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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投影的城市，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在悬在天上的那个比希巴的投影之城中，有“最崇高的德行与情感”，而地底下另一个比希巴，则是“一切低劣无用的事物的贮藏所”，一个丑陋可怕的地狱。西方的中国形象，就是西方“自身的投影”。美好的中国形象中寄寓着他们理想的“最崇高的德行与情感”，而邪恶的中国形象中，则堆积“一切低劣无用的事物”……卡尔维诺的小说试图说明一个古老的、令人失望也令人清醒的道理：“可能比外在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我们主观投射的幻影；我们表现这些幻象，通过这些幻象感知现实并感知幻象自身。我们就是我们的幻象；世界也是我们的幻象。这个封闭的系统既令人欣慰，又令人绝望。”〔26〕“世界是由梦幻的质料构成的。”（莎士比亚语）西方的中国，不管是美好的还是邪恶的，不管是令人敬慕的还是令人恐怖的，都是西方的他者形象，都是西方文化自身的投影。西方的中国形象代表的并不是现实地理中一个现实的国家，而是想象地图上的一个文化他者。当然，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幻象，也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的世界与我们自己，都是由梦幻的质料构成的。一种大众舆论间流传的中国形象，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决策，影响到世界上两个不同意义上的庞然大国的关系，也影响到我们这个可爱可怕、可笑可悲的世界。认识到这一点，“既令人欣慰，又令人绝望”。
中国，美好或邪恶，令人敬慕同情或令人恐怖仇恨，最终还是一个幻象，一个他者的幻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世界的真实也就是透过这一幻象看到的。理性脆弱，人多在世纪的迷梦中行走，从一种幻象到另一种幻象。而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忽必烈与马可·波罗最后是这样对话的：忽必烈：“你回到西方以后，会对你的同胞讲述你告诉我的故事吗？”
马可·波罗：“我不断地讲述，但是，听众只会听到他所期待的话语。您以慈悲耳闻关于世界的描述是一回事；我回乡之日，会在家宅外头街上的码头装卸工和平底船夫间流传的描述，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我在晚年被热那亚海盗俘虏，和冒险故事的作家在同一间牢房里，那时候的叙述又是另一回事了。主控了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28〕注释：〔1〕参见人文地理学有关理论。又C。G。Jung，Mindand Earth； Collected Works； vol。10 London： 1974。G。 Bachelard；The Poetics ofSpace，Boston： Beacon Press；1969； Yi－Fu Tuan： Topophilia；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72；E。 Relph，Place and Placelessness；London： Pion； 1976。
〔2〕〔27〕（意）伊塔罗·卡尔维诺著：《看不见的城市》，王志弘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40～142、167～168页。
〔3〕Lost Horizon；By James Hilton； New York：W。Morrow ＆ pany；1933。出自该小说的引文恕不另注。
〔4〕《创世纪》2．8。
〔5〕葡萄牙耶稣会士穆敬远（JoannesMourao，1681～1728）曾随康熙二子允禵出使西北，远达西宁，雍正禁教间获罪，受审后又发回西宁；朝廷命人在饭中放毒，死于1728年8月18日。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3月版，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台中光启出版社1973年12月版影印，第55～60页。
〔6〕（法）马尔罗著：《人的状况》，杨元良、于耀南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引文均出自此译本，恕不另注。
〔7〕参见TerraeIncognitae，The Place of the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见Human Nature inGeography： Fourteen Papers； 1925～1965； By John Kirtland Wright；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66； pp。68～88。
〔8〕〔9〕参见拙作《契丹传奇》“导论”，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10〕Paradise on Earth：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Man； By Henri Baudet； Trans，by Elizabeth Wenthol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 pp。74～75。
〔11〕〔14〕参见拙作《孔教乌托邦》“导论”，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12〕Demystifying Tibet：Unlocking the Secrets of the Land of Snows，ByLee Feigon； Chicago： Ivan R Dee； 1996。p。17。
〔13〕The Myth of Shangri－La；By Peter Bisho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89；p。216。
〔15〕有关古希腊人关于印度的地狱想象，可参见RobertHughes： Heaven and Hell in Western Art； New York： Stern and Day/Publishes；1968； Chapter 5。 Wittkower指出：“希腊人将他们的恐惧理性化表述为另一种非宗教的形式，他们发明了所谓魔鬼的部族，并相信魔鬼的家乡就在印度。”见R。Wittkower，theMarvels of the East； Warburg v； 1942； pp。159～179。
