首诗的最后一节反复咏叹：“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最后”两字道出了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离乡背井的无奈、绝望和对家园的深深眷恋。食指曾就这首诗说：“火车开动前先‘哐当’一下，我的心也跟着一颤，然后就看到车窗外的手臂一片。一切全明白了，‘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因为户口也跟着落在山西）。”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可以说是上山下乡一代人命运的绝唱，尽管它写于知青生活、命运的起始，但这首诗却不仅昭示了一场悲剧的开端，而且预演了悲剧的全部剧情，表达了一代人真实的现实生活和真实的情感。“凡是经历过1968年冬北京火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随着汽笛的拉响，哭声顿时变大，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像食指诗中所描写的——哭喊着想抓住一只手，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后的北京’。多少年过去了，每当读这首诗，我仍有像诗中描写的‘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的感觉。”这首诗中，个人心理幻觉的瞬间“入画”，却像是一个时代大动荡的瞬间实录，“真实瞬间”与“诗歌瞬间”、空间的切换与时间的错位、现实场景与人生舞台之间的转换，这些都更像是分镜头的蒙太奇画面组合。从瞬间过渡到永恒，把时代经验转向个人经验，食指通过个体的生活感受描写出的正是一场时代悲剧。
除了《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两首代表性的诗歌以外，食指还有一些悲叹个人生活的作品，多写个人命运、爱情、友谊等，如《命运》、《烟》、《酒》、《还是干脆忘了她吧》、《难道爱神是……》、《黄昏》等。在当时，自我就是小我，是不允许在诗歌中出现的，即使出现，也必须融入“大我”，食指却最早把自我带入诗歌中，并且随着自我在诗歌中的露面，自我的喜怒哀乐就成了自然表现的内容，不再是高昂、虚飘的“大我”的赞歌与战歌或集体主义的欢歌笑语，而是充满了对个人命运的痛苦咏叹：“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我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食指的爱情诗少有爱情的快乐，大多是爱情的悲吟，这也许和他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坎坷的爱情经历有关。他的赠友诗往往是对友人的劝勉和珍重之语，亦不乏依依惜别与前途渺茫的感伤之情。
时代的胎记与分割的印痕
食指是属于他的时代的诗人，在他身上，集结了时代的各种特征，在他的诗中，也刻满了与时代分割的种种印痕。他出身于正统的“革命干部”家庭，他倾心于文学（诗歌），是一个真诚的文学青年；他虽然也对红卫兵运动有过狂热的追求，但并无政治野心，也并不认同“血统论”和打砸抢的做法，反而认为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他看过的最好的文章。但是他毕竟从那个火红的时代走过来，尽管他的诗歌里表现了青春的绝望和抗争，试图与时代分割开来，但又必然（甚至先天）带有时代的胎记和分割的印痕。事实上，食指的心灵结构几乎一直处于“矛盾分裂”的状态，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既有对时代的幻灭感，又有着难以割舍的希望。所以他的作品基本贯穿了两个系列，它们是“两极逆反式”的系列：一类作品完全是（或近于）主流诗歌，属于平庸浅薄的为“时”而作，其原因或许是言不由衷，或许是为了能够公开发表，从而得到社会承认；另一类作品则又完全逸出了主流文学规范，甚至以与主流对峙、叛逆的方式书写着个人的诗歌话语，这是诗人个人的思想觉醒和对时代扭曲的真切感受以及自我情感的真实流露，也说明无法压抑的诗情必然要迸发出来，这种两极逆反的作品代表了诗人思想的两面性或曰多面性、复杂性和分裂性。从人性或作家心态的深层次来看，食指的这种分裂性、多面性其实与食指的“真诚”是统一的，并不矛盾。
这样，就可以理解写出《相信未来》与《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食指为什么会写出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