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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名副其实的Diaspora。是否真了解中国现状？是否具有使命感？都是值得怀疑的。
是短时间可以消除和避免的，但这也说明了“文化环境”重建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媒体“不真实”这一问题同样也在“问卷调查”中反映了出来，可以发现大学生的一些
看法或多或少是受到“媒体”影响的，尽管他们知道媒体报道有“倾向性”，但还是处于一
种“被动选择”。比如，在一些政治方面的提问中，大学生对对方国家的政治改革“关心程
度一般”。中国大学生中有一半人不知道日本国内修改宪法之事，却对一些问题特别关心，
很敏感，比如有7成对“日本欲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持坚决反对态度，8成以上对日本政
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表示不满。既然一半学生对对方国家的政治并不感兴趣，却又有那么
多人作出了上述回答，这颇令人费解。显然，这与媒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左右我们的价值
判断有关。当然，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日本，比如有将近4成的日本学生对中国军事力量的
强大感到某种程度的威胁。但是，与中国学生对近年来日本欲成为“政治大国”所持的反对
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将近3成的日本学生积极评价中国在国际舞台日益发挥的作用。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前述调查相吻合：认为日本媒体“导向性比较明显”的日本学生仅1成。
诚然，本文在这里并不认为所有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因素都是来自媒体，更不是让媒体
有意去营造一种虚拟环境而误导舆论①。这里只想表明这层意思，即媒体作为一种手段，
应该实事求是地报道对方，这样做对推进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以上仅就影响“文化环境”的两个基本变数作了一些分析，如前所述，实际影响到“文
化环境”的因素还有许多，因此，只有完成这一部分概念分析，才有可能对“文化环境”作
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而本文只是对“文化环境”研究的初步构思，实为今后进
一步的研究寻求一种“链接”。必须指出，媒体对“文化环境”的是有利与不利，必然与政
治和经济的指向与结果相关。
“文化环境”作为假说，还有几点需要说明：在研究“文化环境”的场合，有必要论证
“文化环境”的动态及其过程。只有到了这样的阶段，将“文化环境”与政治和经济层面相
重叠的同时，也就有可能作为一般手段加以运作。“文化环境”的构筑和操作，不仅要诉诸
其手段，手段本身的合理性和实际操作可能性也必须加以考虑。
“文化理解”是构筑未来中日关系的关键
“问卷调查”表明：文化方面，三分之一的中国大学生喜欢日本流行文化，而日本学生
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反应则比较冷淡，显示出中日两国年轻人在文化交流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
障碍。笔者以为，就目前而言，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所谓民间交流主要还是限定在留
学、旅游、贸易等范围。一般来说，除了留学以外，大多数民间交流方式时间较短，且不稳
定。有几种情况可以证明年轻人交流不容乐观。中日年轻人交流中，一般是日本人来的多，
我们去得少；年纪大的多，年轻人少。加上现在日本的年轻一代，似乎“沉默寡言”者居多。
一般说来，留学生可以与所在国国民进行最为直接的交流，但实际上在国际交流中，日本年
轻人似乎对欧美圈里来的留学生表示出较大的兴趣。日本也有一些民间友好团体有时与留学
生学友会一起举办一些联谊活动，但这些团体多以老人和家庭主妇为主，有些留学生参加交
流只是为了尽快学会日语，并不一定对文化交流本身感兴趣。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对方国家的文化。就中国人而言，有个如何重新将日
本文化定位的问题。只有在观念上有了明确定位，在肯定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这一基础上，才
有可能理解日本文化，仅仅停留在以往那种“同文同种”旧观念上，已无助于对日本文化独
特性的充分理解。
