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题在于国家在某些领域必须弱化，但在其他领域却需要加强。”28对于亚洲国家而
言，这就是关键。
Chales Boix指出，如果以欧洲公共部门的演进作为一个标准的话，那么东
亚公共部门的扩张在未来20年中还有充足的空间。如果欧洲经济体是一个向导，
那么东北亚国家将会见证自己公共部门规模的显著增加。“东亚的国家是一个适
度的公共部门（与类似国家相比还不完善），因而有充分的空间可以成长。”29关
键的问题是，公共部门如何增长，以及伴随着公共部门的增长，政府的干预应该
30约瑟夫等《东亚创新、未来增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31 关于此点，可参考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年。如果官僚是为自己赢利而非为公共利益，将会促使民众走向政府的对立面，必然会带来不可预料的负
面影响。
如何转变。今后，东亚政府的改革和干预有如下建议：
第一，“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东亚国家需要进行公共政策改革——降
低商业成本、改进管理、改善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企业追求面向全球的目标——如
果它们想保持在世界市场中现存的优势，继续推动增长，它们必须提高生活标准，
消除贫困人口。”30
第二，制度创新。东亚必须在以下三个领域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管理全球
化（特别是金融、贸易和投资一体化），重塑企业活力，构筑新的社会契约和转
变政府职能。“由债务负担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带来的财政压力以及全球化进程，
使东亚国家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在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事情的压力下，政府的
精力需要集中在支持市场发展的法规、限制市场的负面效应、帮助那些无法适应
市场的弱者；政府也需要在由自己主导的经济活动中引入私人投资。政府还需要
重新考虑国家机构的作用。并将权利和义务下放给下级政府。最后，政府正在改
善公共管理机构（如管理收入和支出的机构和部门）以及改善公务员的服务。”
第三，提高公务员素质。公务员的素质至关重要，一支良好的、具备奉献精
神的公务员队伍，要能够代表人民，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缺乏一个道
德良好的官僚群体，政府干预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31。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 郭定平）
战后日本的产业技术振兴中大学所起作用的研究
王惠贤 李宏舟
内容提要：关于二战后日本的产学联合，研究界普遍认为，由于受战后反战情绪及国内外政
治局势的影响，产学联合呈现低调，大学对产业技术振兴的贡献降至低谷，而对造成这一现
象的国家科研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却鲜有系统的论述。本文结合战后特有的政治经济及国
际国内环境的特征，明确战后日本整个国家科研体系的特征，具体分析在战后特有的技术引
进潮流以及特需人才培养等方面，大学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并明确产学联合对大
学的深刻意义。
关键词：战后 技术振兴 产学联合 产学分离
一 先行研究简介和本文的分析视点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针对日本战后（1980年代初为止）产学联合的社会背景和产学联
合的具体形式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明确大学在产业技术振兴中所起的作用，澄清对战后产
学联合的一些误解，弥补先行研究的不足。
关于日本战后产学联合问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最主要的说法就是，二战以后，大学
与产业界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产学联合进入“休眠时代”，并最终形成了大学与产业界的两
相分离的局面。而这一论点所提及的论据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对战争时期的产学军联
合体制的抵触情绪，导致了战后“大学纷争运动”的高涨，产学联合被推上了批判的风口浪
尖。第二，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民间企业科研环境急速好转，导致企业的研究环境要远远
优于大学，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需要大学的帮助了。
严格地说，以上这些说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但却又是非常片面的，
没有系统地挖掘出这些现状背后的原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试举一例来
说，现今的研究普遍认为，战后民间企业研究环境的好转降低了产学之间的关联，但是事实
却并非完全如此。首先，战后企业科研环境的好转只是一种“物质方面的繁荣”，它不但没有
降低企业与大学进行联合的必要性，反而更加突出了企业在科研力量方面尤其是人力资源方
面的不足，而企业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寻求大学的帮助。另一方面，因为企业
优越的科研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大学科研环境的不足，反而吸引并促进了大学科研人员
与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活动。
另外，对于在战后产业技术振兴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很多间接的产学联合活动，现今的研
