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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西斯·约瑟夫，甚至法国的第三共和国寻求帮助一起反对意大利。利奥十
三世曾60次正式抗议意大利对教会的掠夺，直到20世纪他还坚持要求意大
利天主教信徒执行“不参政”的政策。
与利奥十三世反对意大利的行动相对应，1889年罗马树起了文艺复兴时
期的哲学家、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迫害致死的乔尔达诺·布鲁诺的纪念塑
像。同年意大利还颁布了限制神职人员活动的新的法律条款。10年以后，意
大利政府还成功地阻止了利奥十三世出席“海牙和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意大利还投票反对教皇参加“凡尔赛会议”。
尽管利奥十三世利用其他国家企图恢复教皇国的努力完全失败了，但是
他的确为罗马教廷赢得了新的道德影响力。1903年利奥十三世去世时，意大
利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罗马问题”已不再是人们热情关注的问题。
（2）德国的文化斗争
①德意志帝国与梵蒂冈的尖锐冲突。同意大利的文化斗争相比，发生在
德国的文化斗争持续的时间较短。不过在德国导致冲突的政治原因也是相同
的，即罗马天主教的利益对1871年刚刚实现但尚未稳定的德意志帝国的统一
造成威胁。
德意志帝国的主要邻国奥地利、法国和波兰均为罗马天主教国家，罗马
天主教会对居住在波兰、阿尔萨斯—格林和德国南部的日耳曼人也有相当大
的影响力。当时担任帝国宰相的俾士麦十分担心梵蒂冈的外交政策会对国内
外的天主教徒施加离心作用，从而导致新的德意志帝国的解体。然而国会中
的天主教中央党的教权主义势力则把他推向与罗马天主教会公开对立的境
地。因为该党呼吁为了教皇的利益德国应当对意大利进行干预，显示出罗马
天主教徒将宗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倾向。
这一时期发生的“老公会”分裂事件，也使德国的政教关系复杂化。在
受老公会影响的学校里，教员拒绝接受梵蒂冈的法令，结果被天主教会的主
教停止了工作或者干脆遭到解雇。但是政府却保护这些教员的利益，坚持只
有政府有权任命和解雇教员。教育界争论的另一焦点问题，是在波兰日耳曼
人聚居区的学校里授课用德语还是用波兰语的问题。大主教莱多霍夫斯基违
背政府关于必须用德语讲授宗教课的规定，建立了波兰语私立学校，结果被
逮捕。
为了镇压罗马天主教的抵抗，普鲁士政府采取了特别的立法措施。1871
年12月政府通过了《教士法》，规定对宣讲反对宪法的教士要予以判刑。后
来梵蒂冈拒绝接受霍享洛赫为普鲁士德国驻梵蒂冈大使。普鲁士政府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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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7月通过一项法令，将耶稣会和其他有关的修会从德国驱逐出境。然
而，双方的斗争不仅没有削弱罗马天主教的势力，反而加剧了罗马天主教徒
对政府的敌意。
1873年德国政府通过了《五月法令》，强行规定只有中学毕业后在大学
里进修三年神学课程的人，才有资格充任教士，而且政府派出的督导员要控
制教会的神学院。愿意进入神学院的学生必须首先通过政府规定的文化考
试，所有教会职务的职责及其变化要事先征得行政长官的批准。教会只负责
规定和教授宗教课程等等。德国罗马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对《五月法令》普
遍表示不满，而囚禁或放逐这些不满的教士又引出新的问题。有的教区出现
空缺，需要安排神甫或平信徒进行管理。由于政府对那些不服从的神职人员
主持的婚礼的法律效应的怀疑，政府有关部门开始实施世俗婚礼，结果又与
许多路德宗教会的信徒的意愿发生冲突。政府还取消了教士免服军役的规
定，撤消了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馆。俾士麦还试图争取意大利和法国的支持反
对梵蒂冈。结果罗马天主教徒对俾士麦极为仇视。
1875年2月5日教皇庇护九世颁布通谕宣布德国的《五月法令》无效。
德国政府认为，这是梵蒂冈对普鲁士主权的公开否定，因而禁止这一通谕在
德国出版。德国政府还规定，除专门从事护士工作的修会以外，其他天主教
修会不得在德国活动。
②冲突的缓和。经过1871—1878年的斗争，德国的罗马天主教会损失惨
重，九个天主教主教区出现了主教空缺，约50万天主教徒无教牧人员；2000
名神甫被处以罚金，教会的收入也被截断；世俗婚礼已经成为义务；教会的
学校、大学和修会被解散；一般民众对宗教普遍持冷淡态度。同时马克思主
义和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在欧洲盛行，得到工人群众的普遍欢迎和拥护。这
两个现象都引起了罗马天主教会和俾士麦的关注。利奥十三世继任教皇后，
双方的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878年俾士麦对梵蒂冈发出了外交试探。
1884年4月20日利奥十三世颁布《人类》通谕，提醒人们，罗马天主教会
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一通谕通常被许多人解释为梵蒂冈对德国政府表示的
一种外交姿态。19世纪80年代俾士麦通过行政手段逐步废除了有关的反教
士法令。这次斗争使德国的天主教团体成为世界上组织精良注重政治效果的
天主教会之一。
③“老公会”问题。“老公会”是罗马天主教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之后
