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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幸孤魂的哀鸣，而北岛的《回答》则像是献给时代的冷酷供词。食指的《相信未来》代表了一代人像孩子般执著地“相信未来”，而北岛则代表了另一类走出信仰的人，他要告诉世界的是“我不相信”。这不同的两句诗，代表的是不同的精神走向，或者说是精神的反向逆转。当食指渴望为太阳献身而终至在1974年精神崩溃时，北岛在这一年写下了小说《波动》和诗歌《太阳城札记》，不仅没有献身的冲动，而且对与献身联系的“一切”表示了怀疑。北岛经由食指的“诗歌启蒙”走向了更成熟的道路。可以说，食指的精神实质是“相信未来”，而北岛的精神实质是“我不相信”。
从食指到北岛，从“相信未来”到“我不相信”，一代人完成了他们精神历程的痛苦转变，或者说是时代把一代人从文化大革命的热血青年到时代的叛逆者，从“相信的一代”改造成了“怀疑的一代”，它包含的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转变这是从“是”到“否”的精神蜕变，是对现实世界从信任到怀疑的精神转向。但并不是说，一代人就是突兀地一下子就达到了“我不相信”的精神高度，而是指出一代人的精神起点是站在“相信未来”之上的。当然不仅是北岛，新诗潮的许多诗人（甚至不仅限于诗人，还有小说作家等）都接受过食指的诗歌养分。阿城曾说“60年代末我喜欢他的诗，那时候，他的诗广为传抄。”＇25＇另据与阿城一起插队的知青回忆：“背诵、朗读郭路生的诗已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享受。”＇26＇还有一些在新时期走上文学艺术道路的人也曾接受过食指的影响。
文革结束后，食指进入创作的新阶段，写有《疯狗》（1978年）、《热爱生命》（1979年）、《愤怒》（1980年）、《向青春告别》（1989年）、《在精神病院》（1991年）、《想到死亡》（1996年）等大量诗作。但他的诗歌观念和诗歌技巧与过去大致相近，依然执著于“窗式美”的营造。不过，随着青春已逝、暮年来临以及身体与环境状况的恶劣，他诗中的感情增加了许多沉郁和苍凉，孤独感和死亡意识也渗透在字里行间，相信未来的诗人也开始对自己、对时代的反思，诗情也在“从热到冷”转变，偶尔还有一点对世事的讥诮。比如《人生舞台之一》（1989年）写下了对个人命运的沉思，心境寂然寥落，有一种世事无常的感叹：“该谢幕了，几下稀疏的掌声/像以往无人喝彩的叫好”。在时代以超乎想象的加速度前进的今天，食指发出的仅仅只是他个人自己哀伤而悲沉的声音，新的时代常常会把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席卷而去，诗人为记忆负重，而记忆留给诗人的只是一个“谢幕人”的角色。
作为新诗潮的先行者，食指承担了一个时代所赋予一个诗人的全部命运，也必然承担了时代所加在他诗歌、人生中的幸与不幸。食指终究是属于“六八年”时代的诗人，他用碎片般的人生与标本般的诗歌为一个时代留下了活的、诗性的历史档案，由此可以窥见当代诗歌的某种景观。清醒与疯狂、信仰与背叛、理想情怀与现实苦闷交织成他的诗歌纹路和生命纹路，这些纹路的浇铸者就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恰恰是这种清晰可辨的纹路才使他不仅成为一个诗人存在的标本，而且成为一个时代存在的见证。食指的诗是一个人的，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履历。
① 食指，原名郭路生，“食指”的笔名在1978年开始使用。本文论及他文革时的创作，也统一使用这一笔名。
②多多：《1970—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载《开拓》1988年第3期。
③参见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载《读书》1995年第5期。该文中，朱学勤提出了“六八年人”的概念，并且对文学史上曾经在1968年出现过的群落称作“文学食指”、“食指群”等。食指实际上已经成了某种象征。
④《相信未来》最初与他的《命运》《疯狗》一起发表于民刊《今天》第2期，1979年2月油印出版。
⑤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⑥刘孝存：《昨日沙滩——关于〈相信未来〉及其历史风尘的随笔》，载《黄河》2000年第3期。
⑦根据食指回忆，这首诗是“在去山西插队的火车上（火车四点零八分开），我开始写这首诗。当时去山西的人和送行的人都很多……我就是抓住了几个细节，在到山西不几天之后，写成了《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原来还长一些，几番删改之后，就成了现在这样。”见《和写作点滴》，载《诗探索》1994年第2辑。
⑧⑨＇11＇＇12＇食指：《和写作点滴》，载《诗探索》1994年第2辑。
⑩戈小丽：《郭路生在杏花村》。
＇13＇崔卫平：《诗神眷顾受苦的人》。
＇14＇食指：《诗人谈诗》。
＇15＇食指曾说“新格律诗我是向何其芳学习”，参见崔卫平：《诗神眷顾受苦的人》。
＇16＇参见何京颉：《心中的郭路生》。
＇17＇＇18＇ 李恒久：《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载《黄河》1997年第1期。
＇19＇齐简：《到对岸去》，载《诗探索》1994年第4辑。
＇20＇李恒久：《对一文的质疑》，载《黄河》2000年第3期。
＇21＇何京颉：《心中的郭路生》。
＇22＇多多：《1970—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载《开拓》1988年第3期。
＇23＇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载《诗探索》1994年第4辑。
＇24＇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25＇阿城《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载《今天》1991年第3期。
＇26＇李恒久：《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载《黄河》1997年第1期。
