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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儒家文化因素的社会功能和适应的对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了巨大的弹性空间。儒家曾经作为东亚传统农业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而风光两千年，但在近代之后随着东亚各国现代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失去传统政治经济体系支撑的传统儒家文化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框架内却又开始呈现出积极作用。在十九世纪末期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特别是东亚其他国家在二战后，即传统的政治制度相继瓦解并相继赢得政治和民族独立之后，从旧制度剥离出来的儒家文化开始被现代国家机器打造成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儒家文化所包含的尊重权威、勤劳节俭等价值观在经过政治、经济等社会强力要素的整合后，越来越显示出传统文化服务于现代社会系统的“工具”色彩。在当代日本以及东亚新兴工业社会中，包括儒家在内的东亚传统文化已经被完全整合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中，并成为东亚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被改造过的儒家不仅可以服务于威权资本主义政权，而且还可以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共存。这说明，在经历了工业化的初步发展和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充分接触之后，儒家同样也可以与自由民主政体进行结合和嫁接。
儒家在经历了两千多年与传统农业社会水乳交融的生成和发展期之后，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实现了儒家与工业主义、民族主义的结合，构成了一些东西方学者所称的儒家资本主义。这是儒家的社会功能在历史中的第一次大转换，即从重农抑商向工业化和适应现代民族国家的功能性转变，这可以称得上是儒家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革命期。不过，随着东亚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期和逐渐与国际经济接轨，这种儒家文化观同缺乏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经济增长过程一样也潜伏着与传统市场经济规律相悖的要素：人治与裙带之风。在欧美甚至有的学者干脆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资本主义经济称之为“老伙计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27〕。如果说儒家第一次革命造就的东亚威权资本主义政权在现代化初期有助于弥补“市场不灵”（market
failure）；以一党专政为主要特征的强制性一元化政治秩序还能有力促进现代化的最初启动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在以信息技术（IT）和创新为基本特征的新经济以及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时代，新经济自身则要求社会价值体系具有崇尚变化创新和宣扬个性自由发挥的特点，而外部的全球化趋势又使各国间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动成为必然，儒家文化中的喜同一与稳定、恶差异与变化的特征就潜在地阻碍着新经济和全球化在东亚国家的深入展开，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内容在目前和未来经济发展中将显示出更多的负面作用。由此可知，东亚文化在未来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拉锯战中，将不得不综合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的挑战。而全球化也会因东亚传统文化的演变发展被注入新因子和新活力。
总之，东亚威权政体所具有的价值工具性、时效性、在现实中的荒谬性和儒家文化在自由普适主义条件下的可塑性，使东亚威权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正在或即将终结。
1994年东亚国家的两位著名领导人李光耀与金大中在美国《外交季刊》3、4月号和11、12月号上分别撰文阐述各自观点，对威权资本主义和民主市场两条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和辩护。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东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在新时代的回音。李是一位亚洲价值论的坚定捍卫者，主张东亚国家应该走一条有别于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具有亚洲特色的道路〔28〕；金在文章中则呼吁在东亚国家中普遍建立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指责东亚“威权政府的领导人及其辩护者的抵制”才是推行民主制度的障碍，认为“文化并不决定命运，决定命运的是民主”〔29〕。1997年12月19日，金大中在当选韩国总统的首次讲演中，正式把“促进民主”和“发展经济”的民主市场理论作为其施政纲领的基石。最具戏剧性变化的是，李光耀于2001年3月在一次有关经济发展的讨论会上却从其所钟爱的亚洲价值观立场退却，坦言儒家价值观不仅“导致了过分的做法”，而且在信息时代也已经过时〔30〕。李光耀作为威权资本主义道路的“护法者”，其观点的改变具有着历史性的象征意义。总之，东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或者从更广义的东亚现代化发展模式来讲，在二十一世纪新时期里已进入了路标转换期：向民主市场模式转变。
注释：
〔1〕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National
Interest；16（Summer；1989）；pp。3～18。
