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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美国商品的能力下降而受到严重冲击。
第二部 第28节
在几天之内，10月31日，美国与其他国家一道——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直接提供的贷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印度尼西亚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增加了我们的的双边援助资金。这一次我们与外交政策班子的争论较小。达马托法的限制条款已经过期，我们正在与我们的西方七国集团和其他伙伴一起制订一种框架，通过该框架，各国保证用双边资金作为“第二道防线”；但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已经动用、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计划获得成功的情况下这些双边资金才能动用。这两种情况都使国会攻击我们使用“汇率干预基金”的风险得以减少。而在危机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人们的态度转向使用“汇率干预基金”以恢复信心，显示我们对美国重要的盟友的支持。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仍然陷于混乱之中，而且更大范围的危机也没有显示出消退的迹象。到现在这个时候，世界各地都在紧张地关注着金融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如何应对都在激烈地辩论。随着这一地区另外一些国家陷入麻烦，人们越来越关注该地区实力最大的两个国家日本和中国的立场。50年来，日本一直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并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中国过去一直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美国战略上的敌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没有扭转其经济困境，日本的政策和作为对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中国的政策却在很重要的一些方面促进了局势的稳定。
亚洲危机爆发前很长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注意日本的经济弊端。1997年秋我们越来越担心危机有在这一地区蔓延的危险，因而更担心日本对其自身的经济问题处理不力而给该地区造成不利影响。看起来日本正在经受的不仅是一次周期性的衰退，而且是陷入了长期的经济泥沼，而它又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意志。该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过于紧缩，更重要的是，它的经济有成型和不成型的僵化现象，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巨大阻碍。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深深陷入麻烦的日本金融业。日本政府不采取措施关闭破产的银行或要求它们提前清算它们账面上的呆坏账。可疑的贷款通过公司和银行之间密切配合的“财阀”体制扶持破产企业。而由于银行的资产搁死在这些公司里，本来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信贷流动受到了严重阻碍。
在我们看来，当时日本能够代表亚洲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整顿其本国的经济秩序。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幅减慢。1980年代末曾高达39000 yen（日元）的日经指数，1997年11月末已下降到15000点。日本的GDP 占该地区GDP三分之二。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其经济如此的严重停滞使得亚洲其他地区的复苏更加艰难，而且使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危险增大。日本是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主要市场，日元的疲软反映出美元的坚挺，这进一步削弱了这些依赖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日本银行也是这些国家一个重要的资本来源，但日本银行却在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抽走资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通过对其贷款附加事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至少在这些国家需要借钱的时候可以这样。但富裕国家只有通过外交通过在各种国际机构以及诸如西方七国会议等场合进行的辩论，才能在沿着健康的经济政策方向前进方面相互影响。围绕西方七国集团有着大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在这方面十分有用。除了人们较为熟知的七国首脑会议，七个最大的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每年都要会晤数次。这些会议——加上要在会后对新闻界统一口径——为相互提出建议和施加某种压力提供了一种媒介。但其对工业化国家政策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有限的。
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日本对美国的预算赤字进行指责，乔治·布什政府中有些人感到不快。我一直认为，日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一问题，因为这些赤字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状况，就像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指出日本经济问题给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困难一样。在1997年至1998年，西方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常常希望自己能办法更多一些，使日本着手处理他的经济问题。这种冲突是这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主权和跨国问题之间存在着的，后果也是熟悉的。有些国家推行不健康经济政策而给别的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美国很想自己出面对其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愿意其他国家干预我们自己的决策。当然，在哪些具体的环境中选择哪一种政策最有意义，这一问题常常引起激烈辩论。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日本的经济问题上，公开或私下里寻找能够影响日本的途径。在私下，在政府各级部门协调发出的信息，间或也有总统参与，在与日本的双边会谈中强调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在多边场合，尤其是在西方七国集团内，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施加影响。我记得，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西方七国会议上，艾伦·格林斯潘如愿以偿让备受尊敬的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汉斯·蒂特迈尔和我们一起，向日本表达了这些关注。
