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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恶”面前，“善”是何其软弱无力。周长乾一家的“败运”以及他本人身体的每况愈下，与弟弟周长坤一家的蒸蒸日上，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长乾在那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注定要像不合时宜的唐吉诃德一样彻底失败。
而在吕赫若的绝大多数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代表“恶”的那一方永远是那么强大而有势力，他们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似乎无所不能，而在另一方，善良的弱小者却永远像沉默的羔羊一样任由他们宰割。《庙庭》、《月夜》、《财子寿》、《前途手记》、《女人的命运》、《冬夜》等作品，写的都是善良天真的少女少妇们如何被虐待被迫害，最终或者被“恶”势力所毁灭、或者被“恶”所同化并与“恶”一同沦落的故事。
尽管“善”与“恶”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善与恶的冲突与交织却永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而“恶”的强大与“善”的弱小，“善”在“恶”面前的无能为力，也就成了人类亘古以来的永恒悲哀。尤其是在一个豺狼当道、人妖颠倒的社会里，要想依靠正当、合法的手段去谋生几乎是不可能的。道德的沦丧与物欲横流几乎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通病。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变动时期，旧有的传统道德观念已经分崩离析，新的社会规范和体现人性向善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及时确立起来，于是那种释放和激发起原始本能的损人利己、不顾廉耻的处世哲学，往往会猖獗一时。
艺术，作为爱与美、真与善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不仅与金钱所体现的人的物欲化倾向是格格不入的，也与权势等传统黑暗势力势不两立。文学，常常是善良者充满义愤的歌哭，弱者悲哀心灵的流露。文艺作品最主要的魅力，就在于作家把自己体验到的微妙细致的感受，把自己最真挚的情感与性情，通过优美的形象和形式传达了出来，使得我们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总能唤起心底深处的一种感动。这种感动，用文学理论的观点来说，就是一种“共鸣感”。我们在这种感动中，不仅获得了心理的慰籍和满足，更重要的是，它还唤起了我们心中美好的感情，唤起我们对“真、善、美、爱与自由”的憧憬与渴望，促使我们感奋向上。这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学作品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与功能。吕赫若的作品自然也不例外。作者把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抗议，对压迫人、奴役人的黑暗势力与社会制度的深沉控诉，以及对公平、合理与社会正义的热切向往，都通过自己的小说集中地表达了出来。因此，尽管包括吕赫若在内的文学作品当中，随处可见的是“恶”对于“善”的毁灭与吞没的故事，但我们的阅读感受并不是完全、彻底地对整个社会和人类丧失信心和希望，相反，却更加激起了我们对于“恶”的愤怒以及对“善”的向往。
第四章 殖民地与女性
对女性命运的特殊关注，是吕赫若小说的一个基本倾向。他那些最受关注的家庭题材和婚姻爱情作品，大都隐含着女性解放的主题。正如台湾学者张恒豪所说，吕赫若善于“透过冷酷的笔触，剖析农业经济过渡到工商经济中个人和家族的困境，特别是封建性生产制度下的农村家庭结构，以及台湾妇女在封建桎梏下的悲剧性命运，尤为他所关怀的主题”。（张恒豪：《冷酷又炽热的慧眼——吕赫若集·序》，《吕赫若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吕赫若以饱含同情的笔墨，抒写着台湾女性处于传统封建桎梏与殖民统治双重压迫之下的种种苦难和不幸，以及她们在这苦难和不幸中的挣扎与沉浮、坚忍与顽强。因此，要探讨吕赫若的创作个性与小说特色，就不能不对他所倾力塑造的女性形象作一系统分析。
第一节 女性悲剧与传统文化之悲哀
提起吕赫若笔下那些令人同情的人物形象，总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阿梅（《牛车》）、琴琴（《婚约奇谈》）、淑眉（《前途手记》、双美（《女人的命运》）、玉梅（《财子寿》）、翠竹（《庙廷》）、宝莲（《山川草木》）、《月夜》）、彩凤（《冬夜》）吕赫若《冬夜》中的彩凤形象，笔者将在第七章《台湾光复后的吕赫若小说创作》中集中分析，故在本节中暂不作论述。等女性形象。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吕赫若倾注了自己心底深处的同情与关爱，表达了对整个社会的强烈不满与控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形象的不幸与苦难，自然与殖民当局的高压统治不无关系，但更主要更直接的原因，却是传统封建礼教下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吕赫若小说之令人讶异，乃在于他身处殖民地统治之际，并未遗忘台湾社会还停留在封建制度残余的阶段。因此，他在描绘女性的处境时，并不全然把殖民统治者视为压迫的唯一来源；他毋宁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射在台湾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性别压迫之上”。（陈芳明：《殖民地与女性——以日据时期吕赫若小说为中心》，陈映真等著《吕赫若小说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9页。）而这，正体现了吕赫若作为一名现代文人所具有的深邃、冷静与文化反思的品性。
一、东方专制主义观念下的女性压迫
