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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克林顿提出一些重大让步后，双方仍然不能达成一致。共和党人也许可以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宣称获胜——尤其是在克林顿提出一个10年平衡预算的计划后，或是在他后来提出这样一个计划之后：以7年实现预算平衡这一目标来换取共和党人放弃对社会开支的大规模削减。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从未这样做。总统在谈判中的表现可能使其对手不愿达成一项交易。通过多次观察克林顿（在谈判期间）与其他人的交流，我可以认定，共和党人当时对他有所误解。他们产生这样的感觉：他同情他们的见解，虽然我可以断定他并非如此——他只是专注地倾听。另外，克林顿也许一直流露出自己的内心想法，那就是：他太想达成一项交易了。
第二部 第16节
他没有明确表明的是，他将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他将会否决预算案——如果他没有做出重大改进以更加接近他的立场的话。我担心的是，克林顿的形体语言可能会再次被误解。在我们于这样的一次例会结束后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时，克林顿问我对他的表现有何见解。我说，“总统先生，我过去常常列席旁听在高盛公司举行的许多谈判。因此（现在）把你比作我的客户，我们一同离开这次会议。就你给那些人留下的感觉来看，我敢说，他们将会认为自己可以任意摆弄你”。当时担任办公厅副主席的哈罗德·伊克斯后来告诉我，克林顿又向别人复述了我告诉他的那番话。我的印象是，总统此前并未意识到自己在那些会议上所造成的影响。
金里奇和其他人的确这样误解了克林顿，把他的倾听和达成某种妥协的愿望当做某些迹象——他会在自己从未妥协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回过头来看，共和党人对克林顿谈判立场的误解证明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有所助益的。政府两度停止办公、联邦政府面临不能履行债务的危险以及与国会领导人无休止的会议，在经历这些以后，克林顿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大为改善。他最终得到大多数他希望获得的东西——如保护老年医疗保健补助制度和穷人、残疾人医疗保健补助制度，并阻止了大多数他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如有利于富人的大规模减税。所有这些都是他在没有进行任何交易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谈判经验。有时，拒绝买通对方的同意，效果会更好一些。
克林顿和金里奇冲突与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和原则利害攸关，1995年秋天爆发的债务限额危机戏剧性地使这些问题和原则处于显著地位，而且，这场危机与发生在整个冬季的预算争斗和两次政府关门交织在一起。从表面上看，这场冲突涉及某种有关联邦债务管理的技术细节的争论，外行几乎无法弄懂。但这场争斗——与我在华盛顿不得不面临的任何一场争斗同样激烈——真正牵涉到的是两项根本原则。一项是偿债义务；另一项则渗入到那场规模更大的、笼罩在债务限额危机之上的预算争斗中，即：联邦政府的责任和角色是什么？随着这一戏剧性场面在1995年末和1996年初的逐步展开，我不仅对因政策问题而遭遇的严厉批评，而且对人身诋毁，都有了深刻体会——对人身诋毁的体会比在墨西哥（金融）危机期间更为深刻。
提高债务限额是一个技术问题。我将简要解释一下有关背景。在几乎整个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承担了国债，这一债务通过发行财政部债券而得以支撑。一段时间后，该债务的数额上升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国会直接批准每一期新债务的发行。但就为战争提供资金而言，这种方式显得不切实际，因此在1917年产生了这种做法：授权一个总的“债务限额”。年度预算编制的产生使债务限额变得不合时宜，因为国会现在会通过预算程序直接控制联邦支出。但债务限额这一例行做法一直没有被废除。
许多年来，国会对增加限额的批准——就为联邦政府的活动提供资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有时涉及在预算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但从未达致1995年那种激烈冲突的程度或伴随着某种公开的不履行债务的意愿。但在1995年春，当我们这些财政部人员正忙于应付墨西哥危机时，保守人士却在寻找某种办法，以迫使比尔·克林顿签署他们的预算，该预算涉及就他所关切的那些项目进行大幅度削减以及实行有利于富人的大规模减税。债务限额成为某种（要挟）手段。克林顿在国会的那些对手把对债务限额的增加附加在他们为1996年预算而提出的各种议案上——否则就拒绝授权增加债务限额，他们因此认为，克林顿可能被迫接受那种在他们提出的预算中得以深刻体现的政府作用最低限度观。