在公开场合，我谈论日本的这些问题时就相当直言不讳，这些评论总是引起棘手的外交问题。日本是我们的亲密盟友，而且对批评非常敏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为通过公开评论对日本进行影响是合适的，因为日本的政治领导层似乎一直否认问题的存在，而且日本经济的复苏对全球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是在高盛公司工作期间认识到他们这种毛病的。很多日本政府官员的态度看起来就像是交易商面对着自己不断贬值的头寸做祈祷，而这时他所需要做的却应当是，理性地重新评估这些头寸，做出有意义的变革。
在政府内部，在关于采取什么措施方面，我们有许多争论。和克林顿政府内的几乎所有人一样，我在对日政策上有点像是鹰派，但艾尔·戈尔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我们在内阁会议室开会，讨论如何说服日本整顿其经济。坐在克林顿对面的副总统语气非常强硬。他对总统说：“我们得想个办法引起他们注意，向他们施加些压力。”戈尔提出了一项影响日本更多人态度的综合战略，具体办法是派美国有影响的人物到东京，公开谈论日本回到正确轨道的重要性。戈尔可能一直想提出一项更为严肃的建议，但这个建议反映出，当一个第一世界盟友糟糕的经济政策会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时候我们所感到的失望。
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的一个插曲可以追溯到1997年4月，当时桥本龙太郎访问美国，这是他作为首相首次会见克林顿总统。拉里和我在会谈前向总统做简报，提醒他说让日本面对他自己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我认为克林顿总统并没有怎么对这种威胁日本首相的办法寄予多大希望。但他明白施加压力的重要性，而且他确实也施加压力了。桥本本来就预料将在这一问题上将面对克林顿总统指责。当克林顿总统提出经济问题时，日本首相取出了他随身带着的图表，据说是为了表明日本正面临转机。他说日本经济即将重新开始增长。桥本埋怨说“鲁宾和拉默斯之流”——当时我们两人都在座——公开谈论这些事情，所说的却大谬不然。
世界最后的确在没有日本经济的复兴的情况下，渡过了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但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对的，即日本的弊端使经济复兴更加困难，并且增加了亚洲进一步动荡的风险。而且日本的软弱无力反衬出中国为稳定局势所发挥的作用。在日本经济如此疲软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做出不同的选择，该地区这两个大国的作用合在一起将会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当时，中国既不是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也不是主要的贷款国。但它是出口的竞争者，而且中国政府中有些人似乎认为使人民币贬值会使其出口商品更便宜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利益。但这样做将在该地区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在会见克林顿总统、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或会见我时，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多次强调，信守所做出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而人民币确实没有贬值。
那些会见给我留下了对中国领导人的某些印象，到现在还一直影响着我的看法。中国领导人是顽强、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的，而且不屈服于压力。不管是对还是错，我也觉得，中国领导人对于被美国和世界认为相对于日本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而感到非常满足。但尽管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在我看来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助于中国采取建设性的经济立场，但如果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倾向于不同的政策，我认为国际压力不会产生效果。在本届政府上台初期，克林顿认为我们与其把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与其人权状况的改善挂钩向中国施压，不如采取一种通过贸易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的战略。
总统列举了中苏分裂的历史例子支持他的观点。克林顿说，在中国还非常弱的时候，中国都拒绝了苏联的要求，现在比以前强大了许多，更不可能对美国的压力做出让步。
第二部 第29节
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中国政府这种强硬的一面——例如，我们敦促中国增加投资增加进口而非一味增加其外汇储备，缓解亚洲危机时就是这样。后来，在我们就以中国降低关税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提条件与中国进行谈判时我再一次看到了这种情况。就像越来越多的想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所发现的那样，中国是会行动的，但不会以直接满足外部的要求的方式，也不会按照别人的时间表。在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一支强大而坚定的独立力量。保持一种有效的关系将会极大地有益于我们两个国家。在我们的关系上无疑会出现摩擦——例如贸易有时候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我认为我们共同的利益将会推动我们克服这些摩擦。
我们从未想到金融危机会蔓延到韩国。韩国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它是前几十年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受益者。韩国已经从向世界银行借款的发展中国家行列“毕业”，并于1996年在墨西哥之后成为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第二个新兴市场国家。