尽管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是东西方男权文化的共同特征，但笔者以为，东方专制主义下对女性的歧视和禁忌既比西方名目繁多，又在精神上给女性以世所罕有的戕害。西方文学中虽然充斥着对女性的掠夺与征服的思想，但同时又存在着另外一种声音：“在西洋，存在着一种对于妇女的情绪。虽然由于阶级与文化而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却虔敬得象一种宗教的情绪。这是千真万确的；不懂得这一点，等于不懂得西洋文学。”［日］小泉八云：《文学的解释》，转引自柳无忌《西洋文学与东方头脑》，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像古希腊那样仅仅为争夺一美貌女子就爆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民族战争；甚至把一个袒胸露乳的女人的塑像高高地耸立在纽约港的上空，并用她来象征自由、正义、和平，恐怕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而在中国最早的典籍《易经》中，就有男尊女卑的记载：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系辞上》）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乾为天，……为君，为父，为玉、为金，……坤为地，为母、为吝啬……
（《说卦》）
对女性的歧视，往往又演化为“女子祸水”的理论。甚至把王朝的更替、国家的兴亡等，都与女子这个“祸水”联系了起来。所谓“若论国破家亡者，尽是贪花恋色人”《警世通言》卷十六。一类的说法，在中国古代比比皆是。古代关于妲己、褒姒、杨玉环等人的传说，更是典型地表现了“女子祸水”的思想。现代作家鲁迅曾撰写了大量的杂文、小说与散文，对这种吃人的礼教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他笔下的祥林嫂不仅生前摆脱不了被拐卖被蹂躏的命运，即使死后也面临着被两个男人的鬼魂争来夺去的厄运；无论她怎样挣扎，怎样赎罪，等待她的惟一归宿只能是可怕的地狱。而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身心戕害不仅体现在对女性的歧视与压制上，还体现在对女性的奴化教育与对男性的依附性人格塑造上。所谓“妇者，服也，以礼屈服”《白虎通》。；所谓“妇人者，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性》。，都是对女性彻头彻尾的训诫。而且，由于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代代相传，已经潜移默化为女性的主动追求，成为一种“美德”被加以颂扬并被一代代女性承传着。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革新运动，所取得的重要文化成果之一，就是对个性自由的热切呼唤，以及在人道主义旗帜下倡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五四时代是“人”的发现的时代，伴随着人的发现，必然是妇女和儿童的发现。因此就不奇怪五四文化先驱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女性解放的鼓吹者了。作为五四文化巨匠之一的周作人，在发表了那片篇著名的《人的发现》一文之后，又紧接着完成了《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两篇论文的写作。在他看来，一个现代人是否有涵养和情操，最主要的就是要看他对待女性和儿童的态度怎么样。他的兄长、现代小说之父鲁迅则先后发表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等宣传女性解放、关注儿童成长的经典性文章。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鼓吹者们往往是男性文人。他们在当时的文化处境中，并不一定对颇为时髦的女权主义理论多么感兴趣，也未必是专门的女性问题研究者。他们只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为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所遭受的压迫与屈辱而鸣不平。他们是要为女性争得一个“人”的资格。包括吕赫若在内的台湾现代作家也正是基于这种人道主义的立场，表现着女性的悲苦命运与不幸遭遇。而通过现实处境中充满血泪的女性苦难，他们更加痛切地感悟到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性质。
吕赫若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这种女性解放思想一脉相承的。因此在吕赫若这里，对女性命运的现实关切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同样紧密相连。让我们首先以他笔下的翠竹作为例子加以分析：她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刚刚出嫁后丈夫就不幸死去。想不到这不仅是她人生厄运的开始，而且还成为她被某些人乃至整个社会环境所排斥和污蔑的借口。虽然翠竹不久就改嫁给了一个公司的会计，然而，想不到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先后娶过七个老婆的无耻贪婪之徒，又密谋着把翠竹作为第八个换掉，因此协同他的母亲和妹妹残酷地虐待翠竹，想着早日把她赶走。面对这一人生困境，翠竹及她的娘家人竟然毫无办法。究其原因，说到底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撇不开干系。因为在落后与野蛮的封建文化观念里，一个女人如果失掉了贞节，就意味着她的名誉乃至整个人生价值的丧失。她将在别人前永远抬不起头来，成为被人蔑视和嘲弄的对象。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谓“一女不嫁二夫”等等，都把无形的枷锁套到了女性的头上。然而，对占据着社会统治地位和话语霸权的男人们来说，所有这些约束又统统不起作用。这种由男尊女卑所导致的道德二元论，决定了它必然转化为对女性的压迫与奴役。正像“我”在《月夜》中所感叹的那样：“我重新体认到结婚是女人一生最大的任务。如果是男人，因不幸的婚姻而过着不幸的生活虽是不争的事实，却不会像女性那样，导致自己全部生涯都破灭。至少，一次婚姻失败的男人，也有可能再度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可是，换成女性时，单是社会上与道德上的因素，似乎被认定只能有更不好的婚姻。”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看到，那原本不属于翠竹任何过失的第一任丈夫的意外死亡，却成了她“不贞洁”的人格污点。