〔2〕对福山先生的“自由主义最终取得了胜利”的“历史终结论”，在作为批判正统和强势群体的左翼力量占有传统优势的西方思想界，显然受到了非难，与福山论点相反的“自由主义终结论”反而大行其道。这一现象在自由主义已取得彻底胜利并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是正常和合理的。西方知识分子历来与正统和占优势的“权力”保持着一定的紧张度。作为社会的清道夫和牛虻，他们的“反”自由主义却起到了促进西方政治不断改良和进步的重要作用。但在东亚地区，“自由主义”或者刚刚起步，或者还受到威权政治势力的打压而仅处于萌芽状态中。如果东亚的知识分子也邯郸学步，自以为站在理论潮头和学术前沿而引进这种西方版的“自由主义终结论”，会使具有进步价值取向的思想界同政治权力合流，最终沦为一只系在新权威主义这艘巨舰之尾的小舢板。在一些连人类基本自由都没有实现的国度或地区，谈论如何限制自由，如果不是荒谬，便是一桌架在饿死的人骨上的超级盛宴。
〔3〕〔5〕（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66页。
〔4〕（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6〕（美）R。贝拉：《德川宗教》（中译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五章。
〔7〕傅筑夫等：《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页。
〔8〕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9〕〔10〕马克垚等：《中国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12〕Macfarquhar；The Post－Confucianisms
Challenge；The
Economist；February 9；1980。pp。66～82。
〔13〕（美）皮特·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型：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中国论坛》第222期，第19页。
〔14〕（美）墨子刻：《摆脱困境》（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
〔15〕Herman Kahn；The Historical and World Context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See Asian Security in the 1980s。
〔16〕（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页。
〔17〕（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中译本）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18〕〔19〕〔20〕（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中译本）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2～169、184、169页。
〔21〕（美）格里德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8页。
〔22〕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16～17。
〔23〕Chalmers Johnson；the People
Who Invented the Mechanical Nightingale；Daedalus；Summer，1990；pp。74～75。
〔24〕Hu Shih；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A parative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The Cultural Approach History，ed。by Caroline
F。Ware；New York；1940；p。245。
〔25〕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11/12； 1994； pp。62～78。
〔26〕（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4页。
〔27〕International Mone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1998；IMF。
〔28〕Fareed Zakaria；Culture is Destiny。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3/4，1994； pp。109～126。
〔29〕Kim Dae Jung；Is Culture Destiny？ The Myth of Asia's Antidemocratic
Values； Foreign
Affairs； 11/12，1994； pp。189～194。
〔30〕2001年3月，在初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亚洲价值观的头号鼓吹者李光耀放弃了先前的观点，提出儒家价值观在信息技术时代已经过时，并对儒家的“孝道”表示了疑义：“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其实，如抛开伦理观念不谈，这是比较符合社会发展现实的。在农业时代，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千年一进”，社会模式相对固定不变，长辈累积下的经验教训对晚辈而言弥足珍贵；但在信息时代，技术进步“日进千里”，长辈的经验已经落伍，甚至同时代人的经验和知识也需要及时更新。由于晚辈的知识与时俱进，长辈和“我辈”反倒需要向晚辈学习了。
偶像的黄昏：从金庸到“金庸酒”
——兼谈金庸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难产
？ 傅国涌
在一个商业化时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大众中有着广泛的市场；借助电视连续剧的推波助澜，他的娱乐作品几乎已被主旋律化，成为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旗帜的样板，那么，金庸是个神话，他被网络评为二十世纪“文化偶像”之一就不是偶然的，何况他又是两岸三地的座上客，足迹所到之处无不冠盖云集，风光无比。这样的金庸不被神化才是一件怪事。分享金庸大餐正成为世俗化中国的一道风景，由此，从形形色色的金庸文化产品到尚未面世的“金庸酒”，金庸产业化的进程正在加快。
