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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初版序言中描写的那样：人们“被扔进由战争和革命的暴力产生的混乱中”，“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漂流无根的心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仍然是帝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占据上风的时代，民族独立运动和由十月革命开始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左翼的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右翼的德意法西斯政体等威权政体盛极一时。甚至连自由主义大本营之一的美国，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也在流行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经济流派。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自由主义本身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东亚的自由主义更像一株没有根系的脆弱的芦苇，欧美国家在全球播撒下的暴力和仇恨，在东亚终于收获了暴政体制建立的恶果。此时，东亚国家向西方国家学习和切身体会到的并非是民主自由政体的优越性，而首先是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法则。一战前后的日本、中国，其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处在这种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可供中、日两国选择和效法的政体模式，显然不利于对英美式资本主义自由政体的选择而有利于威权政体。东亚国家近代以后的第一部宪法“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也以具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德国宪法为蓝本。而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同样以苏联、德国和东亚现代化的成功者日本等极权国家的政体作为效法对象：国民党的组党方式参照并采用了集权式的列宁主义的建党方式；国民党的许多重要军事骨干皆从1910年代的留日学生中间产生，德国的军事教官和顾问也充斥于国民党的军队中。外部因素对国民党威权政体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二战后，东西方的冷战对峙又加固了东亚威权政体存在和暴政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基础。随着冷战的开始和中共在大陆势力的逐渐增强，美国对东亚战后安排重新作了调整，美国实用主义的考虑最终超过了理想主义的考虑，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迅速被美国纳入到冷战格局中的反共防波堤的战略地位之中。美国在1951年与日本、1954年与台湾、1958年与韩国分别以缔结双边条约的形式正式将它们纳入了全球范围的冷战体系中。为避免这一地区经济崩溃和内部发生革命，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还向这些国家和地区注入了大量经援和军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美国的直接援助虽然大幅度降低，但仍然以单边大幅削减关税以及其它经济手段支撑着这些政权。美国要刻意利用东亚资本主义威权政府即右翼军事集权统治来达到遏制左翼集权国家的扩张浪潮。由于受到美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大力庇护，东亚右翼威权政体再次获得了非常有利的国际生存空间。
从西方列强在十九世纪中叶大举入侵以来，作为现代化后发地区，东亚国家大都面临着重构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任务。政府需要使用超常的国家威权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打造一个能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现代民族国家实体。在这种严酷的生存危机的压力之下，富国强兵几乎成了东亚各国上层精英和下层人民的共识。如果将近现代东亚与西方的政治体制的建立过程相比较就可知，西方近现代政治制度是随着国内民权运动的发展而逐渐完善的，国家的权力处处受到民权的制约；而东亚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则是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国家的权力高高凌驾于民权之上。二战前，东亚的主要国家日本和中国先后用铁血政策把人民推向民族主义和实现工业化的轨道，明治维新、辛亥革命后的国民政府的主要目标无非就是外争国权、内部实现工业化而已。然而，自由主义在东亚的失败，并不在于自由主义者本身，而在于缺乏自由主义纲领实现的环境和机会。但是威权政体在东亚各国内部却普遍获得了强有力的生存空间。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其后的法西斯政体、中国国民党时代施行的军政和训政，都从来没有把民主的目标放在首位，故此，东亚国家的国权获得了比民权更为优先发展的权利，人民不得已被迫在极权制度下呻吟。二战后日本虽然在美国的占领下实行了民主化改革，在美国“指导”的民主体制下，在政治自由化改革方面比同时代的其他东亚国家取得了更多的成就，但因日本保留了战前诸多的威权成分而仍然处在向完全的自由民主政体的演进过程中。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为对付内部的革命和来自外部的威胁不断强化它们各自政权的威权性和军事统治特征，并一度形成了白色恐怖的政治局面。新加坡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作为从马来亚联邦新独立出来的前英国殖民地和城市型国家，除了生存空间狭小之外，新加坡还面临着重新塑造民族认同、锻造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政府不仅向民众灌输并培植一整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加坡式的家长型威权政府。然而香港在经济上一直作为繁荣的自由港而存在，但在英国殖民势力撤出之前，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实行和英国一样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