脱离罗马天主教会逐步形成的教派，最初主要是由拒绝接受梵蒂冈公会议法
令的德国和瑞士的天主教徒组成的。实际上，早在梵蒂冈公会议之前和公会
议期间，德国和奥地利的主教团就竭力阻止公会议对“教皇永无谬误”的信
条进行说明。但是面对意大利和梵蒂冈之间就“既成事实”的斗争，所有的
德国主教最终在会上选择不反对将教皇永无谬误说定为信条。但是，以 19
世纪最有才华的罗马天主教史学家多林格为首的一些教授，对于主教们明知
故犯的错误予以尖锐的批评，结果被当局革除教籍。于是他们自制纲领，拥
戴赖肯斯为主教。1873年在康斯坦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老公会正式组成。
它很快得到普鲁士、巴伐利亚、奥地利、巴登和黑森政府的正式承认，并分
得一部分教堂和财产。瑞士政府也承认了老公会，日内瓦的所有罗马天主教
会都转向了老公会，其它地方的许多教会也是如此。亲梵蒂冈的神职人员被
瑞士政府驱逐出境。梵蒂冈对此极端不满，1873年教皇庇护九世对瑞士政府
进行了攻击，于是瑞士断绝了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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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老公会的信徒中有一批杰出的人才，但是该会对信徒大众缺乏吸引
力，而且神职人员短缺，比如说，巴伐利亚的15个教堂才有一位神甫。老公
会力量最强是在1878年，但也仅有5万人左右，此后人数开始减少。
（3）法国与罗马天主教的政教之争
①第三共和国与罗马天主教的斗争。法国第三共和国诞生于1870年的普
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罗马天主教
会的问题，斗争的焦点在于是将法国塑造成为一个共和国还是建成一个罗马
天主教的法国。教士和平信徒中的主要领袖人物自然把罗马天主教的公教主
义看作保皇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干预法国政治。
1879年以前，法国政府一直控制在天主教保皇党手里。70年代初，法国
议会提高了教会的预算，鼓励增加在会教士的人数，给予教会控制慈善机构
的权利，把国家教育的管理权还给了教士，并且还给予教会建立大学的权力。
然而，尽管教会获得了这些权利，但是它们并未提高法国民众中的宗教活力。
人们往往不参加公开的礼拜活动，很少有人愿意成为教士。在这几年间，法
国开始逐步转向反对保皇党，因为该党不仅响应教皇干涉意大利的请求，而
且还试图使法国卷入另一场与德国无望的战争中。由于保皇党政府脱离选
民，后来资产阶级活动家甘必大才可能以“教权主义，敌人来了”为口号为
共和派赢得选举。
1879年以后，法国才实际掌握在共和分子手里，文化斗争接着在法国爆
发，其中最为紧张的时期是1879—1889年。反教权主义者全力以赴通过自己
在教育、出版和慈善事业领域的影响来反对天主教的各个修会组织。他们努
力建起世俗的公立教育体系，坚决执行拿破仑和梵蒂冈于1801年达成的政教
《协定》中关于修会的规定，结果导致法国所有的在会修士受到驱逐。在教
育领域，大学里的五个天主教神学系被解散，教会控制的高等学校不得称“大
学”，也不许授予学位；政府还成立了国立师范学院和女子中等学校，粉碎
了主教对学校行政的控制。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法令法规，于1881年使小学教
育成为免费教育，于1882年使之成为义务教育，于1886年又实现了教员世
俗化。对于政府的上述做法，法国天主教会曾步步紧逼作过斗争，但最终教
会只剩下了一些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相抗衡。
利奥十三世任教皇后试图与法国和解。但是法国天主教会中仍有人继续
反对共和政府，而且每一次反对共和国的阴谋都在天主教会中找到了支持
者。尽管利奥十三世在1885年11月1日发表的《永恒之主》通谕里曾经暗
示，罗马天主教徒实际上可以与自由的、非君主立宪的政权进行合作，但是
这种暗示在法国未引起任何反响。1887年兰姆鲍拉担任梵蒂冈国务卿之后，
梵蒂冈开始实行亲法国的政策。90年代初，利奥十三世出于实际目的的考虑
接受了共和党，推出了教皇的“联合阵线”的官方路线，一时打破了法国罗
马天主教对共和国的完全敌视。
②德雷福斯案的风波。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法国军官犹太人德雷福
斯把国防机密出卖给了德国，将他处以终身苦役。这一事件使梵蒂冈和法国
共和党人和解的工作停顿下来。德雷福斯被判刑之后，所有中立的观察员都
坚持认为有必要重审这一案件。但是，军方、反闪族主义者、君主分子和罗
马天主教徒则竭力从中阻挠。罗马天主教的修会之一圣母升天会借机掀起了
反对德雷福斯、犹太人和共和派的运动。耶稣会的会刊《天主教文明》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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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界宣告，“上帝造了犹太人就是要让他们作间谍的”，而且还提出应
取消所有法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天主教民主派”在利奥十三世《新事》通
谕的启发下，也把反闪族主义作为工具，宣传仇恨与暴力。在19世纪的最后
5年里，法国的天主教会特别是各个修会成为在法国人中间煽动仇恨、狂热
和偏见情绪的帮凶。
③政教冲突的继续—结社法和分离法。罗马天主教徒在德雷福斯案件风
波中表现的狂热情绪背叛了基督教，因而给反教权主义的狂热分子提供了反
击的机会，他们迅速上台掌权，并立即采取了行动，由此揭开了法国文化斗
