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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毛儿盖。他判断当前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移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能是两条：一条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在甘陕边之风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有进军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之企图。根据这一判断，他决定：命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堵截，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以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樟腊营、黄胜关，并以胡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8月，上述各部先后到达指定战略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就很困难了。
7月底，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8月初，军委召开会议，朱德、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叶剑英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了敌情，认为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难克，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为实行夏洮战役计划，即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争取在洮河流域歼灭敌主力，达到在甘南创造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道阿坝前进。以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正当部队准备过草地的重要时刻，周恩来病倒了，这使毛泽东非常着急。
自从长征以来，周恩来一直非常忙碌，白天与战士一道行军，到宿营地后，要工作到深夜才能休息。他太累了，身体日益消瘦，本来就不短的胡子，显得更长了。到毛儿盖后，他每天照常工作到很晚。一天，他突发高烧，一量体温，39。5℃，第二天烧得更高，全天昏迷不醒。邓颖超一直在他的身边精心照护，毛泽东、刘伯承、叶剑英等都来看望。毛泽东非常关心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问题，他问总卫生部的同志：“傅连瞳能不能回来？”卫生部同志说，太远了，回不来，但是，一支队那里还有个姓戴的医生。毛泽东要卫生部立即发电报叫那位戴医生马上到毛儿盖来。戴医生很快来了，王斌、李治两位医生也来了。经过他们的精心治疗，周恩来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神智也清醒了。他们的诊断是，周恩来患的是肝脓疡。这种病治好的机会是很少的，尤其在长征极艰苦的条件下。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周恩来竟奇迹般地痊愈了。在周恩来重病的那些里，毛泽东关怀备至，每天都来看他，每次部队来了同志，毛泽东都嘱咐他们去看看周副主席，使周恩来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毛泽东还要彭德怀负责照顾周恩来的行动，凡部队行军，都用担架抬着行进。
然而周恩来这次肝脓疡痊愈的疤痕，40年后却生出了肿瘤。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自已的病情时写道：“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空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①正是这个肿瘤与膀胱癌一道夺去了周恩来的生命。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后，部队忙着做北上准备，派人侦察行进道路，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节外生枝，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为了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泽东、张闻天等多次去找张国焘、陈昌浩做工作。有一次，毛泽东去找张国焘谈话，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女）带去了。毛泽东与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二人早就相识，但并不投机。毛泽东想把谈话气氛搞得轻松亲切此，所以与张国焘一见面，他就开玩笑说：“你看，我给你带‘水’（指刘英，女）来了。”张国焘一下子没转过来，问：“什么水呀？”毛泽东笑着说：“咦，《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不是讲男人是泥巴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恍然大悟，也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胸怀宽广，讲话痛快、风趣，他想摸清张国焘要解决“政治路线”的真实意图，从各个侧面提出问题启发张国焘讲话。但是张国焘讲话转弯抹角，很不痛快。他反复说，对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啊。他是想把红四方面军中的一些干部尽可能多的提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但是他不明说。毛泽东摸清了他的真实想法后，便与张闻天、周恩来等商量妥善的解决办法。
陈昌浩、傅钟也来找张闻天谈问题，张闻天了解到问题也及时找毛泽东商量。一次，张闻毛泽东说，傅钟拿了一个名单来，上面写着四方面军哪些人进中央委员会，哪些人进政治局，说是张国焘提出的名单，毛泽东看了名单之后说：“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不能增加那么多，”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俩又去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商量，取得了一致意见。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因沙窝在毛儿盖以南40里，且属毛儿盖管辖，因此这次会议也叫毛儿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邓发、凯丰，还有刘伯承、陈昌浩、傅钟等。会议的议程有两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组织问题。
会议开始，张闻天代表政治局作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决议草案的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张国焘的南下西进主张受到了大家的批评，博古说：“你那个进攻西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少粮少，红军不但无法在那里立定脚跟，而且没有退路。国民党军队来了，很容易把我们封锁住，这就成了瓮中捉鳖了。”①对于博古的批评，张国焘气恼异常，暴跳如雷，大喊大叫。在多数同志的耐心教育下，张国焘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主张，毛泽东重申了遵义会议的有关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过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毛泽东的想法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他的这种想法和处理，保证了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在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保证了沙窝会议以及以后多次中央会议的成功。
①《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34页。
①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218页。
8月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于一、四方面军的力量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指出这种动摇是当时“最大的危险。”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名单，是提升红四方面军中三人为正式中央委员，三人为候补中央委员，两人进中央政治局。这是一个在会前商量过并取得张国焘同意的名单。然而，张国焘惯于食言而肥，他会前同意了，会上又阴阳怪气地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
毛泽东机智地把他顶了回去：“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作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企图在随一、四方面军长征的原有政治局委员七人的基础上，再增加四方面军干部九人当政治局委员，以形成他在政治局中的多数。因此，他又提出，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九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意思是批评他向中央要权。又耐心地说，红四方面军中的这些好同志，可以接受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昌浩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没有达到全部目的，而且受到严肃批评，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也对徐向前发泄不满，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张国焘多年以后在回忆沙窝会议时，对在这次会议上起了首要作用的毛泽东犹咬牙切齿”恶狠狠地咒骂为“独裁者”，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①
沙窝会议后，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前进。左路军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向甘南进军。
沙窝会议前，徐向前见一方面军保存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工作，从四方面军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中央同意从四方面军抽三个建制团过去，即四军第三十二团，三十军第二百七十团，三十三军第二百九十四团，共3800人。沙窝会议前后，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三）第253页。
这三个团陆续补充到一、三军团，毛泽东指示一、三军团说：“团结是很重要的，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必须搞好团结；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①这几个团补充到一、三军团后，受到了热烈欢迎，互相团结友受，融洽无间。
张国焘对沙窝会议非常不满，他一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露骨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不顾沙窝会议的明确规定，又提出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西进的错误主张，拖延红军主力的北上行动。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8月15日，中共中央电示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还强调指出：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主张的最好保证。要求“全部应即开始出动”。
徐向前也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赶快向北出动，他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已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机关的粮食也将告罄。郑义斋、吴先恩这些“老后勤”愁得不行，徐向前也着急得很，他说：“我想，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①
张国焘终于迈出了非常难迈的第一步，开始率部北上。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北上。
为了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还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等。周恩来因病、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去左路军，均没有参加会议。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
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我们向北行动以后，目前存在着两个方向：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然后依托这一地区向陕、甘边发展，以实现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他认为，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蒋敌之部署正是迫我向黄河以西。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其不利。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而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致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因此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还指出，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我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
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相继在会上发言，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报告，主张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并强调指出，不应把向
①胡炳云：《铁流长征指路明灯》，《甘肃日报》1981年6月29日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39页。
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还认为，要达到夏洮战役的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而转移。徐向前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陈昌浩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
会议气氛良好，意见一致，毛泽东挺高兴，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时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第一、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要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境地。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全国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这一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路线。昌浩同志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第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铭军靠拢。左路军应看成战略预备队，战役预备队还赶不到，不能指望。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最后，会议通过了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而形成的《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补充决定指出：“在目前敌我具体的情形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的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最后，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红色指战员，“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定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