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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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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③。于是,他调兵至黔东防堵。至12月中旬,黔东南的从江、黎平、锦屏、天柱一线的兵力,还只有“湘黔边区剿匪司令”何知重师直属的两个营和周芳仁旅的两个团,以及各县的民团。防线很长,兵力薄弱。根据通道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开始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占黎平,守敌周芳仁旅第七团和格江、黎平、永从等民团慌忙逃窜。这一来,把蒋介石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使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数天时间进行休整。 
  ②《中国纪事》第124页 
  ①《中国纪事》第125页。 
  ①《中国纪事》第124—125页。 
  ②《中国纪事》第125页。 
  ③王家烈,《阻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回忆》 
  因为从湘南开始的争论并未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会议上争论非常激烈。李德不顾敌人重兵仍在湘西的情况,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坚持反对李德的主张,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建议放弃北进计划,继续向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公开批评李德。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方针,肯定了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主张。确立了新的战咯方针。周恩来后来谈到黎平会议时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指红二、六军团)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① 
  黎平会议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否定了“三人团”的专断,端正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要战略转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黎平会议的决定,作为我们党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第一个正式决定而载入史册。 
  12月19日,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行动部署,决定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红三、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军委要红二、六军团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调动湘敌;要求红四方面军重新准备进攻,钳制川敌,策应中央红军行动。20日,中央红军按军委部署向黔北进发。 
  黎平会议决定向师以上干部传达,是在红军向黔北行进途中进行的。大家对黎平会议的决定,一致表示热烈拥护。红一军团由军团政委聂荣臻负责传达,当他传达到黎平会议改变了去湘西的决定,而去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时,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当传达到“在向遵义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时,干部们又会心地笑了:“因为大家感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① 
  黎平会议后,周恩来与李德的关系逐渐疏远,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他“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② 
  黎平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非常高兴。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因找到了正确方向而精神振奋,连博古也受到感染,从湘江恶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一展愁眉。 
  ①《李聚奎回忆录》第129页。 
  ②《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 
  在离开黎平后向黔北进军途中,一天,红一师正在一个小镇子上休息。这时,随军委纵队前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这里通过。他们即到红一师师部来看望部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来了。他们听取了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等的汇报,在听取汇报时,他们互相插话,笑声不断。其中,毛泽东说话最多,询问最多,他仔细地询问部队吃得怎么样?病号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因为战争指挥员,在部署部队行动时,是必须考虑战士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一步步走过来的等等实际问题的。 
  这一天,恰逢红一师司令部改善生活,宰了一口猪,领导同志听取汇报后就在红一师吃饭,炊事班一下端上好几盆肉,在长征路上这是难得的美味佳肴,有的高兴地喊道:“嗬,还有这么多肉呢!”他们边吃边谈,欢声笑语不断。目睹此情此景的李聚奎说:“连半个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们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① 
  当中央领导吃完饭向门外走时,正巧李德进来。毛泽东有礼貌他说:“里面有饭,快去吃吧!”可是在部队却传成“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红一师领导觉得这样说不好,就进行纠正,但纠正不过来,因为部队对李德的作风很反感,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都归咎于他。 
  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途中,黔军“双枪兵”(每个士兵除有一支步枪外,还有一杆鸦片烟枪)望风披靡。红军一路凯歌行进,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就相继攻克了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城镇,直抵乌江南岸。 
  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由于“左”倾领导者对行动方针还有不同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月:日在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进行讨论。“左”倾领导者在会上提出:主张中央红军不过乌江;在乌江南岸消灭小部黔敌及土匪;东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反对这些意见,指出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坚持北渡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根据地。与会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红军北渡乌江,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目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决定要求在这一时间内,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建立根据地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坚决消灭当地贵州部队与地主武装,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料,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地区。决定还作了一条重要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力,使“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受到了限制,使黎平会议开始的战略转变得到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猴场会议,是继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为遵义 
  ①《李聚奎回忆录》第128页。 
  会议的胜利召开进一步做了准备。 
  在猴场,毛泽东被安排在一所四合大院中宿营,有三间大房子,当中是会客室,西一间办公室,东一问是住房,硬木板上铺了很多稻草。因为是1935年的新年,警卫班的同志按中央苏区时的惯例,准备在这里开新年晚会。他们在迎门堆起了两个大雪人,有眼睛,有鼻子,身后插了一很大刀似的长木棍,煞是威风。他们又在办公桌周围摆了十几个大小不等高低不同的凳子,准备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首长来贺年时使用。还准备了毛泽东平素喜欢的东西如辣椒、炸豆腐、牛肉、醪糟等。他们考虑着毛泽东一路太辛苦了,盼望他能在这个老苏区也很难住上的好地方多住几天,痛痛快快地过个新年。 
  一切准备停当,夜幕已经降临。警卫员陈昌奉和小曾去到中央开会的地方迎接毛泽东。接近午夜,会议结束了。陈昌奉提着马灯照着毛泽东朝驻地走去。雪花飘扬,寒风刺骨。陈昌奉开口了:“主席,过年了,咱们该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了吧?我们都准备好了!” 