究却鲜有涉及。比如，二战以后，不仅仅日本，欧洲诸国与亚洲诸国也曾为从美国引进先进
技术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是，引进成功并且带来相应效益的只有日本。这主要应该归功于
日本独特的产学联合体系的存在（中山，1995）。
本文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缺乏一个统一的视点来支撑。为了保
持分析的系统性与全面性，本文首先提供两个分析的视点，以此总揽全文。第一个视点是：
对于具有公共性格的大学，社会赋予了什么样的制约因素。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由于
二战之前广泛进行的产学联合被普遍认为对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产学联合被普遍视
为邪恶现象，再加上大学教员作为国家公务员的特殊身份，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产学联
合遭到了整个社会的批判。
本文所提供的第二个视点是：社会对大学寄予了什么样的期望。这是支撑大学持续存在
并且维持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大学作为联系学问、科学、技术的纽带，在不断变革的
历史长河中，正是因为完成了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要求，履行了大学的
“社会责任”，才有了今天的繁荣。所以，本文把社会对大学的期望以及大学对社会的回报作
为研究产学联合问题的第二个视点。
以下，本文以上述两个视点为主线，首先对战后日本产学联合的社会背景进行系统地分
析，然后就大学在产业技术发展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进行分析。
二 战后日本产学联合的社会背景
1．反对产学联合的社会风潮
二战之后，反对产学联合的社会风潮不仅来自于国内，产学联合还遭到了来自国外力量
的封杀。二战结束后，日本从深刻的反省中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产学联合对战争的进行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邪恶现象。尤其是在1960年代末期达到高峰的“大学纷争”的时代，
大学的“自治”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产学联合遭到了整个社会的批判。日本宪法明
确规定：“国家公务员是全体国民的公仆，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公仆”。1947年颁布的《国家公
务员法》也把“公务员和企业的隔离”作为了一项重要内容来强调。
除了来自日本国内的反对，产学联合也遭到了另一股来自国外的力量的抵制。1952年，
以促进日本战后重建为目的的“联合军”进驻日本，日本的产学联合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在联合军的占领政策下制定的“新制大学制度”完全把
工学教育的特殊性抛掷在了脑后。战后的高等教育改革高度强调大学教育的自治性，把大学
的主要目标定位于“自由社会中所需要的领导者的训练和产出”，并且把大学和产业界进行分
离作为了重要指针。在这种情况下，工学教育的特殊性以及产业界对大学的需要根本就没有
得到考虑。
另外，在联合军的影响下，对产学联合持彻底反对态度的日本学术会议于1949年成立。
这可以说是来自联合军的第二个方面的主要影响。关于战后的产学联合，迄今为止的先行研
究所普遍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来自日本学术会议的影响。日本学术会议最终导致了大学
的学术研究与企业的技术研究两相分离的体制的形成，基本阻止了正规渠道下的产学联合的
进行。日本学术会议作为一个“学者的组织”，在联合军的“民主性的组织构造”的提案下，
由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科学家组成，解答政府的疑难，是政府的主要智囊团。日本学术
会议的这种作为学者的组织的性格，决定了它对纯粹的基础研究的重视，它强烈的反对战争，
对产学联合持谨慎的态度，并且于1960年发表公开声明，声明绝不参与任何可能对战争做出
贡献的科学研究。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学术界对产学联合的态度，而且还导致了
大学的学术研究与产业界的科技研究的两相分离（关于这一点，本文在以下第2小节进行探
讨）。
以上，本文从意识形态方面分析了战后日本的产学联合所处的社会背景。但是，战后日
本的产学联合不仅仅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特殊分工也造成了大
学与产业界的分离。以下，本文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2．学术研究与科技研究两相分离的构造
1956年5月，作为科学技术行政的综合的推进机关，科学技术厅正式成立。但是，由于
日本学术会议的反对，大学被排除在了科学技术厅的权限之外。也就是说，大学不在科学技
术厅的管辖范围之内。还有，由于受到现有的各种行政机关的制约，这些机关的管辖区域科
学技术厅都不能涉足，科学技术厅被限定只能掌管宇宙、海洋、原子力、国策工程1等新兴领
域。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苏联卫星首次进入太空以及1958年美国“探险者号”卫星的成
功发射，都给了日本很大的冲击，日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振兴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并于1959
年2月成立了科学技术会议，作为统揽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最高审议机关。科学技术会议以
1 除了原子力以及宇宙开发等项目，即使企业有能力承担但是很难盈利的项目，作为国策工程由科学技术厅
来进行资金等方面的支援。
首相为议长，采取了由上而下的任命制度。这是科学技术会议与日本学术会议的最主要的区
别之一。所以，科学技术会议的成立，也和科学技术厅的成立一样，遭到了日本学术会议的