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在1995年4月开始公开提出拒绝增加债务限额的可能性。他出现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与戴维·布伦克里交谈”这一节目上，暗示说，他和他的盟友们可能会以债务限额为手段，迫使总统签署一项共和党人的预算案。如果克林顿拒绝签署，而金里奇又决不让步，那这一行动过程会使财政部无法介入，并因而可能导致本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府无力履行其（偿债）义务的现象。金里奇在暗示，美国政府蓄意不履行财政义务，这可能意味着不仅停止支付借债手段，而且停止政府的某些活动——从发出社会保障支票到为退伍军人医院的医生支付工资。金里奇说，克林顿那时会不得不“就此拿定主意：他想要一场多大规模的危机”。
我当时认为，这一威胁并不是认真的。由于来自华尔街，我认为这一观念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即：出于某种政治需要，美国政府会故意不履行其财政义务。我公开指出，这样一种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是“不可想像的”。偿债义务是我们整个财政体系的基础，过去不得不作为一种具有实际和道义意义的必要责任来加以维持。
对美国来说，出于政治原因而故意不履行偿债义务的做法会破坏这种必要责任。为避免拖欠债务可能给生活水准带来的损害，某些发展中国家正为偿还自己的债务而做出巨大牺牲，考虑到他们的情况，金里奇的上述暗示更加令人不安。在尚未得到解决的“比索危机”中，我们实质上向墨西哥——后来也会对其他许多国家——指出：债务拖欠冒有这样的危险：造成混乱的财政环境并长期失去通往资本市场的途径。相反，你需要实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相配套的改革。我们如何能够使该谈话要旨与这种做法——出于政治原因而不履行我们自己的债务——相一致？
另外，拖欠债务很有可能损害了人们将我们视为一个债权国而寄予的信赖，提高了（即使只是稍微提高）美国在未来多年里——不仅仅是在短时期里——必须为其债务支付的利息。这种对我们在人们心目中的信用地位所造成的损害可能极其严重，因为如果我们有时面临真正的财政困境，这种信用地位所起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而且，我们的社会历来坚持：偿债具有道义上的必要性，对此丧失信心可能还会增加私营部门的借贷成本。我认为，即使在短时期内拖欠美国政府债务也会是一个极不明智和后果严重的举动——所以我认为金里奇不是认真的。我的观点实质上是正确的，但在政治上似乎是错误的。金里奇和其他一些共和党人声称为此做好了准备：着手实现“不可想像之事”——拖欠债务，以迫使克林顿接受自己认为无法接受的东西——共和党人的预算提案。我低估了反对总统的那些人的决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看上去肯定会毫无保留地使用这一武器。我更为惊奇的是，他们找到一些将会支持这个主意的华尔街著名人物。其中之一就是斯坦利·德拉克肯米勒——一家投机性投资集团的经理，他认为，如果有助于产生一个平衡的预算，拖欠债务不会对市场有什么影响。9月，金里奇在对一家名为公共证券联合会的贸易团体发表演说时声称，他所在的那一方不会退却。金里奇说：“我不在乎什么样的代价。我不在乎我们两个月内有无行政官员、有无债券（发行）。”
如果不进行追加，联邦政府债务将在1995年结束前——最早可能在那年10月——达到规定限额。拖欠债务以及总统被迫签署一项不合意的预算案，这些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我们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只是等待和抱有这样的希望，即：对方会在最后一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增加债务限额。我们还面临一个难题，他类似于我们不久前在墨西哥危机中所经历的那种困境。我们必须避免在金融市场上引起担忧；但如果不引发某种担忧，就很难对国会中反对总统的那些人形成压力，使他们放弃那些战术。
拖延偿债——类似于核战争的某种东西——是不可想像的，而共和党人的预算仅仅是可怕而已，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两害相较取其轻呢？我从未就此问题找到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答案。如果有记者在采访中提及这一问题，我会以这类回答应付：这可不是我们的立法程序应有的运转方式。不应将像债务限额那样重要的东西扣为用以换取另一项立法的“人质”或者用于迫使总统签署别的什么东西——尤其是像预算案这样的一项重要政策议案。“人质抵押”通常被用于立法实践中，但我认为，不应将这种手段的运用扩展到诸如拖延偿债这类根本问题上。幸运的是，除了讨论这些立法原则之外，媒体人士没有纠缠我就此进行解释：为什么我愿意仅仅为避免“可怕的”共和党预算而拿“不可想像的”拖延债务冒险？
但最后摊牌并未像我们对手所预期的那样展开。这首先归因于一种简单的误解。我曾说过，（政府债务）将会在11月中旬达到原有的最高限额，共和党人最初的设想以此为依据。10月中旬，我们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指出，达到原有债务限额的时间将会是10月31日。共和党人认为，我在早些时候故意误导他们。事实上，他们只是误解了我在国会作证时几次提到的那些日期在技术上存在的区别。达到原有债务限额的时间将会是10月31日，但直到11月中旬，我们手头仍有维持偿债的足够现金。
那年秋天发生的好几起事件破坏了他们的立法战略，而这种对具体时间的误解是这些事件中的第一起。因此，在那年秋冬对我发起的攻击充满愤怒之情且非常刻毒——程度上远远超过墨西哥危机时期（对我发起的攻击）。这是我此前从未经历过的。这发端于纽特·金里奇的电视讲话，他称我在玩弄游戏，不值得信赖。他说：“我们认为，财政部没有准确的数字。我们认为，鲁宾的建议只具有政治目的。”参议院多数当领袖鲍勃·多尔在国会山告诉记者：“他在这里没有多少信誉。”
