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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受贿舞弊成风，政府议员声名狼藉，当时的人把他们叫做“猪仔议员”，讽刺其无能腐败。一次议员在万牲园的豳风堂举行宴会，时人把“豳”字解为“猪积如山”，这个笑话在百姓们之间传播广泛，后来议员们听说了，就再也没去过豳风堂。
在黎元洪当了一年总统后，曹锟派便导演了一出驱黎闹剧。１９２３年６月８日，曹锟部下雇佣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举行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闲路”。９日，曹锟命令其所部军官到黎宅索饷。１０日，军警罢岗，市民请愿，摇旗呐喊，散发传单，把东厂胡同的黎宅围住。６月１３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直赴天津。但在天津车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扣留，勒令他交出总统大印。１４日，黎元洪电告家人交出总统印，并通电辞职。他才得以回到家中。
驱黎的目的是为了让曹锟当上总统。但为了欺骗舆论，他们对议员进行了贿买活动。因人而异，每张票给五千到一万元不等，收买了五百余人。舆论界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用这种卑劣的手段，１０月１０日曹锟终于当上了总统。
最终曹锟用利诱的手段取得总统，和1913年袁世凯用威胁的手段，堪称“异曲同工”。袁在选举总统的一天，派出大批军警并嗾使“公民团”包围国会，非选出总统来，不许议员外出，曹也派出大批军警对国会进行了“和平”包围。之前投票选袁经过14小时，而这次投票也经过6小时。所不同的是，这次选举备有午餐茶点，却比选袁时忍饥挨饿的情形好得多。由于选举进行得还算顺利，吴景濂所布置的夹底票匦和冒签人数的一套把戏都没有搬出来。以前袁世凯采取了先选后宪的办法，这次曹锟却采取了选宪同时并举的办法。
曹锟未做总统时，当然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而跨入新华宫不久，就开始尝到了以前历届总统所尝到的各种苦味，如兵不能裁，督不能废，军饷无法应付，财政无从整理等等。他不但不能统一全国，而且不能统一直系内部。他的号令莫说不能行之于奉、皖各系和西南军阀所占领的区域内，就是在直系范围下的各省，也都有格格不入之势。北洋派元老王士珍看了这些情况，曾经意味深长地叹息着说：“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曹自己也向手下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却是叫我来活受罪！”
有人统计，曹锟所用贿款共达1356万余元，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324。20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0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0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0万元，“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和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全国纷纷议论，在曹锟自己所颁布的“宪法”上，并无巡阅使这一官职，而在一天之内发表三四个巡阅使，显然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上将军以前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而在一天之内发表6个上将军，于是上将军也成为“关内侯、滥羊头”了。
曹锟这个中国政坛上著名的“闪客”以贿选手段当上了总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失败，曹锟被软禁。冯玉祥军将领不满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勾结，发动驱段兵变，将曹锟释放，历史上最为荒诞的一场贿选闹剧就此结束。而曹锟自己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丑事。
盖棺未定论
吴佩孚是一个盖棺没有定论的人物，有资料证明，吴佩孚虽然是个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血的大军阀，但在他的一生中，也还有些值得称道的难能可贵之处。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和冯玉祥带兵杀入紫禁城。各位看官，且莫小看了这一细节。在之后的历史走向中，冯玉祥一直是吴佩孚的左右手。每次吴佩孚作战，总是让冯玉祥担当他的侧翼。吴也待冯象兄弟一样，倚为心脏边的长城。
吴佩孚为人的信条是：“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大量史实证明，吴佩孚是言行一致的。以女色为例，当时似他一样的权贵人物，袁世凯也好，曹锟也好，张作霖也好，一个个都是三妻四妾。而吴佩孚，却从始至终，只有一个结发的老妻张佩兰相伴，从不拈花惹草。据传，有位叫露娜的德国女郎慕吴佩孚之名，不远千里跑到中国来追求他，他却以“老妻尚在”为由，断然拒绝了这桩婚事。像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做到这些，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也有传说，吴佩孚也不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在北京寓居期间，就曾被一个日本女特务勾引得神魂颠倒。但不管怎么说，吴佩孚一生中只有张佩兰一个老婆，这却是事实。
吴佩孚第二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段祺瑞第二次南征时期。当时吴佩孚带领陆军第三师，势如破竹，几战就把革命党人谭延辏е鸪隽顺ど吵牵恢贝虻搅撕庋簟？墒堑笔北毖缶诓康痴翟诶骱ΑＪ《揭恢埃幢煌钕刀戊魅鸬那仔耪啪匆⒌玫健！�
吴佩孚在衡阳待了三年，老虎入闸，无所事事。这三年中，却为他赚了极其良好的声誉。他天天通电号召和平，又率先提出了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1920年，张敬尧在湖南刮地皮，刮得地深三尺。而皖系成立“安福会”，垄断了几乎所有内阁实缺，政府肥差。吴发起了狠，不听老段调令，直接带兵撤出湖南，一直走到了洛阳。吴孤身前往保定，和曹锟密商大计。
曹锟没有主见，招集各处直系将领，合兵一处，讨伐皖系。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次考验，当时的徐世昌想去调停，但此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曹、段拂袖而去。
按理说，皖系久居中央，控制中枢时日久了。吴佩孚只不过湖南回来一个小阀，兵械倦怠，那是不能和安福会比了。可实际，皖系却吃了一个大亏。当时的皖系主力，全部由徐树铮带领，在外蒙平息了叛乱。听说湖南兵变，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千里奔波，再加上段祺瑞心存骄傲，顿时吃了大亏。