像翠竹这样处于社会边缘化的女性，一旦婚姻发生了意外，她的整个生存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她改嫁别人，又将使其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如果改嫁后的婚姻生活仍然不能如意，那么她实际上已经别无退路。可见在整个婚姻关系中，翠竹实际上是处于多么弱势的地位。而从文本的一些描述可以看出，翠竹的家庭还是有一定势力的。像她这样的女孩子一旦发生婚变，马上就陷入到了无助的可怜境地。那么，那些比翠竹还要地位低下的贫困家庭的女孩子们，其命运将会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而翠竹的丈夫，那位公司的会计可以连续迎娶七名新娘而仍然“理直气壮”、耀武扬威，仅仅因为他是男性，可以享受着男性不受贞洁约束的特权。作恶者正是利用了传统道德的虚伪与残酷，使自己恶毒的计谋屡屡得逞。我们看到，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已经渗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人们潜意识里难以变更的观念之一，因此构成了一种笼罩整个社会的观念与情感氛围。
稍加分析便知，把翠竹这样一个弱女子逼上绝路的，不仅仅是翠竹的丈夫、婆婆与小姑子等“恶人”，还有翠竹的父亲、表哥等亲人。翠竹的父亲虽然非常清楚女儿在丈夫家所受到的非人道的虐待，但还是不能下定决心让女儿离开夫家，想着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软弱态度，与那个人面禽兽修好关系，这还是一种传统的男权思想在作怪；同样，虽然同为女人的母亲不可能对女儿所受到的残酷虐待无动于衷，因而坚决反对再把女儿送回夫家。但父亲一句振振有辞的斥责：“傻瓜！你到底要女儿嫁几次啊？”母亲马上就无话可说了。因为她非常清楚，丈夫的话很“在理”。女儿已经嫁过两次，这已是他们家的“耻辱”，女儿倘若再离婚，那又将怎么办？然而，母亲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恰恰是这很“在理”的话语背后，隐藏着的是扼杀人性的主流价值观念；翠竹最后绝望地投水而企图自杀，正是她对整个人生丧失了信心、彻底绝望的一种决绝行为。她在丈夫家已经备受虐待和侮辱，她非常清楚自己的婚姻生活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但是，有过一次不幸婚姻的她已不可能再嫁。而她即使离婚回到娘家，她的父母又能否长久地给她以起码的保护呢？她以后漫长的人生将怎样生存下去？因此她试图自杀，实在是“明智”的选择。——在这里，吕赫若并不仅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哪一个人、哪一类人，更主要地是在揭示出一种精神氛围，一种无所不在的价值观念对于女性的伤害。这种价值观念，就是几千年以来人们习以为常、无法摆脱的封建礼教。
二、传统婚姻观念中的女性命运
女性的不幸命运是与婚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西蒙·波娃所说：“婚姻之对于男人和对于女人，一向有着不同的意义。男女固然彼此需要，但此需要从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妇女则被局限于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会并没有保证她获得与男子相同的尊严。”［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上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在传统社会里，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更多地是一种生存手段。没有了婚姻，女性的生存就会陷入窘境。在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作用下，女性被剥夺了起码的经济权，生活逼迫得她们只能依靠婚姻来维持生存。
吕赫若显然把更多的笔墨用在了揭示女性的婚姻悲剧上。前文分析过的翠竹，之所以落入到那样一种“叫天天不灵、唤地地不应”的彻底无助的可怜境地，主要还是因为不幸的婚姻。而小说《前途手记》里的淑眉，原本是个红尘女子，因为结识了姓林的富商而被收作小妾，过起了贵夫人的生活。但她虽然傍上了个“大款”，日子过得却不幸福。这不仅因为林的大太太总是以“毒蛇般的”眼神满怀敌意地瞪视着她，淑眉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不可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和舒心；更重要的是她始终未能为林怀上身孕。而在林家那样的封建家庭里，作为姨太太的淑眉倘若争得一定的地位，并最终作为“一房”太太分得一定的财产，她就必须为丈夫生养一个儿子，否则她将可能随时被遗弃，甚至被赶出家门沦为乞丐。因此，为了有个属于自己的儿子，淑眉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初，她担心自己患过梅毒的身体是否还有生育的能力，要求林允许她领一个养子，但遭到了坚决的拒绝；后来到医院检查身体时，医生告诉她还有生育的可能，陷入绝望之中的淑眉立刻像抓住一棵救命的稻草一样抓住了这最后的希望。她欣喜若狂地做起了怀孕的梦，甚至完全被自己的梦想所陶醉。她的心情也随之也变得轻松美好起来，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她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好像在抚摸着“就要绽放的花苞”。但是一晃半年多的时光过去了，淑眉的肚子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她的心情有一天天阴郁哀愁起来。
尽管在理性上，淑眉对自己能否生小孩越来越丧失了信心，但她却无法摆脱自己白日梦般的幻想。过于强烈的渴望导致了其心理上的一些异常，她陷入到自己的幻想中不能自拔。为了在别人面前维持一个怀有身孕的“大肚子”形象，淑眉甚至在自己的肚子里缠了一块“折叠得非常仔细的布”。——这一细节很容易使我们想起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老舍先生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虎妞为了在祥子面前假装已经怀孕，干脆找来一只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