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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插曲中我认识到，从一位总统向全国提出一项重要提议开始，他就必须花时间描绘这一提议的前景，否则，他的反对者们就会以他们的方式描绘它并使他疲于防守。我们的反对者努力将我们的计划解读为加税——这与大部分纳税人的观点相去甚远，他们认为消费税并没有增加，每个四口之家平均每年的汽油税仅为38美元。另一方面，我们没花多少时间去阐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加税的影响，或者阐述更重要的内容，即这一项目的目的是通过恢复财政纪律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标准，促进经济增长。其后克林顿重返辩论，但是由于他缺席了一段时间，反对者们占据了某种优势。他们已经设立了观察我们经济政策的视角。我们必须与这种视角对抗，并且一直未能完全成功。参议员迪安妮·芬斯泰因 （共和党——加州区）告诉我，1994年她争取连任时，调查显示在加州有42％的民众认为他们的收入税在1993年提高了。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如果不进行即时和决定性的反驳，对政策的曲解可能带来的后果。实际情况是，我们计划中的收入税只影响美国民众中收入居前的1。2％，我想在加州也是这个比例。真正影响到中等收入阶层的汽油税是很低的。我记得当时是这么想的，小额能源税令市场认为我们言行不一，这主要是因为根据传统智慧，征收能源税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但我没有认识到，非常小额的汽油税会被用来——或者更准确地说，被误用来将我们的项目描绘成中等收入阶层的加税。我的大多数同事都忽略了此点，虽然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和其他一些政治顾问对此非常担忧。
我们面对的一个政治问题是，是否用阶层分类的语言来宣传我们的计划。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并列举了数个理由。在讨论当中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插曲。当我看到总统将在国会联合会议上的讲话稿时，我认为其中一些说法的语气不妥。于是我去找希拉里说出我的看法。她的办公室与我相邻，均在西冀二层。希拉里不仅同意我的观点，还和我一起下楼到罗斯福房间，保罗·贝格拉正在那里起草讲话稿。当保罗修改有争议的段落时，希拉里就站在他身后。
在我看来，即使“富人”这样的词也没有标准的含义，这似乎在表明财务上的成功是错误的。我的反对并非来自我主张各阶层团结的主张。我认为在讨论税收问题时，讨论由谁纳税是完全合适的，是任何一个严肃的税收辩论必不可少的内容。我所关注的只是用词的选择：不加区分的用词可能会损害商界对克林顿政府和他的政策的信任。这种信任对于实现强劲的经济表现至关重要。因为没有政治专家，我觉得政治上也没有产生效果，因为中等收入群体对于诋毁经济成功的反应并不理想，而使用阶层分类的用词也会承担与经济上最成功阶层疏远的风险。
我认为阐述加税的另一可选方式是，指出在80年代，富人阶层受益而中等收入阶层实际上是受损。受益最多的一方应该在减少上个10年所遗留下来的经济负担——即赤字时承担更多的责任。实际上，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增加得最多。我记得曾对总统说，我认识许多高收入人士，当我回纽约时，我并没听到许多反对意见。没有人愿意加税，但令我惊讶的是抱怨如此之少。
第二部 第8节
与富人阶层相对的是，商界坚决反对在原方案中公司税增加2个百分点的内容。我记得那年春天我参加华盛顿的一次商界圆桌会。我告诉这些公司首脑，其中一些我在华尔街工作时有些私交，我们正在做的正是这一团体的成员一直在呼吁的——削减赤字。但大部分商界人士认为削减赤字更主要的，或者惟一的方法是缩减开支，而不是加税。我辩解说，我们毕竟处在一个政治体系中，现在进行的项目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也是为重要的目标服务的，虽然大部分商界人士对此并不认同。因此，对于有多少开支能够，或者应该被取消是受到许多限制的。没有商界的帮助，富有成效的削减赤字根本无法实现。我们预期进一步的开支缩减来自效率的提高，但这需要副总统重塑政府积极性的一个较长进程，还有我们所希望的政府医疗保健项目的改革。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反应是很典型的。商人常常对一个政治进程的结果能够，或者说应该与他们理想中的解决方法有多大程度的吻合抱有不切实际的预期。如果你在贸易、工厂安全规章、税收或其他什么方面提供给商人75％他们所想要的，他们就会集中注意力得到他们还没得到的25％。他们也许习惯在最后一刻才达成交易，但是他们常常不能认识到目标的有效性不同于他们自身所想的，也认识不到现实的政治限制。而这普遍存在于各种利益集团中。
比商业界的这种回应还要让我吃惊的是一些明明了解政治进程而且一直是强烈支持财政纪律的一些国会议员的反应。于将对我们的攻击锁定在赤字问题上相反，他们纠缠于他们并不喜欢的税收增长问题上。实际上，我们计划中的赤字削减的一半来自于支出削减（包括通过降低国债水平来减少利息支出），另一半来自税收增长。在罗斯福会议室，我们尽力维持该收支平衡原则。但是对国会中许多长期支持赤字政策的强硬派议员而言，增税是无比重要的。汽油税是一个特别的争论点。我记得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告诉过我，任何超过4。2美分一加仑的汽油税将会失去公众对经济计划的支持。从实际上说，这种不同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要支持1美分的增长而反对5美分的增长？在自由市场上，汽油价格在一周时间内就要波动5美分。但是，从政治上说，人们对该议题十分恐惧。