  “怎么,过年的事情都准备好啦!”毛泽东亲切地问道。 
  “是呀!准备得可好了!还有节目呢!”小曾回答说。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说:“我们不能在这里休息,还有比过年更紧要的事情呵!”“我们要争取时间突破天险,打过乌江去!我们是红军,什么事情对红军来说最要紧?现在就是打仗,消灭敌人。突破乌江很重要。是一件大事。你们觉得这猴场就是个大地方了,不,大地方咱们中国多得很。乌江那边的遵义就比这里大,还有比遵义更大的。等我们突破乌江,打开遵义,在那里过年才有味道哪!” 
  毛泽东又扼要他讲了当前的形势:蒋介石派了薛岳、周浑元等几个纵队,紧紧地跟在我们后边,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抢渡乌江,把敌人远远地甩开。 
  到达驻地,毛泽东看了布置,笑着称赞说:“可真有个过年的样子!”并告诉大家他已在军委吃过饭,不要再为他准备了。接着,便打开文件,准备开始夜间的工作。 
  警卫班的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七嘴八舌地劝毛泽东尝尝他喜欢吃的东西,微笑着期待着他的回答。 
  毛泽东不忍拒绝身边工作人员的好意和盛情,他要战士们在一圈凳子上坐下来,他坐在大家的中间,乐融融他说,“好嘛!咱们就在这里一起过年吧!”于是,大家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在乌江畔过了长征中的第一个新年。 
  吃罢年饭,大家都去睡觉了,毛泽东又独自在灯下”惯于长夜过春时”,思索着渡过乌江后的行动,规划着创造着遵义的春天。 

初到遵义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形势雄峻,为黔北重镇。战国时属夜郎,汉置设县,唐改名遵义县。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矛头直指遵义。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指挥下,红六团智取遵义。1935年1月7日,黔北重镇遵义宣告解放。 
  在中央红军到达遵义之前,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组织了“红军之友协会”(后改称“红军之友社”),准备热烈欢迎红军。1月9日下午,当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与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山人海、夹道欢迎红军的极为热烈的场面。毛泽东等在丰乐桥头下了马,与前来欢迎的群众一一握手。他们一齐走向旧府衙前。 
  在旧府衙前搭了一个临时台子,欢迎仪式就在这里举行。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讲了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阐述了党的杭日救国主张,说明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个军队一致抗日。毛泽东接着讲话,他对欢迎的群众表示感谢,说明红军是为了解除全中国人民的痛苦和贵州人民的痛苦,到这里来的。阐述了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全民选举,抗日救国的主张,号召“于人”们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遵义,散发了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文告,这份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阐述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是一篇战斗的檄文,有很大的号召力量,文告号召贫苦工农大众要合心,要团结,拿起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号召白军士兵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1月12日,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小商贩,以及从十几里几十里外赶来的农民。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李富春朱德在讲话中说,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泽东讲话,题目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他说:“穷人为什么受穷?就是因为政权不在穷人自己的手里,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子,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还要实行全民选举??”①他又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行为,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随后李富春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通俗生动,讲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使大家明白了翻身求解放的大道理,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一些人过去因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误解和偏见,听了他们的讲话也改变了认识,遵义三中学生黄颖,听了毛泽东等的讲话后,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说:“他们简练通俗的语言,亲切平易的态度,朴素简单的服装,由浅入深地把革命大道理讲得很透彻,使我既惊讶又佩服。原来国民党诬蔑他们是‘红胡子’、‘红头发’、‘每天都要吃小孩’的人,却是这样的和善可亲,文质彬彬。” 
  ①遵义会议纪念馆:《毛主席在遵义》。 
  就在这个会上,成立了黔北高原上从古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等组织纷纷成立。各族贫苦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踊跃参军,使红军扩大了五千名新战士。 
  黎平会议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解决从湘南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陈云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① 
  伟大的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从长征开始,他就鲜明地树起了旗帜,与“左”倾错误路线展开斗争。对长征中的每一重大行动,他都向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反对错误的意见。他反对把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积极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提高了多数人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认识,而首先是取得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交谈中,他们商谈了应如何使红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战略转移中夺取胜利的问题,商谈了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意见。王稼祥主张把李德轰下台,正合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认为“他(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于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失苏区,被迫长征。” 
  ①王稼祥去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他也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与因脚伤坐担架的聂荣臻一同行军,互相交谈,共同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②王稼祥又找周恩来和朱德交换意见,周、朱原来就很佩服与敬重毛泽东,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日下一城,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凯歌行进。在到达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泽东立即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王稼祥找张闻天交谈,张闻天支持,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同意;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这样,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迫切期望召开党的高级会议来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杨尚昆说:“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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