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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各式名头，更多还是私人意气相向，明讥暗刺一样不缺，自然更短不了骂（我指的是互骂）。今天这些被我们称之为“文化批判”和“文化论战”的文章，其实不乏无谓的“口水战”，不写也罢。要说文化，未必有几多，但，这互骂本身，倒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应邀到武汉讲演，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我这回来，挨了不少的骂。湖北一班共产派的学生出的《武汉评论》出了一个‘欢迎’的专号，其实全是谩骂。”〔30〕这些谩骂，胡适大段大段地摘录，我不妨也转录一条：“胡先生，你的乖巧，比那八大胡同的名妓还要可爱，不过你的姘头已经很多了，味已尝够了，你那清倌人招牌下了罢！江汉不少的游女，你不来好了！”〔31〕这些少年们，不知读了谁的书，一说话必沦于骂，骂必牵扯人格（写到这里，请允许我附赠一个段落：“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轻的姑娘聚集在一处，……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鲁迅〔32〕）以上的谩骂抄完后，胡适还给自己作了个解释：“我在上文保留了一些妙论，并不因为我对湖北学生界不满意，只因为有些话太妙了，我舍不得割爱。”〔33〕于是，事情到此结束。胡适有没有作文章回敬这些——恕我套一个成词——“小头子”呢？没有。没有本身，也是一种态度、气量和年纪。胡适一辈子挨的骂要比鲁迅多得多，鲁迅集子中有多少回骂的文字，可是这类私相攻讦的东西，胡适不曾有过一篇。因为胡适既无此“雅趣”，也无此闲暇。那么，胡适到底忙什么呢？都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也都是在上海，鲁迅和创造社的“小头子”们打拼后，胡适就开始了一场有关政治文化性质的论战，对手是刚刚当权的国民党。论战由“人权与约法”为首发，要以“人权”揭批国民党的“党权”。现在看来，这次批判犹如世纪之击，一发就击中了二十世纪危害至深的一个问题，说它是“世纪病灶”亦不为过。今天，这个问题的要害谁都能意识到，而当时，却是党祸之始：这就是胡适的眼光。他分明知道自己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是什么。姑不说这眼光鲁迅并不具备，而且，像胡适这样以一连串文章与国民党面对面的论争，亦为鲁迅不取。在《鲁迅全集》中，正面与国民党较量的文字，不知道在别人眼里能数出几篇，而且鲁迅的方式，更多是把一些讥刺性的句子和段落“壕堑”在某个篇幅中。当然，方式不同乃各人选择，但胡适始终把自己的文化精力投放在制度建设的大方向上，从不涉足文人间的相互纠缠；而这种纠缠牵扯了鲁迅多少精力，乃至鲁迅常以“无聊”自叹。这中间的区别，其实也可看出胡、鲁两种文化不同的精神境况。
六、“是”，就可以骂吗
“即使在我以为是直道而行，他们也可仍以为‘尖酸刻薄’。”〔34〕鲁迅这话如果反过来说便是：在你看来是尖酸刻薄，在我看来是“直道而行”。
从层次上讲，骂是一种市井行为，从心智上说，骂又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从性质上论，骂更是反文明的表现。这样一种文化，如果能够堂而皇之地进入写作公共领域，肯定需要道德上的理由，比如“直道”。没有这个理由，自己也觉得心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人批评上海文坛老是骂来骂去的让人看热闹，鲁迅反驳道：“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以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35〕中国古代佛禅有“道在屎尿”一论，意思是有悟性的人可以“屎里觅道”。这里是“骂亦有道”，因此，也不妨在骂中求其是非。不用说，说这话的鲁迅认为自己是“直道而行”，因此，骂自属“是”的这一面。
不但鲁迅这样认为，认同并欣赏鲁迅骂人的，包括前此的我，也是如此。茅盾的内弟孔另境的说法颇有代表性：“一个人骂人是完全站在个人的利害观点上自然是不行的，而先生的骂人却是站在正义的观点上的，他是代表着光明的中国的一切成分，打击一切丑恶分子，表面虽针对着某一个人某一桩事，而其实他是在打击那朽腐社会的鬼魂。”〔36〕这一段话才几行字，又是“完全”，又是“一切”，一边是完全的对，叫“光明”，另一边则一切的错，叫“鬼魂”，如此简单的二元对立，倒是五四新文化以来的思维特色和语言特色。这且不说，就说鲁迅骂人吧，也是因为“正义”。
因为“是”、因为“直道”、因为“正义”，就可以骂人吗？这不妨就是胡适所说的“正义的火气”了。
“正义”是一种善。但，在观念层次上，什么是善，就像什么是正义一样，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群体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很难用一根尺子去衡量。中国宋代哲学家吕祖谦的八个字“善未易察，理未易明”颇为胡适称道。“善未易察”，那么，和善对应的恶，不也可以说是“未易察”的吗？在东方政教合一的国家，色情就是一种恶，禁止色情则为善；但在英美宪政制度下，色情是不是恶则因人而异，在不以色情为恶的人那里，它是一种被保护的自然权利，保护它就是善。于是，作为善的正义落实在这里就有两种，一种是禁止色情，另一种则破除这种戒律。因此，从这两种不同的善恶观和正义观可以看出，现代社会，正义也好，善也罢，包括恶，它们并不共享一个内涵（就像鲁迅式的复仇主义认为“正义就是复仇”，而胡适式的宽容主义则认为“宽容即正义”）。所以，谁都不能自以为是正义，是直道，就把骂人的嘴张开来。
