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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生产队自造了火车
为适应人民公社发展的需要，公社党委领导人民大搞工具改良运动，人人献计，个个献策，人人搞创造，个个搞发明。各乡村都建立了技术革新研究室、发明创造展览馆，口号是：一村培养一个诸葛亮。
深夜，常韩粮所里依然灯火通明，几个人凿的凿，砍的砍，地上堆了一堆木板和刨花。人们用木板打制成大斗，一个连着一个，下面安上钢套，前面用人拉，后面有人推。于是人们欢呼：“木制火车”试验成功了。
凌晨１点多，公社党委书记陈丙寅被一阵锣鼓声从梦中惊醒，他迷迷糊糊地问进来的通讯员：“外边谁在闹什么？”通讯员说：“有人来报喜，说是试验成功了木制火车。”一听说岈山出产木制火车，陈丙寅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坐火车他这一辈子也没几回，自己社能生产火车，就可以天天坐了。待他走出门外，定睛一看，见灯笼火把映照下，人们抬着几个木头斗子，喜气洋洋地打着标语，上写：卫星，又是一颗大卫星，木制火车试验成功。陈丙寅问：“火车哩？”
7、天文数字征购粮———吹牛皮的代价
自古农民们就有朝贡纳粮的传统，只有李自成义军打破了这一传统，“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颇让千百万农民心旌摇动了一阵子。然而，历朝历代什么都可以免，惟独朝廷的“皇粮”不能免，这一点中国的农民是清楚的。
１９５８年夏、秋两季的“粮”征购，却让查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
征购任务下来了！全县全年征购任务９０００万斤，夏季完成５５１４万斤，秋季任务３４８６万斤，全年统销任务２０００万斤，差额７０００万斤。油脂统购任务１２５８万斤。
实际上全县全年粮食作物产量为２４４００万斤，大豆与芝麻的产量是４９６４万斤和９０４万斤。
可县委财政的账面上，却明明白白地躺着一个巨大的数字：全县粮食总产量为１００２７９万斤，比去年增长了３．１倍。
实际与账面的差距不啻是天文数字：８５８７９万斤！
这能怪谁呢？小麦亩产３８５３斤，玉米亩产１．２万斤，红薯亩产２０多万斤，难道不是大丰收吗？这些高产数字不是从你们嘴里吹出来的吗？既然有这么高的产量，难道不应该向国家多交售些粮食吗？全县人均粮食１５６５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一切顺理成章，合情合理。
当人们艰难地吞咽苦果时，才悟到吹牛皮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只是，这个代价要用天文数字计算。
关于９０００万斤的征粮指标是如何产生的，娄本耀向我介绍了如下情况：１９５８年夏季，在郑州，我和县委书记蔡中田参加了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县、市委书记，记得是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的会议。会议调子一开始就很高，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河南省人均粮食超千斤，已经向中央报了喜，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我们要下大气力抓好粮食征购，产量高，征购任务也要高。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会下，信阳地区行署召开小组会，地委书记路宪文头脑热得很，逼着各县委、市委书记表态报高产量，并规定不准低于亩产５００斤，杠杆一定，人们都往高处报，惟独平舆县委书记曹明认死理，报的产量偏低。结果，路宪文书记组织人辩论曹明，斗争得很厉害。这一斗，就把产量斗上去了，一个比一个报得高。蔡中田找到我私下商议，说：“老娄，你说咱报多少呢？”我说：“报个３００多斤算了，多了咱拿不出恁多粮食呀。”蔡中田发愁地说：“报低了过不了关呀，你没看这阵势，把曹明斗争得死去活来，咱们谁架得住这么来一家伙呀。”我说：“把粮食征购光了，老百姓吃啥哩？”蔡中田叹了口气，说：“唉，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吧。”我问：“蔡书记，咱报多少呢？”蔡中田伸出手指比画了一下，说：“９０００万斤，怎么样？”我吓了一跳说：“太多了，根本完不成，去年才征８００万斤。”蔡中田说：“就这样定了吧，说不定这还过不了关哩。”我想想，也只有这样了。蔡中田还说：“人家淮河南边都他娘的报１亿斤啦。”