导师龙泉明的评语：
李润霞的博士论文《从潜流到激流——中国当代新诗潮研究（1966—1986）》把朦胧诗研究的一般视点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向前推至文革开始的1966年，这不是简单的时间变换，而是把以朦胧诗为显在标志的中国当代新诗潮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探讨中国新诗潮从潜流到激流、从文革“地下诗歌”到朦胧诗的历史演变过程，这就在一定层面上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与突破性的贡献。作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文革“地下诗歌”上，以此充分地揭示新诗潮的酝酿与萌芽的历史状况及其原因。作者在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和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深入考察新诗潮的历史源流，抉发其内在嬗变规律。材料的可靠性与丰富性不仅为论文的历史描述和理论阐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本身就是对“重写文学史”的一个贡献。作者对“重写文学史”有着自己独到深入的思考，并且从理论上对重写文学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在思维上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
作者全面系统地展开文革“地下诗歌”的研究时，将理论阐发与作品分析有机结合，既生动灵气，富于文学色彩，而且也有相当的理论含量，论文由于有充分的材料和深入的理论思考作支撑，因而显得透彻深刻、扎实厚重。
论文对朦胧诗与文革“地下诗歌”的关系还可作进一步发掘，对文革“地下诗歌”还可在进一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论述得更充分一些。
总之，这是一篇在材料上有较多发现、具备独特的学术眼光和新颖的学术见解的优秀博士论文。
答辩委员会决议：
李润霞的《从潜流到激流——中国当代新诗潮研究（1966—1976）》选题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发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甄别梳理，为历史描述和理论阐发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作者把考证的方法适用于文革“地下诗歌”的研究，既是对研究对象作钩沉烛微的发现，又是对历史情境进行“还原”；在诗性感悟的基础上，以“细读”法对代表诗作加以比较阐释，多有发现，澄清了现有研究成果中的一些舛误；通过对“先行者”、“一个诗群”、“一个刊物”和“一场论争”的描述和阐释，建立起了新诗潮的谱系。作者对“重写文学史”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有较充分的论述。但论文对“归来者诗歌”与“朦胧诗”的关系尚可作进一步阐述。论文达到了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答辩合格，同意授予博士学位。
论文于2001年6月通过答辩。
校外专家评阅书：
谢 冕（北京大学教授）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朦胧诗争”，学术界对于中国新诗潮的研究日见深入，出现了不少有质量的专著和论文，这些著作为当代文学史和当代诗歌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李润霞的博士学位论文，《从潜流到激流——中国当代新诗潮研究（1966…1986）》是这些著作中后来居上的、引人注目的一部。
李润霞的研究把学界关于朦胧诗研究的一般视点，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向前推进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这不是简单的时间的移动，而是论者一个重要观念的体现，这就是她对文革阶段的历史、文学重新省思的结果。李润霞响应并支持了当今学术界对文革“空白论”的质疑，认为突发性的政治事件没有、也不可能造成历史和文学的中断，它只是使一些文学现象从表面上消隐而转入了“地下”状态，并由此孕育和产生了文学的新质，导致一些新的文学现象浮出地表。她的立论基础在于“特殊的历史诞生了特殊的文学”，在诗歌界，“隐匿的是真正意义的诗人”，这种“隐匿”只是诗歌发生的一次“地域转场”。她以非常明确的语言指出这种“地域转场”同时也是“精神的转场”，即文学从虚空的贴着标签的状态转向了“精神层面的独立思考”，这是李润霞论文中最精彩最具创新意义的论断，它的意义不仅仅为新诗研究拓开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也为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普遍的启发性的意义。
论文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新诗潮的“新”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学史的渊源。为印证作者的这些论点，她考察了北京、贵州、上海三个地域的“地下诗歌”创作的实况，以及新诗潮的两位先行者的创作的实况，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论文作者有着非常丰富的也相当全面的史料的搜集和引用，这些论述中关于上海一地的材料尤显得珍贵。
