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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接受了任务，连夜作了妥善布置，并到各营逐一仔细检查。他对部属反复叮嘱：“我们不先开枪，向他们申明不打自己人的道理。但绝不能放下武器，更不充许他们冲击中央机关，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绝对安全，是我们的神圣职责！”①
杨勇率红十团勇敢机智地担负保卫中央机关北上的任务，直至顺利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彭德怀随红十团在后尾前进。在行进中他俩边走边谈，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9月10日，党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连夜起草、用蜡板刻印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强调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并深刻分析了南下方针的错误：“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党中央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三军团、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北进。天亮后，徐向前刚刚起床，指挥部的人就来向徐向前、陈昌浩报告：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和陈昌浩大为吃惊。
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报告：“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坐着担架（在懋功战斗中负伤）来总指挥部，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和毛泽东已率领第三军向北挺进了。他还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他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
①姜峰：《杨勇将军传》第68页。
接着，红四方面军有个不明真相的干部打电话向陈昌浩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问徐向前：“这事怎么办？”徐向前毫不迟疑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当时不错，按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一场红军自相残杀悲剧的发生。
随后，陈昌浩立即召集四军、三十军的指挥部部分领导干部开会。会上，陈说：他们走了，怎么办？李特、何畏主张派部队尾追；徐向前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去对付我们自己的同志。其他与会的同志都同意徐向前的意见。这样，陈昌浩才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
陈昌浩对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执行很坚决。会后，他派李特带了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率军南下。陈昌浩还写了一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的严词拒绝。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李特追上红三军后，毛泽东出来面见李特。李特气势汹汹地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啊！毛泽东义正词严他说：“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毛泽东对李特坚持张国焘那套论调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要他转告张国焘、陈昌浩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毛泽东对他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说：“党中央认为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领左、右路军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陈昌浩派来的传令兵骑马赶上了红军大学的队伍。传令兵通知：部队原地停下，并说这是陈昌浩送来的张国焘的命令。红军是很守纪律的，虽然大家对这个命令极其不满，部队还是就地停了下来。
这时，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同志，也在红军大学前头半山坡上一块平地上停了下来。特科团领导同志也赶到毛泽东眼前。李特持枪带着一批骑兵也赶来了，他的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板机，表情凶狠，气氛非常紧张。李特斥问毛泽东：“现在总部政治委员张国一294一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在李特的无礼威胁要挟面前，毛泽东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对李特晓以大义，耐心地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恳切地说明在当前形势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他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毛泽东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毛泽东的严正警告和耐心说服，彭德怀能征善战的声威，使李有所顾忌，示敢轻举妄动。
毛泽东又非常诚挚地对李特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最后一句话，毛泽东重复讲了三遍，使当时在场的同志几十年后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李特见要挟党中央和一、三军南下无望，便退一步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的四方面军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答复说：“可以，红军学校的四方面军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
毛泽东当即令韦国清、宋任穷集合特科团全体同志，他对四方面军的学员进行了亲切的讲话，分析了当前政治、军事形势，阐述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指出甫下是没有出路的，他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再见！”
红军大学的大部分红四方面军学员随李特回去了，但工兵科的四方面军学员一个也不愿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我要限毛主席到抗日前线去！”“我也要跟毛主席走，死也不走回头路！”“他们不按组织手续，随便叫人回去，我们不去！”他们坚定地跟着党中央和毛泽东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毛泽东高瞻远瞩，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终于化解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了危险区域，使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战略方针得到实现；这是党中央和毛译东在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的激烈斗争取得的关键性胜利。
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惊人地准确。在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之后刚好一年，1936年10月就实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的伟大会师①当时红四方面军一个干部王加善回忆说：“我还记得，当红一方面军跟着党中央、毛主席继续北上，即将和我们分开时，毛主席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同志们，再见！我还同别人一起嘀咕：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屁股对屁股，怎么再见嘛！毛主席还对一方面军其他同志讲：红四方面军迟早要回来的。可是我们当时就是不能理解。事实证明，毛主席所说的都实现了。”②
①宋任穷：《忆红军长征中的干部团》
②王加善：《三过草地话长征》，《湖北文史资料》第一辑。
俄界会议
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三军、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离开巴西地区迅速北进，于9月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当天，党中央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电文指出：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但是，张国焘再次抗拒中央命令。9月12日22时，他直接致电一、三军团，声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攻击“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的。”诱令一、三军团：“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为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于9月11日晚至12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共21人。
这次会议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点名批判，有的同志对张国焘非常气愤，要求给他做组织结论，开除他的党籍。
会议开始，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红军今后向北行动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坚持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起初是按兵不动。七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国焘从中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后便不愿北上，而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的方针，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强调说，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战略退路也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带去走这绝路。
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问题。毛泽东说，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一、三军单浊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毛泽东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关开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处理办法问题。毛泽东指出张国焘在通（江）南（江）巴（中）苏区时已经犯了部分的严重错误；在粉碎四川敌人的六路围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形成一条错误路线。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曾想了许多办法来纠正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
毛泽东报告后，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严厉谴责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决定的严重错误，同意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并要求在一、三军中加强教育解释工作。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揭露了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历史根源，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睡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抗日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方针。”决定还指出，张国焘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他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对党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巩固共产党和红军的统一。
会议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同意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决定：一、将北上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改编工作。
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是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系统地揭发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和罪行，及时地调整了战略行动方针，对于保证长征的全部胜利和最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俄界会议的成功也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卓越的斗争艺术。对此彭德怀评价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一、三军团到俄界会合，当晚中央召集了会议，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煮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张国焘分裂红军，抗拒中央命令，指战员中议论纷纷。党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部队中担心力量削弱了。为了及时把俄界会议精神传达到红军指战员，解释部队中存在的种种认识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给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会后的一个清晨，部队在驻地附近的一个大森林里集合开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邓发、李德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同志们！你们好！我们最近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并决定：我们的红军还要继续北上。这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他接着说：“前几天，当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地区后的行军路上，张国焘曾指使陈××派遣了十多个武装骑兵，趁着部队休息，叫喊：‘是四方面军的回去！”这充分暴露了张国焘他们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大阴谋。但是，他们没有得逞。那天，虽然有的同志跟他们走了，但是，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