瞒产私分坚壁清野
据房维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载：全中国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实际产量才达４０００多亿斤，比１９５７年增加２．５％。
但１９５８年的粮食征购量却由上年的９６０亿斤猛增到１１７５亿斤，增长了２２．２３％，在大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时把夏粮基本吃尽的情况下，秋收时交征购粮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恐慌和不安。同时，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强行收回货款）和高征购，引起了农民的更大恐慌和坚决反抗。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党委大批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所有这些，都使这一年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困难重重，大量的蔬菜留在地里宁可烂了，也不卖给国家，不足１００斤的猪也宰吃了，冬天降临，市场便出现了粮食、油料、猪肉、蔬菜的短缺现象，一些地区的农民开始外流逃荒……
一场骇人听闻的高征购开始了。
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党委的领导者们首先为老百姓设计了一个光辉灿烂、十分诱人的图画：
口粮：从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２日起由原来的３６０斤提高到５００斤，每人每月４１斤，炼钢铁人员６０斤。标准内要吃红薯３０％～５０％。
饲料：牛、驴、马每头全年６００斤，猪每头全年２００斤。
种子：本着保证密植、根据需要、留足够用的原则，每亩小麦３０斤，大麦３０斤，大豆１０斤。
这是一种画饼充饥的欺骗方式，把粮食征完，一切计划都成为一纸空文，事实就是如此。
明明油脂征购任务１２８５万斤，已经大大超过了产量，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领导者仍信口雌黄地说：“国家征购以后，留在农村的油脂仍有３３２万斤，每人平均９斤，这个数目是很可观的，基本解决了全县油脂产销矛盾。”
县里召开了粮食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乡乡长、财粮、会计、大队长、总会计、粮所主任等７１０人。会议上，不管县委副书记李世英喊破了喉咙，会议的气氛仍是热烈不起来。该开会时开会，该吃饭时吃饭，人们就是不发言，不表态。关王庙乡十九大队大队长赵毛，开会打瞌睡，讨论还是瞌睡，总有睡不完的觉。别人说：“赵队长，该你发言啦。”
他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说：“发啥言？人家咋着咱咋着，老丈人死了哭爹，随大溜。”说完，倒头便睡。
沈寨乡会计李全德发愁地说：“一听说开征购会，我就打软，弄不好要扒脖子。”
关王庙乡九大队会计说：“去年开征购会，我报的低了，把我辩论了三伙，是铁也打烂了，今年叫咋着就咋着。”
屈打成招哭犹不及
别看人们在会上不发一言，可会下肚里的小九九打得很精。沈寨乡二社的会计沈万治，每次开会总是坐墙角，眯缝着眼，一言不发，可肚里却打着小算盘。来开会的时候，队长把他叫到一旁，十分严肃地交代：“万治，你这次去开会，肩上的担子不轻啊！全大队千把张嘴跟着你吃饭哩。”
沈万治问：“队长，你说让我报多少？”队长十分为难地叹口气，说：“说少了对不起毛主席，说多了，老百姓要饿掉牙，我看就实事求是说，１３０斤的单产。”
沈万治说：“队长，我就按你说的办，１３０斤的单产。”
队长看了一眼沈万治，咂咂嘴说：“万治，你去开会也作难，弄不好就得挨辩论。不中，你就往上多报一点，报１５０斤；再不中，再报１６０斤。不过，只这三个数，不敢再长了。”