目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趋势，中日两国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建立一种以相互信任
和理解为基础的关系，关键的前提是要确立以“文化理解”为主的“文化环境”。“文化理解”
虽然不是万能钥匙，但或许可以说是一把可以打开中日关系未来之钥匙。如果说，这种“文
化环境”是可操作的和可实践的，那么一旦这种“文化环境”得以构筑之时，便是中日关系
可以大大改善之日。当然，就现阶段而言，有关“文化环境”的概念、构造和机制等问题有
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但是，在解读日本的时候，“文化环境”作为一种可操作的手段，
尚需不断的研究和实践，加以完善。只有在不断构建“文化环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不
同层次上达成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解”，以使中日关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得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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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职单位：俞纯麟，复旦大学外事办公室；戴建方，同济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李振声）
关于消费的“私”文学
――《老师的提包》散论
施小炜
内容提要 夜晚坐在酒馆里倾杯畅饮之类，则是在尽过了社会义务之后，人们暂时从“公”的约束之下
退回相对自然的个我之中，回归于“个人”的私生活状态。如是，“白天”对“夜晚”的构图，就直截了
当地等同于“公”对“私”，“社会”对“个人”的构图。因而在这层意义上，“夜晚”小说《老师的提包》，
无疑又可被视为纯系从“私”的层面来表现人和人生的小说。
关键词 日本当代小说 川上弘美 “私”文学 消费
《老师的提包》，不妨说是一部饮酒小说。
关于饮酒，地理上不论海之内外洋之东西，时间上则不问前朝后世古往今来，我们人类似乎始终不
乏对其妙用不吝赞词者。且不提“李白一斗诗千篇”，“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之类无人不
晓的名句，更早，先贤陶渊明就每每“衔觞赋诗，以乐其志”，他的“脱然有怀”，去做彭泽县令，也是
因了“公田之利足以为酒”的缘故。无独有偶，在东国日本的奈良时代，也曾经出了一个著名歌人叫作
大伴旅人的，写过一十三首《赞酒歌》，礼赞“酒の名を拢蓉摛郅护饭扭丐未螭｝の言のよろしさ”，
大意约可译为“古来大圣贤，呼酒名圣人。圣贤不我欺，妙哉此言真。”而英文里更有句谚语，称颂Wine
is a whetstone to wit，非要将葡萄酒说成是磨砺智慧的砥石。这一看法，便颇有些近似断言美酒是催
生李太白千古名篇之催化剂的杜工部了。而十八世纪的法国人P。－J。 Le Roux也宣称“Au fond des pots
sont bons mots”，留在酒瓶底处的，才是绝妙好辞，――而并非什么“福根儿”。此句也许不妨译作“瓶
底有佳句”？固然，对于专以寻辞章觅句为天职的诗人们来说，那瓶底之佳句毋宁恰恰便就是“福根儿”、
甚而至于胜过“福根儿”亦未可知。至于浪漫的意大利人，则更是夸张酒的实用功能，认准了Boun vino
fa boun sangue，好酒造好血。大概是强调喝酒有益于健康的意思吧，仿佛是拗着劲儿要跟现代医学常
识唱反调，不知道是否有充足服人的科学根据为其撑腰。
巾帼小说家川上弘美氏，虽无缘亲睹芳容，然端详其照片，似乎体态娴雅面容端庄，称作美女作家
似亦当之无愧，而且这位才媛竟然还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爱酒家，善饮异常，不让须眉。现已年届四十有
九的她，出身于东京的杉并区，故自称是“生于东京长于东京”，然而其实幼年时（好象是四岁至六岁间）
曾随父母在美国生活过数年。考入国立的御茶水女子大学后，学的本是生物学专业，毕业之后还曾做过
四年的中学生物教师。据其本人称，那四年期间便跟一位女同事一道，公务之余常常于晚间光顾各类小
酒馆，“委实喝掉了不少的酒”。这种飞觞醉月的生活样态似乎一直延续至今，即便是在“之子于归”结
婚成亲之后。白日里工作，为稻粱，非也，为酒肴谋，晚上下班之后便去小酒馆小酌两杯――这样的生
活形态简直与她自己笔下的人物月子一般无二，只不过现今的她白天似乎不必再外出上班了，身为职业
作家大体是蛰居家中爬格子（或者是敲击PC的键盘？实情如何，吾不得而知也），然而“为酒肴谋”的性
质却是一成不变的。酒，也许当真给予了她以小说的灵感亦未可知，虽然至今尚未曾见到她就此撰文自
白。
作为饮酒小说，《老师的提包》的女主人公月子和男主人公老师，两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凭靠着酒
为媒介而获得确立并得以维系的。而小说的主要舞台，也基本上设定为“阿悟的小酒馆”――阿悟是该