骂人的嘴一旦张开，“正义的火气”就不是正义了。晚年胡适在另一个场合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劝告一切学人不可动火气，更不可动‘正谊的火气’，动了火气——尤其自己认为‘正谊的火气’——虽有方法最严谨的学人……都会失掉平时的冷静客观，而陷入心理不正常状态，即是一种很近于发狂的不正常心理状态。”〔37〕也就是说，如果骂是出于正义，正义也被这种非理性的火气劫持了。鲁迅曾对许广平表白自己：“研究系应该痛击，但我想，我大约只能乱骂一通，因为我太不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所以看不完，结果就只好乱打一通了。”〔38〕以后，鲁迅又一次对许广平说：“不过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愤话。”〔39〕鲁迅的自况，正是胡适所说的情形。我们很难相信这没有理性的乱骂乱打是正义所为。对方文章还没看完，便由着火气说愤话，先别谈什么正义，连起码的责任都谈不上了。
进而言，骂人的嘴一旦张开，不但“非”正义，而且“反”正义。所谓“先生的骂人却是站在正义的观点上”是说不通的，无论你持什么观点，骂人，是且只能是对正义的反动。在自由主义那里，正义的两种形态——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乃是后者重于前者。很可能，被骂的人，他的正义内容和你不一样，甚至相反，但却不妨也是正义的：这是实质正义的多元形态。多元即冲突，如何解决这冲突，自由主义的做法是强调程序正义。所谓程序，就是过程，就是过程中行为主体的方式与手段。和实质正义不同，它搁置了行为主体的目的动机、道德理由等主观层面的内容，而是盯牢该主体由此而采取的行动。在这里，实质正义难于有一个统一标准，而程序正义则必须标准统一，否则，社会生活难以维系。其实，程序正义也就是一个游戏规则，它恪守的原则是：你可以出于正义，也可以不出于正义，还可以出于不正义，出于什么都行，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因为你的行为而伤及其他。这个正义落实在行为主体那里，就是方式的正义和手段的正义。因为真正对人造成伤害的，不是动机目的，而是行为。所谓方式和手段，就是对行为的要求。现在来看所谓“站在正义的观点上”，这其实是说，骂乃出于正义。两者的关系式：正义是骂的动机，骂是正义的手段。骂，作为一种语言暴力，它是对被骂的权利侵害，比如人身权和人格权。因此，当你张口骂人时，你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这里仅存的正义——手段正义。正义没有了，有的只是不正义。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想到的“道德吊诡”：从正义出发，却走向反正义。
正义离罪恶，有时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我们的目光能够穿过鲁迅、孔另境的话，从语层表面向下，把握它的“潜逻辑”，那么，问题会更严峻。“直道而行”，“站在正义的观点”，包括我们所说的“骂的对”，无非是说，只要我是对的（正义的、直道的），我就可以骂。这个逻辑，乃是一种“目的论”逻辑（亦可称“动机论”逻辑），它的表现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40〕鲁迅的这句话，既是因为它是鲁迅的一贯的思想，也是鲁迅思想中最危险的部分，同时它也最具迷惑力，至少，鲁迅自己就被它迷住而不自知：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 ……〔41〕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42〕
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不过他们不肯说出口。〔43〕
既然为了目的——何况是正义的目的，可用无论什么手段；那么，骂，仅是手段之一，不还可以动用包括骂在内的其他手段吗？
1966年8月18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101中学红卫兵从天安门游行归来，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怎么干呢？斗坏人！于是一群红卫兵……把老师陈宝坤揪了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后，又将他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边扔石块……就在陈老师拼命地躲避开水花，咬着牙抓住荷花池栏杆的刹那间，“通——”一块石头砸在他身上……他刚刚触到栏杆的手松开了，“通”——像一块大石头，一下扎到了水中。当他沉于水底时，水花息了。这正是下午4时14分……〔44〕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青春是可怕的”，其实，可怕的不是青春，而是那种“目的论〃或“动机论”的逻辑。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概念，“目的论”是一种不计责任、不顾后果的“意图伦理”，它的通俗表述是，只要我的目的是正义的，哪怕它血流成河。红卫兵的作为，正是出于他们自己认为的“正义的目的”，即“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他们的行为——骂、打、砸，无不是出于这个意图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可以说，如果不是激情满怀地出于什么“正义的目的”，这群少男少女不可能这样不择手段地致人于死地。因为手段的残忍，因其违反人性，它须要有一个道德理由支撑。这个理由不但越崇高越好，自己才能不觉其残忍；并且那个崇高的目的还会让人产生道德感动的眩晕，为自己战胜人类或人性的弱点，比如同情心、怜悯心，产生快乐。就这个事件而言，恰恰是那个正义的目的在这里助纣为虐，因为它不问手段。这个故事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在一个“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的文化中，邪恶是怎样炼成的。其实，不独这个事件，“文革”中所有在今天看来是罪恶的行径，当时都可以在目的论的大红伞下得到价值庇护。这一切，想必鲁迅始料未及。然而，我们能过多责怪这些少男少女吗，他（她）们成长的文化环境和所接受的教育，在在都是目的论的，是目的优先，是目的决定一切，是目的排斥其他的。没有人告诉他（她）们，目的和手段要统一，手段和目的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也没有人告诉他（她）们，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不在于他（她）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他（她）的行为。