〔16〕参见拙作《光来自东方》，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17〕参见拙作《鸦片帝国》，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18〕马尔罗小说的名字来自帕斯卡尔《沉思录》中一段著名的话：“……大群人戴着锁链，他们每个人都被判处了死刑。每天，其中一些人眼看着另外一些人被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们同类的状况，看到了自己的状况，痛苦而绝望地互相对视着……这就是人的状况的图景。”
〔19〕Europe's Myths of Orient：Devise andRule； By Rana Kabbani； HongKong：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6；pp。5～6。
〔20〕The Devil's Dominion； By Anthony Masters； G。P。Putnam's Sons； New York；1978； p。149。
〔21〕参见（美）哈罗德·伊萨克斯著：《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导论”、“第一部亚洲”、“第二部中国人”，第1～87页，引文见第86页。
〔22〕〔25〕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Reality； By Steven W。Mosher；A New Republic Book；1990；下述观点参见该书第1～34页：“Prologue”与“Introduction”。
〔23〕《美国的中国形象》，第86页。
〔24〕参见WesternImages of China； Revised Edition； By Colin Macker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art II： Western Imag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6〕ItaloCalvino，Metamorphoses of fantasy； By Albert H； Carter； Ⅲ U－M－IResearch Press； Ann Arbor； 1987； pp。121～122。
前启蒙：道德统治身体
？ 萧 武离了婚的赫拉克勒斯坐在“自己人生僻静处的树下”读书，看见两个女人朝他走来，他就意识到：“这两个女人将是自己要面对的两条不同的生命道路，一条通向美好，另一条通向邪恶，尽管两条道路的名称都叫幸福。”通向美好的道路是阿蕾特，通向邪恶的道路叫卡吉娅。阿蕾特有善良的天性、敏感的心灵；而卡吉娅则有丰润的身体。阿蕾特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神明赐予人的一切的美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需要辛苦努力就可以得到的；如果你要使你的身体强健，就必须使身体成为心灵的仆人。与我一起你可以听到生活中最美好的声音，领略到人生中最美好的景致。卡吉娅只会使你的身体脆弱不堪，心灵没有智慧。她带给你的生活虽然轻逸，但只是享乐；我带给你的虽然沉重，却很美好。享乐和美好尽管都是幸福，但质地完全不同。”卡吉娅的话很诚实：“我的朋友叫我幸福，恨我的人却给我起个绰号叫邪恶。”阿蕾特还对卡吉娅说：“你虽然是不朽的，然而却是被神明所弃绝的。一切声音中最美好的、赞美的声音，你听不到；一切景致中最美好的景致你也看不到，因为你从来没有看到自己做过什么美好的事情。”刘小枫解释道：“按阿蕾特的说法，当身体是灵魂的仆人时，生活就是美好的，只有灵魂才能拉住神明的衣襟。卡吉娅只知道身体的感觉，不知道灵魂，所以不晓得美好的滋味。幸福也可以通过单纯身体的感官快乐获得，但美好的幸福只有通过身体成为灵魂的居所——因此身体会感到沉重、艰辛——来获得。”
最早讲这个故事的人是苏格拉底。所以，阿蕾特的那番话就不是阿蕾特说的，而是苏格拉底说的。苏格拉底还故作高深的说什么赫拉克勒斯终究没做出选择，其实，他已经替赫拉克勒斯选择了。“美好的幸福只能通过身体成为灵魂的居所来获得”，幸福是人人都想获得的；更何况，阿蕾特的话已经说明了，卡吉娅带给人们的那种幸福“是善良的人们所不齿的”。既然如此，谁不对卡吉娅表示“不齿”，谁就不是“善良的人们”，谁还敢选卡吉娅？除了选择阿蕾特，人们还有什么选择？除非这个人愿意承认自己确实不是善良的。苏格拉底很聪明，是一流的诡辩家，打他给你一个选择开始起，你就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顺从他的答案。因为他总是说“善良的人”会怎样、“正直的人”会怎样、“聪明的人”又会怎样，要是你不想成为不善良、不正直、不聪明的人，那就得顺着他的意思。说穿了，苏格拉底是想用道德胁迫别人。这跟中国的孔子、孟子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在宣布一条道德禁令之前，总要说君子会怎么样，你不这样，你就不是君子。
雅典人识不破苏格拉底的诡计，每次诡辩都输，总觉得自己受了欺侮，却又没办法反驳苏格拉底，终于忍无可忍了，就找了个借口把他给弄死了。中国的士大夫们也一样，动不动就让人家这样那样，搞得皇帝烦得不行，杀不能杀，只好想办法把他们支走。苏格拉底跟中国的孔子一样，有个毛病，就是爱教人们这样那样，好像他们是派来的使者似的，给人们立各种道德法令。这种该死的条条框框说起来很多，归结起来其实就一句话：驯服身体。拿哈耶克的话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驯化身体和欲望的历史，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身体欲望被压制的越来越多。这样搞了几千年，中国的男人看女人，连摸一下对方的脚都激动得难以自抑，而西方卢梭只不过才看见了女人的“白皙的脖颈”就兴奋不已。物以稀为贵，人们被搞得这样饥渴，还不都是身体被包裹得太严实的缘故？要是大家都不穿衣服，还有人瞅着女人脖子和脚激动，那他肯定不是人。
七十年前的宪法讨论
？ 付 阳
宪法是什么？简而言之，宪法就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大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订立的契约。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之保障书也。”自人类跨入近代文明的门槛，从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到美国开创成文宪法，宪法已与人类的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即便是极权国家往往也要出台漂亮的宪法作为门面装饰。