酒馆主人的名字。月子与老师的邂逅相逢，便发生在这家车站近前的小酒馆里；两人之间的风风雨雨恩
恩怨怨，你进我退虚虚实实地使心眼耍心计（好象主要是老师在使在耍），直至最后曲曲折折地终成好事，
都与这家小酒店不无瓜葛。小说开篇，写的便是月子和老师因偶然同在这家酒馆喝酒而重逢，甚至到了
终篇的最末几行，还要言及“水煮豆腐”的制法，而这正是月子平生最为喜爱的佐酒菜，真所谓始于酒
而终于酒，一部饮酒小说，于是便堪称是有始有终了，――对此，日文表达在习惯上，喜欢称之为“有
终之美”。
月子和老师饮酒活动，都是在晚间进行的。月子是个上班族，白日里在公司工作，晚上下班以后，
乘坐电车（按此电车乃是电气火车，并非上海北京街头行驶的“无轨电车”）回家，下车后径直走进站前
阿悟的酒馆小酌，在那里与老师合流，于是一天的真正故事便从此时开始，而这时其实已是黑夜降临之
后了。因此，《老师的提包》实质上是一部专门讲述夜晚故事的小说，在这里，白天被弃如敝屣完全略去。
但凡与白日有关的，统统都无关紧要∶读者在通读了一遍小说之后，甚至对于月子所供职的公司，月子
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其它一切细节，依然一无所知。因为小说并不曾提供与之相关的任何信息。至于老
师，则是一位退了休的年金生活者，白天没有，也无须，去工作。在两个人的世界里，白天是毫无意义
的。月子也罢老师也罢，其整个的人生、其人生的全部意义，都集中于夜晚，体现于夜晚。
然而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在白日里的营生，譬如在公司上班在田间劳动抑或是去学校念书，其实
便是在对社会做贡献；而同时也是个人被收编进入组织、社会和国家的体制之中去，不然就是为了这种
编制而接受训练和进行准备的行为，因而具有鲜明的“公”的性格。而与之相对，夜晚坐在阿悟的酒馆
里倾杯畅饮之类，则是在尽过了社会义务之后，人们暂时从“公”的约束之下退回相对自然的个我之中，
回归于“个人”的私生活状态。如是，“白天”对“夜晚”的构图，就直截了当地等同于“公”对“私”，
“社会”对“个人”的构图。因而在这层意义上，“夜晚”小说《老师的提包》，则无疑又可被视为纯系
从“私”的层面来表现人和人生的小说。
白天的尽社会义务，换言之，其实也就是从事生产活动（教师教书育人，外交官折冲樽俎，政客从
政，商人行商，等等等等，无一不是“生产活动”），而在人类目下所处的按劳取酬这一进化阶段，理所
当然地是要获取代偿的。月子因为这种生产活动而领取工资，并且靠着这份工资来支撑着夜晚的饮酒行
为。亦即是说，白日里的生产行为，在此完全可以定义为为夜晚消费行为筹谋经费的活动。于是“白天”
自然就成了支承“夜晚”的经济基础。至于就职于什么公司从事何种职业，均无关紧要，重要的只在于
用劳动换取薪水，即获取供夜晚消费的资金而已。设若白天拥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它的意义恐怕便无
非仅在于此而已――亦即前面已然述及的“为酒肴谋”，而对于不喝酒的人来说则自然就是“为稻粱谋”
了。于是乎，“白天”对“夜晚”的构图，又与“生产”对“消费”的构图两相重合，而《老师的提包》
一味地纯粹凸显“消费”活动，几乎不曾有片言只语具体地提及“生产”，则显而易见，我们又可以呼之
为“消费小说”了。
固然，《老师的提包》中的确并非没有数处详细描状白天活动的场面，依次分别为进山里采蘑菇、去
河堤赏樱花、同老师结伴去海岛旅行，但这些也都是发生在星期六或者星期日的工余个人“休闲活动”，
就性质而言应当与“公”毫无关系，完全属于“私”的范畴。因而在这层意义上，周末和周日在属性上
是完全等同于“夜晚”的，即原本理当归属于“私”的时间――当然，倘是休息日里还要去公司加班加
点的“猛烈社员”（此词大致相当于我们说的“工作积极分子”吧）的话，则无疑另当别论了。还有一处
写到月子青天白日里去合羽桥，那倒真的是“因为工作关系”，亦即因公出差是也，并且这当是书中唯一
一次有可能言及女主人公从事生产行为的场面了，然而便是在此，故事却也是从“工作完成之后”开始
叙述的，对月子出公差的内容信息悉数略去，未作只字的说明，倒是不遗余力地详尽描绘了她如何为老
师选购“礤床儿”。这样的叙述方法显然表明了，作者的关注所在明白无误地就是消费行为，而绝非生产
活动。消费小说的真面目可谓跃然纸上，昭然若揭。
而相对于月子和小岛孝，老师一生的全部生产活动业已宣告终了，――退休非他，它意味着彻底的
退出“公”而回归“私”的状态。亦即是说，在老师而言，他的“白天”已告终结，一日的二十四个小
时实质上全部都等同于“夜晚”，他已由一个“公人”完全变成了一介“私人”。因此，如若从这个角度
出发去看待月子的选择的话，那么她的舍弃小岛孝而倾斜于老师，不妨说便径直象征着“夜晚”战胜了
“白天”，意味着“消费”取“生产”而代之，标志着否定“公”的体制束缚而注重个人“私”的侧面这
一价值取向，似乎颇符合后现代社会的特征。
同为爱酒家，小岛孝与老师的口味喜好却泾渭分明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老
师偏爱的是坐在日本式的“居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