严重问题的最早迹象就是4月份国会对总统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的否决。该项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在赤字削减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在预算上赤字削减措施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来取得可信度并对经济产生影响。和赤字削减相比，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是很微小的，仅是4960亿美元中的163亿，但是如果该项目不是足够快速地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也许会对赤字削减失去耐心从而反对它，那么该计划就只是提供了一个短期的保险政策。我则认为，越是关心财政赤字削减问题，就越应该支持短期的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正如事实所表明的，我们不需要保险。从经济上讲，这项计划的失败是相对不重要的，但是从政治上说，它的失败则被认为是克林顿的一个主要挫折。总统询问了一些事情，而由总统所在的政党控制的国会则拒绝了他的请求。
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的失败给我们更大范围的经济计划蒙上了一层疑虑的阴影。立法斗争的故事——以在参议院一次的两轮投票得胜和一次在参议院由副总统打破的一半对一半关系为顶点——已经广为人知。在计算选票的时候，我们中的一群人，包括总统、本特森、麦克拉逖和帕内塔，都围坐在总统私人椭圆形办公室的电视前，不清楚众议院将如何投票。第二天，在参议院，第50个支持者是内布拉斯加州的鲍勃·科瑞。在这种情况下，谁是最后一个投票的，谁就有力量：十分典型的情况是，在这种处境中的人将会为他的投票要一些实际的好处。但是，科瑞并不想要任何实际的好处。他的要求是对未来指定用途开支进行研究的一个总统理事会。我们同意了并长舒了一口气。如果总统在他提出的第一个预算案上就失败的话，不仅经济复苏有可能会受阻，而且，如麦克·麦克拉逖所说的，整个克林顿任期都可能会处于危险境地。在不确定的世界 白宫生活第五章白宫生活
白宫的工作有时让人产生超越现实的感觉。除了椭圆形办公室和其他一些重要场所，如副总统办公室和内阁会议厅，白宫西翼的大多数房间拥挤而破旧。位于二楼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几间办公室难以言状：荧光灯把房间照得通亮，房间里塞满了杂乱不堪、看上去像是二手货的办公家具。但在西翼碰头的那些人都是美国政府要员。我会与某些人围坐在会议桌旁进行某种例性讨论，此时我会突然想到：这位细致入微的家伙，沃伦·克里斯托弗，就是国务卿；我认识多年的那个家伙，劳埃德·本特森，是财政部长；而那边那位才智横溢、能言善变的家伙就是副总统。而我们正在的东西不仅影响到我自己的公司，而且对全国和全世界的命运产生影响。我偶尔会陷入沉思：天哪，我正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与我认识的这个家伙——比尔·克林顿——进行争辩，他可是美国总统啊！
但这种略微有点脱离现实的感觉一会儿就会过去，我又会回到讨论中来，并不在意在座那些人所拥有的头衔。尽管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利益攸关，我对他们也极力关注，我总是（在会后）继续做我分内的工作，如同我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但随后我会在过道里与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擦肩而过，或看见巴解主席亚塞·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握手，我就又会被触动。接着，吉恩·斯珀林会带着一项决定的备忘录信步走入，我那着迷状态也随之会被打破。我更自在一些，而且让我近距离地观察和评论会议情形。我并不担心自己会被忽略。无论你站或坐的距离有多远，你照样可以提出：“总统先生，我有这样或那样的见解。”
这种距离可以使你更清晰地观察克林顿与政府内外其他一些人的关系。我首先发现的就是克林顿作为一个听者所拥有的非凡技能。他能够讲述某人的观点，使那人感到克林顿不仅倾听而且理解了他的讲话。这样的倾听比一般的恭维之辞更令人感到荣幸；这里的听者是美国总统，他真的很在意你的真实见解。这并非故意做作或虚情假意。与古斯在高盛公司对待客户们的情形一样，克林顿能够使人们觉得自己在他心目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在与他们交流时，他们就是他关注的中心。与古斯一样，总统的魅力在于，他的确很在意你的意见。此外，克林顿还就他所听到的事情进行处理。他会就某人在数日或数周前告诉他的事情发表评论。而他的观点则体现了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反应。
这是人们着迷于比尔·克林顿的部分原因，但这也导致某种程度的误解。克林顿如此感应地倾听，当他后来公开反对被倾听者的立场时，不了解他的人们就常常认为他是在玩弄两面三刀的欺骗伎俩，在1995年那些关键的预算谈判中与纽特·金里奇打交道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这位众议院议长当时把克林顿的领会和专注误解为同意。那时我已有了足够的了解，能够判断克林顿真正的立场。在好些年的时间里，当我列席白宫的一些会议时，我会自言自语或对我旁边的某位人说：“那人会认为克林顿倾向于他的立场。但他会大吃一惊的，因为克林顿根本不同意——他正是带着这种立场倾听。”
总统希望自己的顾问们坦率直言，而我则会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他——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以委婉的方式。在我们过渡班子的小石城会议期间，克林顿特别指出：“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我，我就完蛋了。”