李润霞的论文选题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是我所谈到的同类著作中最有准备的一部著作，它系统而全面地对产生在中国动乱环境中的诗歌发展作出了清晰而科学的描写，这些描写具有很强的历史感。李润霞学风严谨，文风朴素、平实，占有资料丰富，各项注释详明、充实，是一篇相当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文中提到了“归来者”的诗歌，希望能就这类诗歌与朦胧诗的关系作进一步的阐明，如“归来者”的创作是否属于“新诗潮”，二者是如何互动的，等等。
同意该论文参加论文答辩。
论文等级评定：优秀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从文革到新时期文学的演变和发展是一个根本性的演变和发展，但这种演变和发展又不是没有逻辑脉络可寻的。由于新时期文学给人带来的眼花缭乱的感觉，以及对文革后期文学创作实际的不甚了了，所以人们普遍忽略了对于这个演变过程的梳理和研究。李润霞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在此立论，颇富有理论见地，也开辟了一个新的并且是很重要的研究空间。这个论题的难度首先是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文革后期的地下诗歌即使后来得以发表，也是分散的、零碎的。作者在这方面是花费了相当艰苦的搜集、整理工作的；其次是新时期初期的诗人后来有了各自不同的变化，如何面对历史，真实地评价他们当时的贡献，不但需要科学的眼光、艺术的感受，也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在这两个方面，本文作者都表现出了很好的学术素养。全文脉络清晰，语言流畅，是一篇很好的博士学位论文。
同意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论文等级评定：优秀
王又平（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新诗潮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相当重要却又相对薄弱的环节之一，尽管近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仍少有新的突破。制约其突破的原因或许在于资料、方法、理论等方面的欠缺，另外则是由于这一研究本身可能涉及到的若干“未定性”话题。克服上述“欠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而本论文在以上诸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和创新。
首先，本论文在资料的发掘、梳理上下了很大功夫，把许多原始材料由“不可见区域”提升到“可见区域”，从“民间”引向“学府”。论者在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和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甄别纠谬，取精用宏，对新诗潮这一研究对象考察其源流，叙述其嬗递，厘定其类型，臧否其得失，材料的可靠性和丰富性不仅为本论文的观点和历史描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文革文学的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民刊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材料，这也是本论文“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的价值所在。
其次，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适应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于宏观方法论，论者所称的“考古学”方法非常适用于文革“地下诗歌”的研究，既是对研究对象作钩沉烛微的发现，又是对历史情境作抉幽发明的“还原”。于微观方法论，论者在良好的诗性感悟的基础上，以“细读”法对不同阶段、不同个人的诗作给予了细致的描述、区分、比照和阐释，其辨析、梳理、概括均作得周密、妥贴，且多有自己的发现，从而澄清了既有研究成果中诸多舛误、含混和笼统之处。宏观方法和微观方法的结合使论者通过对“先行者”、“一个诗群”、“一个刊物”和“一场论争”的描述和阐释，建立起了新诗潮的谱系，相信论者的方法和见解定会引起此后研究者的重视。
其三，本论文虽属当代诗歌史的研究，但其理论与实际意义已不限于“诗学”（广义和狭义的）和“诗史”。论者不仅具备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且具备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扎实的理论基础，因此论文提出的诸多观点不仅得到材料的支撑，也得到理论的有力支撑。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论者对于“重写文学史”（或“重写诗歌史”）所涉及的问题有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自己的深入思考，因而能把前人涉及或未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予以修正或阐发，如对文革文学“空白论”的反驳就表达得相当精彩。论者在鲜明表达自己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的同时，把它们付诸自己的具体研究中，这使得本论文自身就成为“重写诗歌史”乃至于“重写文学史”的卓越范例。
如前所说，本论文对于文革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民刊研究是具有突破性和填补空白的意义的，但更值得称道的是在这研究中体现出论者的历史道义和学术良知。作为“一个未曾经历过文革的人”选择这样一个颇有难度的课题，以此去“触摸文革”，这本身就表现出一个文学研究者对历史责任和学术责任的自觉承担，这是使我十分感动的，而这也是论者能独立从事创新性研究的原动力所在。
同意该生参加博士论文答辩。
论文等级评定：优秀
食指代表作选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