沈万治很感激队长为自己想得周全，说：“队长，你放心，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可谁知沈万治架不住折腾，报出１６０斤后，说什么还是过不了关。一辩论，就束手就擒，信口胡说队里亩产５１２斤。人们问他：“开始为啥报那么低的产量？”万治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俺们队长交代的，不让报得太高。”
队长在家听到这个消息，五尺高的汉子立时号啕大哭：“我日你娘啊万治，把我打成右倾不碍事，你让老少爷们饿肚子，可咋办哪！”哭得小孩一样，任谁也拉不起来。
辩论会的气势把沈寨乡十九大队会计郭朗吓得头发蒙。娘，这又推又打又骂的，谁受得了？干脆交代了算啦，早交代早过关，也省得挨整。他找到干部，说：“我这次来时，队长让我带了３个亩产数，有１００斤的、２００斤的、还有４５０斤的。我报４５０斤的单产吧，别斗我了。”
干部笑了，说：“你这思想就不对了，征购是义务，交粮自觉自愿，没有人逼你斗你呀。”
郭朗忙赔着笑脸说：“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出了门，郭朗骂道：“你娘的腿，自愿个屁。”
硬汉子架不住辩论会
和兴乡春生社王勤立一到会上，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任你干部怎么启发，任你辩论如何气势汹汹，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干部们恼了，说：“王勤立，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王勤立翻了一下眼皮，说：“实话我已说过了。”
干部们说：“开你的辩论会，撸劈你也得报高产。”
王勤立说：“中，辩论吧，反正闲着没事。”这还了得！辩论会马上召开，王勤立站在中间，任凭人们斗争，就是一言不发。辩论会开了一天，王勤立硬是没开“缝儿”。干部们决定对这个顽固分子来个“熬鹰”，连夜突击。所谓“熬鹰”，就是斗争王勤立的人分成三班倒，一班斗争，两班睡觉。王勤立是不能睡的，一直得站在中间，前半夜王勤立还能坚持住，到了天快亮的时候，王勤立招架不住了，翻着白眼，一头扎在地上。人家拉他起来，他还是倒在地上，半死不活地说：“中，中，我服了，我报５５０斤单产，饶了我吧。”
干部们说：“你开始为啥不说？”
王勤立说：“支书临走时向俺交代了，别一整你就竹筒倒豆子，看眼色行事。”说着说着，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文城乡村民钱富江老汉参加了那次征购会，他说：“开始人们都还沉得住气，他看你，你看他，等待观望。后来，一看人家报了，再不报就要打成右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胡报一气，３００斤不中，就报５００斤，５００斤还不中，就往７００斤上报。只要别说辩论我，咋着报都中，谁报的高谁过关早。”
粮食征购会议终于以胜利而告结束。一个个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的会计、队长，匆匆赶回家中，掀起了一个征购的狂潮。
藏粮藏粮五花八门
古训说：“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可是，当他们得知自己一个汗珠摔八瓣儿挣来的粮食，将要被全部征走，今冬明春将无以饱腹时，老百姓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藏粮”。
五花八门的藏粮运动充分显露了老百姓的智慧。卫星乡十五大队半截楼村，把扬净的麦子又重新搀进麦秸垛里，再把麦秸又重新垛上，从中抓把麦秸就有半两多的麦子。
周庄大队饲养员把麦子倒进牛草里，上面是牛草，下面是麦子。
王彦庄王朝汉将麦子放在棺材里，上面堆上破衣服。
杨里环村杨凤珍把粮食用塑料袋装好，封死了口，沉在尿缸里。
大营村张葡萄连夜将麦磨成面，做了几十个锅盖大的饼子，铺在床上，上面用床单盖着，时间一长，饼子发霉变黑了。
有一部分乡和大队在征购中，把在县里报的数字全推翻了，沈寨乡２０个大队中实产降得最低的为７７斤，最多的才１２９斤，距全乡原来报的产量４３５斤相差甚远。卫星十二大队原报产量４３０斤，后来只承认９２斤。石寨铺王善庄原报产量４１０斤，后来降为１０５．５斤。