只是，这样的文化已是“胡文化”而非“鲁文化”了。胡适在《我的信仰》一文中明白地说：“明白承认行为的结果才构成我们道德意识的责任。”〔45〕把责任落实在行为和结果上，而非动机和意图上，这样的道德意识，也借用上述马克斯·韦伯的概念，分明是一种与“意图伦理”正相应对的“责任伦理”了。“责任伦理”不对意图和动机负责，而是强调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在这一对范畴中，胡适不排斥“意图伦理”，但显然目光更盯在“责任伦理”上，这是因为胡适深虑于“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46〕——而“目的论”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既是错误又是不负责任的议论，尤其当它被用于政治或社会改造方面时。不独如此，再往前追，还可以发现，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就在日记中用英文抄录了刚多赛的一段文字，其第一句：“It
is not enough to do good；one must do it in a good way。”〔47〕（做好事是不够的，必须用好的方式去做）“做好事”如果是动机，“好的方式”就是手段，而“必须”所强调的不是目的是手段。这就是“责任伦理”意义上的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而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同时这也是“胡文化”得以形成的自由主义资源之一。
七、骂的错舛
胡适临去世前，又遭到了新一轮的围攻，说他既不懂哲学，也不懂文学，还不懂史学，总之，什么都不懂。不过，这还是轻的，重的，就是那种带有人格攻击的谩骂了，并且要打倒。照例，胡适对此一概不理，最多，也就是说说：“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为什么“要彻底打倒我胡适”呢？倒是有一位旁观者看不下去，写信给胡适：“适之先生：我在《政治评论》和《中外建设》两本杂志上看见几篇批评（毋宁说‘诋毁’来得恰当些）的文章，心里很难过。我并非为你难过，而是替那些脱不了哺乳动物的本性‘好斗’的文人悲哀……”〔48〕这话说得极有意思，“好斗”是文人本性，看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就可以知道。1930年鲁迅写给章廷谦的信，仅在一个小小的段落中，就排着这样的字句：“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此外，大约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才好。”“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所以想再来闹他一下，顺便打几个无端咬我的家伙，倘若闹不死，明年再来用功罢。”〔49〕这是鲁迅在上海滩的自我写照。只是上面信中的“好斗”，到了鲁迅这里叫“用功”。
以斗为功，以骂为用；斗字当头，骂在其中：这样来概括鲁迅和“鲁文化”，相信不致走样。可是，以“斗骂”为传统，这个传统流贯于二十世纪，它最终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文化灾难。文化的生长，靠的是建设与积累，不是靠“战”。像“文革”时的战歌：“拿起笔，作刀枪，口诛笔伐上战场”，是战不出一个正常和健康的文化成就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这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是这样。就算战胜了，到底还是一片文化荒芜。如果说，战啊、斗啊，还没脱哺乳动物习性的话，那么，骂呢？尤其那种“动物上阵”式的。骂人不嫌嘴臭，动不动“狗”自口出，陈西滢是“走狗”，梁实秋是“乏走狗”，施蜇存除了“恶少”，还是“叭儿”。这“狗系列”和前面的“鸟系列”，动物似的上阵，会不会先自与动物为伍呢？
读过鲁迅，也读了些陈西滢、梁实秋和施蜇存，他们是“狗”吗？找不到根据，无论是从他们的文章，还是行迹。我只知道，是鲁迅骂他们为“狗”。这里，鲁迅最痛恨的是陈西滢，骂的影响最大的是梁实秋，而骂得最没有道理的则是施蜇存。施蜇存不论，他是无辜挨骂。而就陈、梁而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算他们的行迹很有问题（注意，我说的是“就算”），你可以指责，就事论事，却不必骂。胡适五四前就说过：“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之所以于事无益，在于骂人者骂人本来就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宣泄，为了出气；它的非理性，往往可能使本来可以认错的也报以非理性的态度而不买账。高长虹作为鲁迅骂人的旁观者，说：鲁迅“骂人不是把他骂得不能说话，或者骂得敬悔，却骂得人不能不回骂”〔50〕。事情本身不重要了，骂与回骂倒成了要务，于是，漫骂的嘴彼此都张了开来。
对于漫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有过批评。当时《申报·自由谈》发表《关于批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