与此同时，我们仍然面临着在11月中旬耗尽现金这一前景。富有灵气的财政部首席法律顾问埃德·赖特建议，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联邦信托基金借贷，以继续履行偿债义务。某些政府债务——如政府雇员养老补助金、用于公路建设和社会保障的补助金——的结算独立于其余联邦预算。埃德论证说，我们有合法权力为履行其余尚未完成的偿债义务而借贷这些基金。这样一来，在几个月内，即使不追加债务限额，我们也能够继续履行偿债义务。
第二部 第17节
美国政府将会首次在其历史拖欠债务，在这种情形按预计成为现实的前三天，也就是11月2日，我们决定从信托基金进行借贷。我们的借贷从两大基金入手，即文职雇员退休基金和一项联邦储蓄计划。我们没有从社会保障（基金）中进行借贷，这部分出于技术原因，部分则是因为，要使退休人员相信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借贷社会保障基金不会危及他们的补助金。我认为，我们的许多反对者都抱有这样的希望：我们会动用社会保障基金，这就会给他们一个机会，挑起针对我们的愤怒情绪。
我从不认为我们的这些行动是试图保护总统，尽管他们肯定产生了这种效果。我只是试图履行自己的法定责任，在不引起某种其他无法接受的后果的情况下，偿还政府债务。但反对克林顿的那些人被激怒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自己使总统陷入了某种难以脱身的困境，而我们为继续履行偿债义务所采取的措施却把总统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他们的策略就是利用债务限额迫使总统屈从。尽管我们已经处在原有债务限额的最高额度，但我们找到了获取现金的途径，这迫使他们采取某种新的、更直接的策略：关闭政府，以迫使克林顿同意他们的预算。这一策略对他们来说危害极大。反对政府作用的情绪并不像某些保守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深刻。大多数美国公众并不认为关闭政府——哪怕只是暂时地——是一个好主意。出于各种理由，大多数人把造成这一关闭的责任归咎于国会而不是白宫，这使共和党国会的支持率下降，总统的支持率上升。
我们决定从信托基金中借贷，把总统从拖延债务偿还这一威胁中解脱出来。在我们宣布这一决定，将他作为为达成某种协议而施加的压力后，总统的某些反对者变得更加不安了。新闻界引用了詹姆斯·贝克——由于担任过财政部长，他是我的前任之一——的一番讲话，即：我个人要对借自信托基金的那些款项负法律责任。（我在华尔街干得很好，但就使联邦政府多维持几秒钟而言，我干得不够好。）来自德州的共和党议员、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比尔·阿切尔称我正在挑起一场“宪法和立法危机”，并提出一项旨在阻止我使用这些信托基金的议案。来自弗罗里达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米卡作证说，由于我们使用来自信托基金的现金，我成为了一个盗贼。我记得希拉里大约在那个时候告诉我，看到我如何应对自己所遭遇的恶毒攻击，她从中受到鼓舞。
一天早上，我醒来后读到罗伯特·诺瓦克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其中谈到，金里奇不再“信任”我，并且不会接我的电话了。另一篇报道引用了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格里·所罗门的谈话，他说，他考虑弹劾我——如果我再借更多的钱。在我于国会山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共和党众议员当着我的面提到有关弹劾的传闻。我对那些就我的正直所进行的毫无根据的攻击深感不安，但在与同事和朋友的交谈中——或者甚至在非正式的采访中，我轻松对待弹劾传闻，指出：朱迪想要我回到纽约，当她听说弹劾这一威胁时，她打电话问我，她如何能够帮他们作证。
当冲突进一步发展时，这种尖刻的攻击和人身诋毁是华盛顿政治中经常采用的手段，他可能不利于人们做出明智的选择。决策者可能会乐意变得极其保守。（因为）在这种环境里，微小的错误可能产生一些影响巨大、歪曲事实的后果。我强烈意识到，某种无足轻重、出于善意而犯下的错误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影响，但他可能会对我们的整个努力产生干扰。尽可能地少犯错误是明智；强调完全不犯错误则适得其反。对公职人员的严厉批评完全有可能使错误发生率减少——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对华尔街交易人员或任何一家公司的职员所进行的严厉批评。但与此同时，代价也是昂贵的——使个人那种主动行动、进行有价值的冒险的意愿受到打击。
你决不可能不犯错误，即使那些具有最好动机、最能干的人也是如此。我们有一次发现，仅仅因为在复杂事务管理中出现的疏忽，我们计算错了某些数字。从实质上看，这一计算错误所产生的后果并不重要，但造成的政治影响则可能是巨大的。另一个事例则是，我们指出，作为财政部发送有关支票的代理机构，美联储不能够就不同类型的政府付款进行区分。这就意味着，在发生债务拖欠的情况下，政府在继续发送社会保障支票的同时，也不得不向——比如说——国防承包商付款。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也许并不完全正确。
我记得，在华盛顿与朱迪一道外出就餐时，我对我们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