这怎么得了！公社党委严厉地指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克服在征购工作中的右倾麻痹情绪，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王成恕，原任石寨铺乡财粮，如今已老态龙钟，他说：“其实群众手里早就没粮食了，可上级还叫征购。我说，一点粮食也没有了，有的队连种子、口粮都入库了，还征购哩，谁知，也不知道是谁汇报给领导，把我狠狠地辩论了几场，开除了乡财粮的职务。”
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
吴国祥，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是条硬汉子。在征购中，会计问他是先交粮后留种子，还是先留种子后交粮。吴国祥毫不含糊地说：“先留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会计胆小地说：“完不成征购任务咋办？”吴国祥一拍胸脯说：“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没你的事，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把着留下了万把斤的种子和口粮。征购任务当然完不成，上级一次次地催促交粮，吴国祥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着找粮队夜里偷袭进村，从牛屋里挖出了存粮，当时就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地带走了，吴国祥临走时对含泪相送的乡亲们说：“老少爷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比吴国祥更惨的是沈寨乡三大队六分队的李如意。征购一开始，李如意就召开了群众大会，但不是传达县上李书记的讲话，而是告诉群众征购开始了，怎样变着法的藏些粮食。他语气沉重地说：“老少爷们，今年粮食征购任务大，咱们要完成了，明年没吃的了。咋弄？我做主，咱村先藏７０斛大麦，明年度荒春。要是上级查出来，我李如意挡着。不过，我要求老少爷们保密，任死也不能说。”经过老少爷们再三商定，把７０斛大麦放到最老实的陈宽家里。
李如意万没料到，征购中间，不知哪个老少爷们犯了邪，直接跑到公社把李如意私藏粮食、准备私分的事告发了。李如意听罢这个消息，如雷电击顶，“哇”的一声口吐鲜血，昏倒在地。
吴国祥、李如意们如同几块小石头子，被淹没在征购的狂浪里。据统计，仅诸市、文成、褚堂等乡在征粮的几天里，就批判和斗争了２４６人。
被逼无奈交粮搀假
人们开始用各种办法来对付催命的征购了。
先报高后报低。诸市、沈寨、和兴乡开始每天上报征粮进度都很高，几天时间就分别完成了７９万斤、９８万斤、１１５万斤。十几天过后，７９万斤变成了７１万斤，９８万斤变成了８８万斤，１１５万斤变成了８６万斤，征购任务不但不上升，就是原有的入库粮，也莫名其妙地从仓库中“流”走了。
搀杂兑假。玉山粮所门口，一位青年扛着一布袋粮食往人群里凑。管理人员问他干啥的，他说：“交皇粮的。”管理人员让他解开布袋看看，他打开布袋，管理人员把手伸进麦里抓了一把，看看麦子成色不错，就称了一下，让他倒进仓库。他飞快地扛着粮食上了天桥，走到顶端，解开布袋倒出了粮食，开始口袋里淌了一些麦子，后来就只有黄土了。这个卖粮的社员叫蒋老虎。
一行运粮队伍来到了诸市乡粮所，运粮的汉子们缠着收粮员要求收粮。收粮员说：“天色不早了，看不清，明天再说吧。”运粮的汉子们不依，非缠着收粮员收下，收粮员被缠不过，只好草草地验了一下，就让他们入库了。几个运粮汉子高兴得蹦蹦跳跳地把麦子倒入粮库。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这里面有６布袋杂粮，充当麦子交上了差。
清晨，常庄乡徐楼分队的送粮队伍要出发了，队长向村里的一位老汉请教：“大爷，这１０斤麦兑５斤土坷垃，保险不保险，万一让人查出来，可就网包抬猪娃，显露了蹄爪了。”老汉捋着胡须，满有把握地说：“孩子，你尽管昂头挺胸地去交公粮吧，老汉包你没事。”队长满腹狐疑地推着小车子上路了，傍晚，运粮队回村了，队长激动地大老远就喊：“交上啦！交上啦！”老汉不动声色地说：“我说不会错吧。”队长问：“大爷，您老咋这么有把握哩？”老汉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