与在政治上实行威权统治相对应，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香港除外）在经济上大都施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取向的发展战略。在日本，政府在制定和推动经济发展战略时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明治维新开始实行的经济政策本身就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战后经济的恢复过程中，以通产省（MITI）为主要代表的政府在技术引进、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时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22〕。战后韩国和台湾地区也同样都实行着政府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战略，前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钢铁石化等与军事相关的重工业为优先发展目标；后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又转向了以生产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品为主的出口导向新战略。新加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则在政府推动下先后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和第一个十年计划（1971～1980年）。显著的政府导向，明确的产业政策，国家与市场相结合，国家利用市场手段达到政府目标，形成了约翰逊所称的发展型国家类型〔23〕。这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最主要特征。
东亚的政治文化传统即儒家思想里的重权威、喜秩序、崇尚和谐、重视教育、集团利益至上等成分也有助于近代以来东亚威权政体的建立。儒家思想的这些内容在被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整合和改造之后，去掉了传统文化中的抑工抑商成分而与工业化和市场主义相结合。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正好适应了东亚资本主义威权政体的现实需要。
东亚威权资本主义走向终结：一种价值评判和历史的最终选择
历史总是沿着一定的轨道在前行，但这种轨道既不是既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定的物质条件、社会环境、可继承和利用的思想资源以及人类所特有的创造性活动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发展。东亚威权资本主义政体正是上述各种条件混合产生的结果。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之后，由于国内外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二十一世纪新时代里东亚的威权政体已经、正在或将最终走向自己的终结。
威权政体只有工具性价值而无内在性价值。东亚这种威权政体之所以具有某种合法性和一定的正当性，仅仅是因为在当时的具体情境下还具有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实现普世性的人类尊严和人类自我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明之理，但东亚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中还需要先成为国际平等的一员。人民忍痛暂时将民权让渡和匍匐于国权之下，为的是民权在未来正当的国权获得之后得到伸张，实现国权仅仅是民权实现的手段和保障而已。但过分的国权扩张必将损害民权的最终实现，东亚威权政体多把人民只当做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手段，人民只具有充当劳动工具和战争炮灰的价值。“采用好战的现代化的强硬外壳来保护大量中世纪传统文化，在这其中不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爆发的深重危险。”〔24〕实际上，东亚威权政体在取得令人称羡的成就的同时，也令东亚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并足以显示了威权政体这一工具性价值的毒害性。日本从1894年到1945年半个世纪中连续发动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参加了一战、二战。不仅日本国内人民被当作战争炮灰惨死异国他乡，而且仅在二战中的中国一国，在八年里就损失两千万生灵。与对外战争之残暴相比，威权政体对内所施的暴政也在伯仲间。在实行威权政策的东亚各国内部，肆意逮捕持不同政见者、悍然屠杀那些抗议和集会的学生与民众等违反和践踏人权的事例屡见不鲜；××惨案、××屠杀和××事件充斥于东亚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威权政体极端的高压政治以及对人民施行反理性主义的灌输式教育，通常使国内民众的良知和正义长期处于蒙昧黑暗之中而不得自觉，民族（甚至包括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整个道德思想水准和整体素质下滑堕落到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以下。反省的不仅仅是外国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威权政体的领导人对国内政策更应该自省。政府不管以何种理由残害本国生灵，戕害和泯灭人类的灵魂和智性，这与异国侵略者屠杀同胞同样是在犯罪。由此看来，外国强权和国内暴政一起构成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权利的严重威胁。因此，人权的标准也本来不应该内外有所区别。二十一世纪初的东亚各国早已步入了国际大家庭，而一些东亚国家的领导人也俨然以一等国际领袖的面目出现于国际舞台上，在这种国权已充分实现的前提下，如果某些东亚政府的领导人企图把只具有外在手段和工具性价值的威权政体内化为目的和永恒价值，不仅本末倒置，而且将犯下妄图奴化人民并使文明倒退的反人类的严重罪行。
东亚威权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并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特征。经过二战后三十多年来的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东亚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演变的内外条件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威权政体目前正在失去其在国内外存在的效用性。
