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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在战略方针上存在不同意见，召开会议来统一认识就是非常必要的了。会理会议集中批评了林彪的错误，同时也批评了彭德怀。会议开始，张闻天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针对林彪所谓“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的错误意见，批评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他还说，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这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对林彪的信，彭德怀也表示了态度。他写道：“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①
关于与林彪信的关系问题，彭德怀后来写道：“大概是五月中旬，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一次会议，名曰‘会理会议’。？？有林彪写给中央写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此事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①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严肃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会议指出，林彪的活动，不仅在军事路线上是机会主义的，而且在政治路线上与组织路线上都是机会主义的。会议一致认为，大家都有义务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反对抵触情绪。
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当前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红军抢渡金沙江成功是战略上的一个决定性胜利，证明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实行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他建议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会议最后由张闻天做结论，他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决定中央红军向川西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陕甘边建立新苏区。会议决定组织先遣队，由熟悉四川地理民情的刘伯承总参谋长任先遣队司令员，为全军开路。
①《彭德怀自述》第199页。
①《彭德怀自述》第198—199页。
会理会议是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批评了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确定了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对实现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战胜张国煮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彝族区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于5月16日从会理出发北进。从会理到大渡河计程约500公里。从沪沽到大渡河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帯ń裨轿鳎┑酱笫鞅ざ珊樱园妒歉涣郑ń窈涸矗馐亲哐虐病⒊啥嫉拇舐罚涣硪惶跏蔷崮⒋笄拧⑼衔诘桨菜吵。馐且惶跸站獒男÷罚乙妥寰劬忧＝槭卸虾炀刈叩谝惶趼罚蚨驯χ氐悴渴鹪诟涣址较颉！�
军委组成了两支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由一军团第一师一团组成，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力政委；第二先遣队由一军团第二师五团组成，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两支先遣队均经越西向大树保前进。
正当先遣队整装待发之时，中共冕宁地下党主动派人到沪沽，向刘、聂首长汇报敌情，红一团侦察组亦汇报了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居民、给养和敌军布防情况。刘伯承认为，敌人显然已判定我军将走西昌玉富林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小路。聂荣臻同意刘伯承的意见，并提出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和钳制敌人。当即由刘伯承起草电报，发给军委。因军委在行军中，电台联络不上。刘、聂果断决定，红一团先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军委联络。
21日凌晨，红一团到达冕宁，与军委取得联络，军委和毛泽东完全同意刘、聂的正确建议，红一团和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小路向大渡河前进，红五团则继续经越西北进，以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军委强调必须“绝对保持改道秘密”，“严密搜捕敌探”。
这次红军改道走小路向安顺场前进，充分体现了红军高级指挥员实事求是、主动创造的精神，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一贯的民主作风。将师协和、机动专行，团结一致，集思广益，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
要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最重要的是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过去由于汉族统治阶级对彝民进行残酷压迫剥削，彝民对国民党军极端仇恨，国戾党军通过彝族区时，必须大队人马，一团以下人员通过，即被缴械。彝汉民族隔阂很深。