将金庸放置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千千万万和他一同经历了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间，我们不禁为他最后的选择感叹。1948年3月，金庸年轻时就去了香港，没有遇到“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灾难，便凭着殖民地香港赋予他的自由，创办《明报》、撰写武侠小说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以一介文人名列亿万富豪榜之上。他在世界各地拥有数亿计的读者，有着大量惟他马首是瞻的“金迷”。他本人生活在香港这个“世界的自由港”，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对西方文明并不陌生。按常理推断，金庸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侠之大者”，可是他最终陷于世俗的泥潭不能自拔，爱慕无聊的虚荣，喜欢肉麻的奉承，不敢直面现实，在世界大势的认识上显示出浅陋无知的一面，在高唱民本主义高调的同时，无视人间真实的苦难，逐渐远离了这块大地。金庸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对滚滚红尘中的虚名实利却那么在乎。这一切都暴露了他精神世界的苍白，与其享有的尊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金庸以八十高龄，仍风尘仆仆奔走南北，接受各地“金迷”的顶礼膜拜。不久前，他又赶了一场“华山论剑”，在山顶上面对多少翘首仰望的“金迷”说出这句话：“我不是大侠，大侠是要舍得用生命去捍卫一些东西的，我做不到！”不知把他当作大侠的“金迷”们会不会大失所望。
和这个时代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其艰难。
什么是现代人格，或者说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起码应该包括这样几点：一是不媚权、不媚俗，摆脱外在力量的束缚，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人；二是有社会责任感，对历史、社会、人生负责，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苟且，不虚饰；三是有专业知识或者专门技艺所依托的独特创造能力，能在某个阶段为某个领域作出新的规范；四是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说真话，不说假话。
以上所说，只不过一个大概，以此为尺度衡量金庸晚年的作为，我们以为他是不及格的。
一、金庸的家世和道路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3年生于浙江海宁袁花镇。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宦之家，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从元朝末年金庸的先祖从安徽迁居海宁，耕读传家直到他的爷爷这一辈。五百多年当中，海宁查家科甲鼎盛。迁居海宁的二世祖查恕即是一代名医，被征召入太医院，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赐一品服。整个明代，查家共有六人中进士，十七人中举人，其中有两人是杭州的亚魁。整个清代，查家中进士十四人，中举人五十九人，加上其他途径进入仕途的有数百人之多。特别是康熙年间，查家有十人中进士，三人在翰林院任职，当时就有“一朝十进士”、“兄弟三翰林”等说法。以书法、人品重于一时的查升在南书房三十八年，深得康熙器重。那时，查家可谓备极恩宠，达到了科举时代的巅峰。可是，雍正年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字狱使查家受到重创。在此之前，清初顺治年间，因受湖州《明史》案的牵连，有才华的画家、学者查继佐曾遭下狱，但没多久即无罪获释，没有对整个家族造成大的冲击。这次文字狱后来被金庸详细地写进了他的小说《鹿鼎记》中。雍正年间发生的江西科场案是当时最大的一场文字狱，不仅当事人位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查嗣庭全家被下狱，他的长子被杀，本人在狱中服毒自杀，尸体被下诏示众，家属被流放，而且查家兄弟查慎行（嗣琏）、查嗣瑮、查瑾等三家老少数百口都遭株连下狱，查嗣瑮和家人被流放陕西，最后客死他乡。查慎行虽释放回了家，不久也死了。文字狱甚至牵连到所有浙江人，朝廷停止浙江乡试、会试各一科。经这次打击，查家一度中落，乾隆十九年以后才有人中进士，康熙年间的辉煌已成前尘往事。金庸的爷爷查文清是查家最后一个进士，是金庸最敬佩的人，也是对他年轻时影响最深的人。查文清在江苏丹阳任知县时，因为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被革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曾引用了光绪《东华录》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对此金庸引以为荣。他在小说《连城诀》的后记中说：“我祖父查文清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故乡、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
五百多年中，查家出了无数杰出的名臣、名医、学者、诗人、画家、书法篆刻家、文字学家、鉴赏家、史志家、水利家，他们的事迹载入了《明史》、《清史稿》、各种地方志和古籍。即使到了近代以后，查家还出现了查人伟、查良钊、查良鉴、查济民等许多在各自领域有成就的人。
出生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金庸为他的血统感到骄傲，他的《鹿鼎记》五十回的回目用的都是祖上查慎行的诗句。晚年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对话时，金庸还津津乐道远祖查道“瓜田李下”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中也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说的也是这种清廉之风。
我们姓查的祖先之中，有一位叫做查道，宋朝人。他为人廉洁，有个故事常在儿童书中叙述。有一次他行路在外，途中又饥又渴，在路旁一枣树上采了些枣子吃了。为了偿还枣树的主人，他在枣树上挂一串钱，表示没有偷别人的枣子。
尽管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少年金庸却是在抗战的烽火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了大时代的苦难，他的母亲不幸死在抗战之初逃难的动荡中。正在中学求学的金庸失去了家庭的呵护与接济，成为冬天没有袜子穿草鞋的沦陷区学生。海宁老家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