但就在1997年的万圣节，也就是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一揽子贷款协议刚刚达成后，市场的注意力以及我们的关注转向了韩国。最初，人们难以想像韩国的金融业会步印度尼西亚或泰国的后尘，陷入危机。甚至在其面临市场压力时，我们也没有预料到该国会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援助，尤其是因为韩国在年底将面临总统选举。我们所没有认识到的，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韩国银行的债权人们也没有认识到的是，该国的外汇储备几乎已经所剩无几。11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小组开始核查韩国财政状况，该国官员通报的消息让人大吃一惊，韩国政府曾经在账面上所拥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基本上已经用光了。韩国各银行总共仅剩几十亿美元，已处于资不抵债的边缘。这一突如其来披露出的消息使世界经济开始面临一段严重的危险期。
在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们的担心达到了顶峰。拉里在纽约召集他的西方七国同事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不断恶化的危机。艾伦·格林斯潘被告知，情况非常危急，而且危机已经影响到韩国在美国的银行。他直接来到我的办公室，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我们的亚洲危机处理小组在我的办公室集合，拉里通过内部对讲机也加入进来。我环视房间，看到了一支才华卓著的公共官员队伍。就在美国政府迫切需要他们的时候，对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些杰出人物来说，拉里的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人把这支队伍称之为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梦之队”。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小组里每个人都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而且因为我们大家都既在观念上也在实际工作中相互配合。我们这个小组会围坐在一起几个小时，集中讨论这项或那项政策抉择的作用，我们讨论的时候，就像人们在开学术研讨会，气氛轻松，我脱掉了鞋子，拉里解开了领带。我们以一种相互尊重和共同的幽默感对待我们之间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分歧。但在制定真正潜在的具有世界影响的错综复杂的决策时，这个气氛轻松的小组又是一支强大的队伍。
除拉里和艾伦外，这个核心小组还包括我们仍在任的当年处理墨西哥危机的同事。特德·杜鲁门在80年代初期的拉美债务危机前曾一直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他是这一领域中的传奇人物，对以往的金融救援情况了如指掌。尽管他还在美联储工作，但他再一次成为我们这个小组的事实上的成员，而且后来在他调来财政部工作后成了我们的正式成员。丹·佐利克曾在处理墨西哥危机时做过大量工作，现在还在部里工作。丹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或双边的援助条款持怀疑而务实的态度，他总是强调这种危险，即一项贷款协议的细小之处可能会削弱更大的努力。当年处理墨西哥危机的另一位“战友”是蒂姆·盖斯纳，他一直是一位职业官员，拉里看中了他，并一直大力栽培他，最后把他升任至拉里过去的位置——副部长。盖斯纳对亚洲问题非常了解。他在泰国和印度长大，在财政部工作期间曾一直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财政处工作。蒂姆也天生有一种与他人合作共事能力，具备惊人的常识判断力和本能的政治决断力。
其他一些熟悉的同事现在正在发挥新的作用。迈克·弗诺曼在担任我的人事部主管前一直负责处理中东和东欧的经济改革问题，曾在阿尔巴尼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戴维·利普顿在杰夫·谢弗离开财政部去私营企业任职后，取代了他的职务担任我们负责国际事务的首席官员，他在经济学家中有很高的声望，被称为“国之良医”。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时他一直打网球，并常常与拉里争论不休。戴维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了8年，形成了与面临极端金融困境国家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后来他一直与另一位毕业于哈佛的同事杰弗里·萨克斯一起工作，担任负责处理陷于困境国家事务的顾问，其中许多是东欧国家。戴维曾在波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帮助推动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曾为在代顿谈判达成的波斯尼亚和平协议做出过巨大贡献（沃伦·克里斯托弗在为这一协议谈判而焦头烂额时曾打电话特地告诉我，戴维是与他工作过的人当中最优秀的，他谈了很多他与戴维的事情）。戴维的态度典型地反映了我们这个小组的风格。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高度负责，而且极其认真，但他没有使自己过于焦虑。
负责国际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助理部长（蒂姆过去的角色）帮办卡罗琳·阿特金森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卡罗琳在英国长大，以前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英格兰银行担任官员。她思维敏锐、分析深刻，而且擅长与难缠的债权国谈判。拉里和戴维常常集中考虑制定计划，而卡罗琳则往往和丹·佐利克一道支持我对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时所做的分析。
那天我们这个小组的人都感到非常忧虑和担心。韩国陷入危机无论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都标志着某种全新的事的出现。韩国是美国的重要军事盟友，美国在靠近北朝鲜边境地带驻扎了3。7万美军。一种担心是韩国的不稳定会给北朝鲜做出挑衅举动造成可乘之机。但我认为最让我们头疼的是一种不同的对世界金融体系构成的一种未知的或者说是潜在的威胁。韩国与泰国或印度尼西亚大不一样，它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的主流经济体，这既包括债权关系，也包括相当数量和规模的在美韩国银行和在诸如英国等工业化国家的韩资企业。
韩国内部的问题与在墨西哥和泰国发生危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固定汇率机制逐渐造成了对韩元的严重估价过高。与此同时，韩国银行一直从外国银行借短期贷款，然后又把这些钱贷给其国内的大型企业如财团。欠下巨额外汇债务的财团的主要收入是当地货币。随着恐慌的扩散，外国银行拒绝继续提供短期贷款，韩国银行的生存面临威胁，而资本现在开始急切地外逃。韩元大幅下跌，尽管政府为保证其本国货币的币值而抛出了数十亿计的外汇储备。
关键问题再次是如何重建信心和阻止资本外流。对于一个像韩国这样大的一个经济体，这显然需要数额庞大的资金以及严格的政策承诺。这不光对韩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代价都是极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