为顺利通过彝族区，1935年5月20日，毛泽东召集冕宁地下党的廖志高、黄映龙、陈荣檀等了解彝族的情况，他指出：形势是前后都有敌人，前面是川军拦阻，后面是薛岳追兵，我们要在这里同敌人周旋是不容易的。但还是有办法，那就是通过彝族区，所以最要紧的是团结好彝族。毛泽东要求先遣队对彝族风俗习惯进行调查，并对红军全体指战员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朱总司令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详细说明了党对彝族同胞的政策。刘伯承、聂荣臻、左权、刘亚楼亲自对部队进行党的民族教育，然后率两支先遣队分路前进。
部队在行进中不时受到彝民的袭击，有的同志负了伤。第一先遣队工兵连进入彝族区后，全部武器、工具均被彝民抢走，衣服全被扒光。消息传来，各部队普遍产生了急躁情绪，都来向毛泽东和红军总部请示怎么办？毛泽东指示说：“一定要尊重彝族同胞，不准打枪，不准伤害彝族群众。”又说：“早晨，刘伯承总参谋长带领的先遣队已进入彝族区。他是四川人，又带了通司（翻译）。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
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成友好。”他告诫说：“目前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就一定会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这样，彝民不但不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顺利通过彝族区争取时间，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抢先渡过大渡河。”①
毛泽东又亲自对战士们进行教育，他说：“四川的彝族人和广西的苗族人都一样，他们都是受白军压迫最厉害的民族，所以他们也最痛恨白军。可是他们对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尊重他们，把他们看成是我们的弟兄，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白军的压迫。”又说：“我们朱总司令和刘参谋长都是四川人，他们最了解彝族人了。彝族人听说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高兴的。”
毛泽东要求部队准备一些酒、绸缎、衣服、枪支等，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彝族同胞。还要求每个指战员也给彝族同胞准备一件礼物。
在冕宁，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与总部请来的一位彝族通司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这位彝族同胞30多岁，头缠厚厚的灰布，上披一件披肩，下穿宽大的裤子，打着赤脚，长得非常剽悍，会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朱德、刘伯承与他亲切握手，并叫他“老根”（即“老乡”）时，他放声开怀大笑。毛泽东了解彝民酷爱喝酒，就让拿酒来给他喝，他毫不推辞，把大碗白酒一饮而尽。一边喝酒，毛、朱、刘一边对他讲红军的政策，讲红军反对军阀，北上抗日，借彝民区通过的道理。这位彝族同胞认真听讲，频频点头，豪爽地说：“皮娃子的事格老子去说通，大军不要放在心上，你们会‘龙快，过去的。”这样，这位彝族同胞成为红军通过彝族区的得力通司。
在冕宁，毛泽东亲自对彝族上层人士进行争取说服工作。请来当地彝族头人沽基达涅，与他进行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彝族区各方面的情况。沽基达涅详细他说明这一带的地理民情，从冕宁到大渡河各个彝族家支及其头人沽基小叶丹、沽基洛莫子、罗洪作一、罗洪点都等人情况。毛泽东对他具体阐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北上坑日的主张，沽基达涅很快理解红军的主张并表示同情。毛泽东赠送给他一份礼品，并委托他与彝族家支四位头人联系，把红军的礼品分别转送给这四个彝族首领。
党的民族政策真灵。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先遣队进入彝族区后，经过肖华、冯文彬等的努力和通司的协助，刘伯承与彝族头人沽基小叶丹，在一个清水地塘名叫袁居海子的地方，按照彝族习惯，杀公鸡饮血，结拜金兰之盟。当晚，刘伯承设宴款待小叶丹等人，刘伯承把一面写有“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其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第二天，刘伯承送了10支步枪给小叶丹，小叶丹把他的坐骑大黑骡子送给刘伯承。刘伯承对小叶丹说：“后面红军大队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
对于彝族其他家支，红军也同样严格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他们的理解。通过彝族区的道路畅通了。在小叶丹的四叔的陪同下，刘、聂率先遣队顺利通过彝族区，红军主力也安全地全部通过彝族区，来到了大渡河畔。
大渡桥横铁索寒
大渡河，是混江的支流，古名俄江，当地人又叫铜河。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是1863年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72年后的1935年5月，中央红军也来到了这个历史上出名的地方。
由左权、刘亚楼率领的红五团，一路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经过勇敢机智的斗争，胜利地到达大树堡。在这里，进行了非常逼真的佯攻，把敌人主力牢牢地吸引在富林一线，为红一团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的率领下，顺利地通过彝族区，到达离安顺场约15里的一个小村子里停了下来，进行敌情侦察。了解到安顺场是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小镇，守敌有两个连，只有一条船，其余船只均被毁坏或抢走。渡口对岸有敌人一个团，团主力在下游15里处，该团韩槐阶营驻在紧对岸，与南岸恶霸地主、国民党24军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共同负责安顺场渡口的防务。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正向大渡河前进，大喜过望。因为他相信石达开失败的历史必会重演，红军一定会做“石达开第二”为了“确保河防，困厄红军”，他严令大渡河守军立即做到：收缴南岸渡口船只以及可作渡河的材料，搜集南岸民间粮食，全部集中到北岸，实行坚壁清野；烧尽南岸一切可供红军利用来掩护接近河岸的民房，以扫清射界。蒋介石确信大渡河河防是万无一失的。