这让我想起温伯格在高盛公司曾对我说过的话：作为首席执行官，你在自己下属的心目中占有特殊地位。你自己组织内部的人员自然在你面前言辞谨慎，淡化坏消息，并试图将他们认为你想听的东西告诉你。由于你多少像个国王，你会轻易就自己观点的明智与否以及作为一个领导的功过产生某种不切实际的感觉（沃尔特·蒙代尔曾告诉我，在他担当副总统以及后来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人人都对他讲的笑话捧腹大笑。后来，他竞选失败，并且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那么风趣幽默。）。为保持自我感觉真实并依据充分地进行决策，你必须主动让人感到，与你意见相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担当总统者尤其面临这类问题。但克林顿对自己在小石城的那番讲话是认真的，并主动引导人们谈出对他本人观点的保留意见。与我听说过的、读到过的有关某几届政府的那些情况相反，克林顿周围的人通常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时会产生力求言辞谨慎的本能，但我们大多数人往往对此加以控制——尽管控制程度因人而异。
第二部 第9节
政府以外的人则是另一回事。不断有商界领导人与我碰面，对总统的某个或多个主张表示强烈不满——在某些问题上（例如侵权行为赔偿的改革），我同意他们的意见。但同样是这些人，当在罗斯福厅或总统官邸宴会厅与克林顿会晤时，他们常常闭口不提自己的反对意见，或者甚至还就那些政策表示支持。于是，当我事后将此事——商界不同意那些主张——告诉克林顿的时候，他会做出这样的反应：“鲍勃，你在说什么呀？某某人上周就在这里，他可没那么说。”对那些与他面谈的人，我总是鼓励他们直言相告，他也鼓励他们坦率直言。但这通常不起作用。
同样，后来加入本届政府的那些人也许更难就总统的立场提出异议。我们中的某些人在他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时就认识他了，他们与他交道时知道该怎么做，并且不会感到不自在。但总统具有某种光环，他对质疑形成阻碍，而后来加入本届政府的某些人似乎更多地受到这种光环的影响。（总统）第二届任期过了一半的时候，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我直截了当地、强烈地就总统的立场——在对非洲债务减免施加条件限制一事上持保留态度——表示不同意见时，我发现某些官员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这些人过去几乎没有与他打过交道。
克林顿性格中的一个特征可能会令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感到不安，那就是他的脾气。有一次，当我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总统就医疗保健的一个问题对罗杰艾尔特曼大发雷霆。几分钟后，他们两人如同往常一样平静地进行交谈。在白宫工作的人很快了解到，克林顿有时暴跳如雷地发泄自己的不满，但这类爆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的火暴脾气就像一场热带暴风雨，骤然而至，但随后就消失了。尽管在克林顿身边工作了6年半，但我从未如本届政府中的其他人（如米基·坎特、罗恩·布朗、弗农·乔丹以及厄斯金·鲍勒斯）那样与他建立起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之间有一种轻松、非正式的工作关系，但我从来不是深夜接到总统电话或在高尔夫球场与之形影不离的那类人。个人关系上的这点距离从未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关系而且——在朱迪看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有所助益。
白宫的工作令人忙得不可开交，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我当时设法处理的那个问题常常出现在晚间新闻里或报纸上。在高盛公司的那段时期，当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时，我并未完全将工作抛诸脑后，但我也不必应付华盛顿那种无时不在的公众关注。
那种关注往往带有一种强烈的持批评态度的倾向。在任何问题上，持党派偏见的反对者也许会力图使我的工作更加困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进行人身攻击来实现的。除此之外，媒体往往也持批评态度并着重突出分歧。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曾在前两届政府中任职，他在（克林顿总统）第一个任期开始时告诉我们一帮人：我们会看到新闻界将撰写一些有关谁得势、谁失势的报道——无论是否有充分依据，他们可能会在我们中造成分裂。托尼指出，我们必须保持团结，别让那些报道影响我们。
但这有时是说来容易做来难。霍华德·帕斯特是本届政府的第一任国会联络官，非常能干，在成为一些报道中的批评对象后，他提出一个十分敏锐的见解。回想起托尼的那番话，我告诉霍华德，这类报道瞬息即逝，不必在意。但作为一位多年闯荡华盛顿的成功的院外游说者，霍华德指出，一旦新闻界对你形成某种观点，那种观点往往很难改变。没有谁能够将媒体的批评完全抛诸脑后——因为我们都是人，但对这种媒体环境的反应则因人而异。某些人开始高度关注人们对自己的直观看法，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关注所左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另一些人则善于把直观感受与洞察力结合起来，并专注于直观现象后面的实质性的政治目标。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时，就与新闻界打交道而言，我总的说来还算幸运，这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