争的第二幕。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对天主教修会进行猛烈的攻击，把他
们说成是令人感到羞耻的假羔羊。其次是于1901年制定并通过“结社法”。
这项法律对一般的团体的成立给予更大的自由，但是对成员共同生活在一起
的团体，对由法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组成的团体，或者是拥有集体财产的团体
—如罗马天主教会的修会组织，则要求特别的法律授权方可成立。当时法律
上只承认五个修会为合法的修会，其余的修会必须得到法律的许可才能享有
合法的地位。未经法律认可的修会的成员不得在学校任课，或在学校里做指
导工作。“结社法”是自1870年以来通过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反教权主义的
法律。
1902年，更激进的反教权主义者尚伯和孔布上台后更为激进地推行“结
社法”，关闭了数以千计未经法律认可的修会主持的学校，同意少数几个修
会得到国会的法律授权认可。至 1903年春，未经法律认可的所有其他修会几
乎全被解散。
1903年8月继位的新教皇庇护十世是一位强硬分子，他认为法国的共和
政府是具有魔鬼性质的政府。1904年法国总统卢贝访问意大利并拜会了意大
利国王，庇护十世把这一事件说成是对“圣座的冒犯”，结果由此导致法国
中断了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
1905年法国国会通过了“分离法”，从而结束了1801年法国与梵蒂冈
之间的政教《协定》。这项法令从法律上正式确定了法国政教分离的原则，
不仅对教会而且也对政府在政教关系问题上的权限作了规定。1906年法国天
主教主教团大多数成员投票对“分离法”表示拥护。这项法令虽然使法国教
会失去了过去享有的公共津贴和法律特权，但是教会获得了自由选举主教、
举行会议的权力，不必再受政府的控制。教会还有权组织董事会接管教区财
产，而且有权开展宗教募捐活动，并掌管募捐得来的资金。
庇护十世对上述事件反应十分强烈，他断然宣布法国主教团是非法无效
的，并发表一系列通谕谴责自由国家的自由教会以及政教分离的思想。他特
别反对给予董事会成员管理教区财产的法律权力，认为这一做法是对教会神
圣的教阶制度的否定。罗马教廷与法国政府的这场斗争使教会在经济上遭受
了很大的损失，而且也降低了教士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影响，但使庇护完善了
控制教会的制度。同时这场斗争也使罗马天主教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更弱。
总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梵蒂冈在法国的政治和外交影响降至最
低水平，只有少数外交人员留在那里。
2。罗马天主教的社会政治观和“公教行动”
19世纪后期发生的国际文化斗争是与天主教会在思想上不能适应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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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 1870年—
1918年间，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中唯一的共和国。在其它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
欧洲国家，合法的君主制度得到天主教徒的普遍支持。即使在法国，大多数
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也把政治上的忠诚和宗教信仰联系起来。由于法国大多
数人支持共和国，所以罗马天主教会也就必然遭到重大挫折。罗马天主教徒
在美国的情况则不同，他们作为宗教信仰的少数派生活在一个政治民主制度
已经确立的国家，美国的天主教徒一般都支持共和制，甚至也支持宪法规定
的公民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所以美国没有出现类似的政教之
争。如何对待法国和美国天主教徒中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及同一时期在其它一
些国家出现的社会问题，便构成了这一时期罗马天主教会的政治伦理思想。
（1）利奥十三世和他的政治思想与政策
教皇利奥十三世原名焦阿吉诺·佩齐 （1810—1903），生于罗马南部山
区的一个中上等家庭，1837年升为神甫后立即为教廷工作，并得到教皇格列
高利十六世的赏识。1843年升任大主教，并担任了教廷驻比利时的宗座代
表。他曾经访问过科隆、伦敦和巴黎，对欧洲的工业化和议会制度有所了解。
1846—1878年他担任了佩鲁贾的主教，1853年成为红衣主教，1878年2月
继任教皇时已68岁。利奥十三世是梵蒂冈丧失教皇国以后当选的第一位教
皇，当时年高体弱，被看作是一位过渡性人物。但他却以敏锐的眼光，巧妙
地统治教会长达25年。
利奥十三世一方面继承了其前任庇护九世的政策，继续攻击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和虚无主义，攻击共济会；干涉各国的天主教会，强化了罗马天主
教会的中央集权制，加强了教皇宗座代表的地位和对各个修会的领导。另一
方面他又首先倡导教会与社会的对话，提倡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在
梵蒂冈请科学家研究天文学和其它自然科学，请天主教历史学家撰写历史著
作，向所有的学者开放梵蒂冈档案馆，并且提出了圣经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