军委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争取渡河的先机，迅速渡过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以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为此，军委电令红一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大渡河。红一团立即进行动员和部署。
敌人疏于戒备，以为红军还有几天行程才能到达。红一团以神速的动作，迅速击溃两连守敌，占领了安顺场，并夺得了敌人的船只。这时是5月25日凌晨三时刚过。
下一步是做好渡河的准备。
大渡河的这一段，河宽约300米，水深10余米，流速每秒约4米，水中礁石很多，是中央红军长征中遇到的又一道天险。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于1981年7月来中国旅游，参观了安顺场红军渡河点之后写道：“在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象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上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有几处，河水还以异常的速度倒流回环。我们一行之中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水流现象，时而回流，时而顺流，时而倒流，？？似乎和地球的引力场不发生关系，原来大渡河自有它自己的生活规律！”①
杨得志仔细考虑着渡河的方法：在这样的河流上，凫水不行，大危险；架桥不成，桥桩无法安下去；只有一种办法：船渡。这就需要渡船和船工。经过努力寻找，一共找到3条船，52个船工。
①布热津斯基：《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大江南北》第126—127页。
在刘伯承、聂荣臻的亲自指挥下，在杨得志、黎林的具体组织下，红一团组成了以熊尚林为队长的17人渡河奋勇队，乘着一条小船，在当地熟练船工的摆渡下，在轻重机枪的人力掩护下，冒着恶波涛和敌人的密集弹雨，英勇冲向对岸，一举夺取了敌人渡口工事，并击退了敌人的疯狂反扑，为红军渡河取得了立足点，从而突破了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大渡河防线。17勇士为长征的胜利立了大功！
红军主力在向大渡河前进，当先遣队胜利强渡大渡河的消息传来时，指战员们兴高采烈，不由自主地大大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部队来到离安顺场约五六里的一个山脚下休息。附近有一块石碑。战士们围着观看碑文，毛泽东来到了战士们中间，他看完了碑文，对大家说，这块石碑是为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而刻立的。太平天国因为内部分裂，石达开带领四五万人马，离开南京，在1863年4月间来到这里，打算在安顺场渡河，正遇上山洪暴发，渡河不成，四面受困：前有大渡河，后有彝民，左有山峰绝崖，右有清兵。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为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后来，清兵又占领了对岸。因此，石达开的人马，在安顺场一直被围困了四十多天，也没有渡过河去，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灭。
接着，毛泽东对石达开的失败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他说：“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历史是昨天对今天的嘱咐，是过去对未来的昭示。讨论历史教训是为了指导现实的斗争。毛泽东又说：“近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石达开失败的地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者很大的幻想，他们以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石达开的命运，这已是注定了的，因此，他们幻想把红军也消灭在安顺场。你们说，我们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吗？”
红军战士们响亮地回答着：“哼，敌人是在做梦！现在，我们的先遣队已经渡过大渡河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同志们，你们说得对！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能渡过河去！”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了安顺场。这时，刘伯承正在发愁。先遣队只找到了三条小船，附近再也找不着船只了。工兵连几次架桥，都被桀骜不驯的急流冲垮了。仅靠三只船载渡3万多红军需时一个多月，而追敌薛岳的先头部队已到西昌，杨森20军的先头部队已到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行程。如何在短期内把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是尚待解决的难题。
毛泽东一到安顺场，立即赶往渡口，向刘伯承、聂荣臻了解战斗情况，研究渡河问题。他还沿着渡口的沙地，边走边观察大渡河的情况。中午，中央首长在先遣司令部吃饭，席间端上缴来的米酒。毛泽东首先端起大碗米酒，向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祝贺胜利，接着向刘伯承详细询问彝海结盟的情况。他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刘答：“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