冷战后的政治格局已经使东亚资本主义地区丧失了以往拥有的“国际环境比较利益优势”的地位。首先，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冷战的结束使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世界民主地域范围在冷战后的不断扩大，民主国家间无战事的范围也相应扩大。战争虽然还在处于现代文明边缘阶段之间的国家间以及现代文明与文明边缘国家之间时有发生，但在主流文明世界里已基本不再作为国家间解决争端的主要手段了。全球协调性组织诸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在后冷战时代解决国家间政治和经济争端中将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威权政府实行的“富国强兵”等任何强化国家主权行为的政策在当今世界不仅过时，而且成了反和平与民主的不和谐噪音。东亚威权国家如果真想在文明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发挥重大作用，就必须自我校正原有的行为标准，以主流文明世界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准则来处理国内外事务。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东亚资本主义地区在世界中的战略地位与冷战时期相比明显下降。美国政府不仅调整了以往对这一地区的呵护政策，而且已经开始把这些国家和地区作为经济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和推广普世人权价值观的重要障碍。“美国已把昔日的样板涂改为今日的威胁”（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语）。东亚威权政体在新时代中，不仅丧失了在国际政治中的生存空间，而且也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和保护伞——美国的支持。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以廉价而加速发展的信息传媒技术（电视、电话、因特网）和先进的交通工具（特别在航空方面）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使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渗透性在不断加强，一个以全球为舞台的国际经济大分工的格局正在出现。人员、资金、原料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越来越变得迅捷而广泛，跨国公司已经基本挣脱了国家力量的控制。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传统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包括出口补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之下明显属于违法行为。第三，在这种开放的世界体系里，各国的内政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增大。国家不仅无力控制金融资本的快速流动，而且更无力阻挡思想、文化和图像等信息符号的大规模渗透，思想与信息获得途径的简易性和信息传播的广泛性，正在或者已经瓦解了威权政体对舆论、思想等信息资源的垄断权。这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过程将进一步促使权力从政府向市场转移，从集中向分散发展。全球化不仅正在消解着主权，而且也导致政府大权旁落，作为分享主权遗产的继承者，既有国际机构，也有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与全球化时代的信息技术最相适应的现有政府组织方式是自由民主政体，东亚政府以一种家长式的、一元化的方式来控制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传统做法已经难以维系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亚资本主义各国内部政治和经济的最新发展已使威权政权存在的国内平台消失。经过一二百年的流血争斗，亡国灭种的危机已经成为过去，东亚国家基本上取得了独立的生存权，并已经获得了正常国家的身份。在这一比较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扩大政治参与度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在经过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内部已经培育出了一个力量强大而且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国内阶级鸿沟基本填平，阶级结构布局日益均衡化，政党格局也呈现出了多极化的趋势，国内的政治决策和执行过程越来越受到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的掣肘，民众希望实现人权保障和民主化的要求喷涌而出。以牺牲大众的福利和压抑民主权利为代价来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以及这一政策的执行主体——东亚威权政体已经成为过时之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逐渐从军人政府过渡到了文人政权，并在二十一世纪初通过民主宪政选举程序已经顺利地实现了多轮政治权力的和平交接。经济上东亚国家基本上都跨过了工业化初级阶段的门槛，在工业化深化发展的同时，也已开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工业化初期那种靠汗水（perspiration）和大规模动员社会资源的野蛮和粗放的经营手法在以依靠灵感（inspiration）、创新为特征的后工业时代已经变得过时。而且正如克鲁格曼早在1994年就已指出的那样〔25〕，东亚这种依靠大投入（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政府推动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已经或者即将走到尽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衰退，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表现出的官商勾结、裙带蔓延和缺乏透明度的黑箱操作结出的苦果，更宣告了构成威权政体与市场体制相结合的东亚奇迹神话在新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下的彻底破产。
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是解释东亚威权政体存在合理化的主要哲学基础，但儒家传统并不是像威权政府领导人宣称的那样是自由民主的主要障碍，儒家文化具有相当强的适应各种社会环境的自我调适能力，在新的自由民主政体之下同样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儒家传统在当代并不构成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的真正障碍。这主要因为，一方面，“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像回教或儒教都是各种思想、信念、信条、论点、作品和行为模式的十分复杂的综合体”〔26〕，其中既存在有利于独裁专制的东西，也有与民主自由理念相一致的东西，还可以从中找出萌芽社会主义理论的证据，人们完全能从中挑选他们所需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化并不孤悬于整个社会系统之外，而是会渗透到组成社会的各要素之中。文化只有通过并依托于一定的体制和结构才能作用于政治、经济过程。特别是在作为外源性变迁的东亚现代化的个案中，儒家文化从未作为东亚近现代制度变迁的“火车头”和决定性力量而发挥作用。在东亚外源性社会变迁中，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变化总是先于文化观念层面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