反对。日本学术会议担心科学技术会议的管辖范围与自己的管辖范围互相重复，从而会导致
自己作为政府智囊团的力量的减弱。在这种状况下，作为科学技术会议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
“科学技术会议尊重大学里的学术研究的自由”。也就是说，大学不在科学技术会议的管辖范
围之内。
被科学技术厅以及科学技术会议排除在外的纯学术的研究，其中主要是国立大学里所进
行的科学研究，主要由文部省来提供科研经费。还有，企业里所进行的研究以及开发活动，
主要属于通产省所支援的范围。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三分天下的局面。正如中
山（1995）所归纳的一样：“基础研究与企业的研究开发两相分离的构造”形成了。
图1 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分化格局
这种基础研究与技术研究两相分离的构造，直到1981年的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制度成立，
才被打破。这个制度打破了存在于各个省厅、大学，以及民间的隔阂，不仅仅是企业，大学
教师也可以申请使用该项经费。
如上所述，大学纷争，联合军的占领政策，大学和企业之间所存在的两相分离的构造，
以及我们要在第三节里讨论的企业的研究环境的改善等问题，对当时的产学联合的开展来说
都会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尤其是对大学来说，从大学所持有的公共性格来说，大学所受到
的限制要远远高于企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产学联合活动的不存在。由于大学的研究环境
以及办学环境的恶化，在很多方面大学都要依赖企业的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学与
企业之间的非正式性的联系。以下，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大学里的
基础研究
企业里的
技术研究
国 策
工 程
文 部 省
通 产 省
科学技术厅
３．大学进行产学联合的必要性
迄今为止的关于产学联和的研究，往往都是以产业界的需求为主来判断进行联合的必要
性。但是，二战以后的日本，由于大学研究环境的恶化，对大学来说，为了维持正常的研究
进程，与企业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
如上所述，二战以后的日本，无论是从法律条文来看，还是国民的意识形态来看，还是
从整个国家的研究开发体制来看，形势都非常不利于产学联合的进行。可以说，对大学来说，
当时最为明哲保身的做法应该就是和企业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但是，事实上，当时的大
学却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借助于企业的帮助。比如由于大学研究环境的极度恶化以及企业研究
环境的快速好转，在设备的利用以及资金筹集等很多方面，如果没有企业的配合，大学的很
多研究甚至到了根本无法进行的地步。
战后，随着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和收益的提高，大多数的企业都重新认
识到了技术创新及研究开发对企业的作用，从而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方
面。随着企业研究环境的快速好转，很多的企业在内部设立自己的中央研究所，在完善设备
的同时，不惜重金从大学以及国立研究机关挖取人才。
但是，与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的研究环境却急剧恶化。这主要
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府预算的减少。与战前相比，战后的物价指数上升了250
倍以上，但是大学的讲座研究费却仅仅上升了50到100倍之间。预算的大幅减少直接影响甚
至可以说阻碍了研究的进行。对当时电子工学领域的情况，曾有过如下的描述：“在现今的预
算情况下，想要维持正常的研究活动简直是无稽之谈。有些讲座一年所有的研究费只够买两
个最简单的测定仪器。一般说来，维持正常研究所需要的费用要在政府预算的10倍以上”（菊
池，1959）。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只有借助企业先进的研究设备以及企业所收集到的最新
情报。对于大学研究环境恶化这一现象，《科学技术白书》数次提出警告，称“基础研究落后
于国际水准将是短短几年之内的事情”。
导致大学研究环境恶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从企业到大学的资金流动的减少。由于企业研
究环境的好转以及研究能力的增强，企业对大学的委托研究等活动也非常低调，这直接导致
了大学的委托研究费等各项收入的减少。科学技术厅的统计数据表明，1957年从企业流向大
学的委托研究费仅为13亿日元，只占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3。7％。而且从这些委托研究的内容
来看，几乎没有涉及基础研究领域的，很大部分都是企业为了弥补自己的人手不足或者设备
不足所进行的应用研究。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些委托研究不仅没能给大学带来相应的
收益，与大学的相乘效果也很小，很多场合反而妨碍了大学的基础研究。
如上所述，由于大学研究环境的逐渐恶化以及企业研究环境的逐步完善，必然导致了大
学和企业间研究环境的逆转。大约从1959年起，无论是研究费支出总数、研究人员总数，还
是人均使用研究费方面，企业都逐渐显现出优势，并且这一优势不断加大，所以在这种情况
下，虽说当时的国势民情都反对产学联合，但是对大学来说，为了得到企业的资金援助和技
术情报，为了更方便地利用企业的研究设备，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得不和企业保持千丝万缕的
联系。
三 大学的作用
这部分，本文从第二个视点，也就是“社会尤其是企业对大学的期待”这一视点出发，
看一看对企业来说，与大学进行产学联合有什么样的必要性，以及企业以何种方式与大学进
行联合，从而明确大学在企业技术振兴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