中国之有宪法肇始于晚清的《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帝制时代。1911年冬天，一代英才宋教仁起草《鄂州约法》；1912年春天，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式颁布《临时约法》，标志着宪法进入了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只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常常形同虚设，只是军阀野心的装饰和他们刺刀上的花环。
从1912年到1927年，短短十五年间，中国至少有过七部宪法（或宪法草案）〔1〕。战火延绵，水深火热，一方面，人民的权利从来就等于零，宪法规定的自由仅仅是写在纸上的空洞条文，何况有的宪法本身即矛盾百出；另一方面，军阀、政客无非是利用宪法抢椅子，政治舞台上像走马灯似的，十五年间就换了二十五个内阁总理，最短的只有几天，这还不包括发生了两次称帝、复辟的闹剧。
1927年以后，国民党一党专政开始，最初连作为门面的宪法都没有，所以胡适在1929年提出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这个问题。直到1931年，国民党政府才公布了一部《训政时期约法》。以国民党为保姆，以人民为无知的幼儿，这样的“约法”可想而知。从1932年开始，在“九·一八”之后的国难危机中，知识界发起了一次长达一年的宪政运动，成立了一些有利于促进宪政运动的民间组织，发表了大量文章。日益高涨的民间呼声，得到了国民党开明派的积极回应。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由立法院从速起草宪法草案。1933年1月，立法院组成宪法草案委员会着手起草宪法草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这一年4月1日，老牌的《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七号推出了“宪法问题专号”，一下子发表十七篇讨论宪法的文章，连补白文字都和宪法有关。即使在七十年后看来，这些文章所讨论的问题、所达到的深度，也足以让我们今天谈宪法的人汗颜，甚至无地自容。
宪法专题的开篇是孙中山之子、时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的《我们需要何种宪法》一文。就我们要什么样的宪法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两个原则：它必须是合于我们的国情的，二必须是合于我们的时代需要的。基于这样的原则，各国的成规就只能作我们的参考，各国宪法专家的理论也不应该奉为金科玉律。他明确提出：“我们所需要的宪法，已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议会政治的宪法，也不是以阶级专政为出发点的苏维埃式的宪法，我们所需要的宪法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的五权宪法。”
作为国民党体制内开明派人物，孙科的观点诚然还带有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痕迹，但宪法专题中更多的文章则是站在世界的高度，对许多发达国家的宪法都作了深刻的研究。特别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一是他们对人身自由的关注，二是他们对宪法保障的思考。
一
宪法专家张知本在《宪法草案委员会之使命及草案中应行研究之问题》一文中认为，起草宪法“就是建立一种拥护人民自由平等的强大的法律力量之开始”。他将人民的权利分为消极的权利和积极的权利，认为消极的权利之中偏于个人方面的自由权（如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无妨使之绝对化，换句话说，即无妨在宪法上加以直接的保障”。有了宪法上的直接保障，就是立法机关也要受其限制，而不得另外制定某种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如制定《治安警察法》以限制集会结社自由，制定《出版法》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等；人民的积极权利则包括了人民的受教育权、劳动阶级受特别保护权等。
丘汉平的《宪法上关于人民之权利规定之商榷》认为，宪法中“人民之权利”一章乃是“宪法的重心”，“在法纪败坏达于极点的中国，我们的‘权利’早已剥夺无遗漏。不要说生存没有保障，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保障。这是事实，不容否认。我们要研究人民的权利如何保障，就不可不注意这事实了”。他指出，并不是没有宪法就没有人权，“人之生存权是先宪法而存在”，“人权是与生俱来的”，制宪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以达到人权的保障。他批评民国元年公布的《临时约法》虽然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却错误地理解了约法的意义，把约法当作了赋予人民权利的源泉，表现出上帝创造天地那样的口气。其中第六条在规定人民权利时，都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剥夺的后缀。所谓“非依法律”就是意义不明，这就极容易给掌握权力的人一个专制的机会，明显是约法的漏洞。如果人权只要依立法机关制定的普通法律就可轻易取消的话，普通法律岂非高于宪法了吗？这些模糊的字句实际上为掌权者提供了一个剥夺人权的根据。“公安局时常将无辜的学生拘禁至四五个月以上，警备司令部亦时常将普通人民拘禁或枪毙”，基于这些“万目共睹”的事实，他提出了在英、美早已行之有效，能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身体出庭状”：“无论何人之自由权受限制停止或剥夺时，本人或他人得请求法院于二十四小时内发给出庭状提审，如法院认为无正当理由时，应当庭释放之。”“法院有发给出庭状之特权，不得以任何法律限制或停止之。”这些都列入了他提出的制宪应注意的十七条标准中。此外，如宪法只可规定国家有权限制的人民根本权利，但须提出限制的标准和程度。只要不违反宪法精神，人民就该享有宪法中并未列举的自由，如，“不得以立法方法处罚人民；法律不得溯及既往”；“公务员故意违反宪法者，处无期徒刑”；“官吏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