第一次直皖战争，只打了四天。吴佩孚出尽了风头。又是埋伏，又是齐射，又是飞射，又是烧粮。徐树铮大败，皖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直皖战争，意义十分重大。吴佩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官，自此踏入了上洛之路。
吴佩孚七月入驻洛阳后占了湖北，而且一口气打下了湘北重镇岳阳。四川方面，川军一直攻破宜昌。吴不及休整，亲自带兵直赴战场。但懋辛、蓝文蔚听着就怕了。打了几仗，丢了就跑。于是吴佩孚完全控制三峡。鄂王一战，吴佩孚定下了武力统一天下的雄心。
他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失败以后，在情况十分危急时，有人劝他躲进外国租界地暂避一时，或者是取得洋人支持出国，以求东山再起。但吴佩孚都坚决拒绝了。在他忍辱负重逃到四川奉节白帝城以后，日本人又派特使找到他，答应给他财力和武力的大力支持，帮助他报仇雪耻，恢复霸业。但是，吴佩孚却不为所动，他对日本人的回答是：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用不着外人插手。
当时共产党重要人物董必武的一番评价，足以代表共产党人对吴佩孚的基本看法。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岳，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血洒执政府
民国史上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战事和惨案。
而北洋时期中的惨案最为人们所熟知，并且经常提到的就是三？一八惨案。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就是对当时死难青年的沉痛哀悼与对凶残当局的强烈抨击。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并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下令严惩凶手。之后，为表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他宣布终身食素，此后不吃荤腥，至死不改。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没有实证，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
不管怎么样，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典守者难辞其咎。始作俑者自然是段祺瑞。
虽然段祺瑞在长跪不起，严惩凶手，但是，舆论并没有因为他们这些做法而对他们稍有宽恕。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此时中国知识界和媒体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
惨案发生之时，是段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段政府既有内忧——颁布法令、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的内忧，又有外患——大沽口炮击事件。按逻辑分析，段祺瑞确实没有没有心力杀害和平情愿的学生，但是惨案已然发生，段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何况，在此之前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废除《临时约法》等作为，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里。虽有“三造共和”之功，却无共和之意，究其根源，无非以共和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而已。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1个月，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执政府的国务院总理辞职。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颇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鲁迅先生又以极大的悲愤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可惨与可笑》等文章，称颂中国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临难竟能如此从容”、“在弹雨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称刘和珍等烈士是“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
第四章 虎东北：老子英雄儿好汉
北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最后出场的风云人物就是张作霖。一个出身于草莽的民间枭雄，一个有别于其他军阀的多彩元帅。张作霖身材短小，目炯炯有光，精悍之色见于眉宇。虽出身武莽，恂雅如一儒生。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故人畏其威而怀其惠。文化水平不高的他，有智慧，有计谋，凭借着老百姓的口碑和自己鲜明的个性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从一个辽西的穷乡僻壤走出来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孩子，落草绿林成为一方马贼的首领，后主动接受招安成为大清王朝的巡防营管带，再摇身变为中华民国奉天督军，越折腾越大，越走越顺，直至入主中南海成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凭借这些，张作霖在民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风云人物。
“湖子”督军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区。散兵成群，难民遍野。官府无能，土匪横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里，苦不堪言。在这样动荡的岁月里，锻炼了张作霖过人的胆识和意志，还有宁死不屈的性格和嫉恶如仇的品质。
而张作霖青少年时代的履历与他同时代的军阀们在读私塾或读武备学堂的那些人的经历相比最为艰辛，他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尝遍了生活的艰辛。十几岁的时候，父亲被仇家打死，家被洪水冲毁，母亲不得不带着四个孩子改嫁。他虽聪颖却因家贫只读了几个月私塾便不得不辍学，后跟继父学相马、医马、骟马并因之结识了各路“胡子”，也就是土匪。
他为人好赌，一次赌博，被人合伙算计，输得精光。他看出被诈，就一刀剜下了自己腿肚子上的一片肉，掷在赌桌上：“来！都来，我坐庄，就赌这块肉！”旧时赌场的规则是庄家赌什么，众人就要陪着赌什么——张作霖赌了身上的一块肉，若赢了，输家也必须奉上自身的一块肉！众赌徒连忙向张作霖认错赔不是，并把诈来的钱悉数退还。敢作敢当，甚至敢玩命，这就是张作霖的性格。
婚后入住岳父家的张作霖因常替各路过往的土匪医马，而变得性情极为刚烈，惹得那些乡绅不满，有几个乡绅向县衙诬告张作霖“私通匪党”，张作霖因此蒙冤入狱，在狱里经受了一番磨难。后来县衙查无实据，关了张作霖一段时间后，将他释放了。出狱后的张作霖一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