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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广阔的天地里纵横驰骋、自由翱翔啊。
从小就胸怀大志的吕赫若，对于学习自然是十分勤奋刻苦的，再加上天资聪慧，他的学习成绩向来十分出众。小学毕业时他竟然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并同时考上了台中一中和台中师范学校。当年的吕赫若原本决心继续去当地最著名的中学台中市第一中学（台中一中）读书，将来再读大学的。以他的成绩，实现这个理想应绰绰有余。但吕赫若的父亲显然更看重免费的师范学校，这样可以省下一大笔钱，而且毕业后又由政府包分配工作。对于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所以吕赫若尽管心里有一百个不乐意，无奈父命难违，只好去读师范学校。
不过，对吕赫若来说，笔者认为他就读师范学校并非完全是坏事：首先，通才教育是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师范教育的一贯基本教育方针。文化基础知识和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在师范学校里可以说彼此倚重，互不偏废。在这样的教育方针指导下，艺术素质教育始终是师范学生学习与修养的重要内容。相对于分科过早过细、升学压力严重、竞争激烈的普通中学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而这对一个作家的成长又显得格外重要。吕赫若在师范学校里接受了良好的艺术熏陶，这为他尽快地发掘出自己的文学与音乐天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没有了进一步升学的压力，吕赫若完全可以任由兴趣的发展而读书学习，发挥自己的个性与特长。他年纪轻轻就能同时在文学和音乐两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其天赋过人，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是得益于师范学校的通才教育策略。
其次，读书生活的难遂人愿无疑也加剧了他对封建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叛逆心理，而小说创作又成为他宣泄这种不满和叛逆心理的重要途径，这为他尽早地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且，师范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也被分配到边远、偏僻的农村从事教书工作（吕赫若本人正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些师范毕业生们尽管属于“文化人”，但往往与生活在大都市里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有着很大不同。尽管在农村里，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知识文明的传播者，但在城市里的精英知识分子们面前，他们往往产生一种自惭形秽的自卑心理，并很容易由这自卑心理进一步产生出强烈的叛逆与反抗意识。不过也正因如此，相比于城市里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要少一些自以为是的自负与指手画脚的高傲，而更多了一些平民意识和底层关怀。吕赫若后来虽然也曾经在台北的文艺圈子里一度走红过，但很显然，他并没有很好地“进入”到明星的角色中，相反，却始终给人以“一介平民”的印象，这恐怕与他早年在师范学校的求学经历不无关系。
还有，师范求学的经历进一步强化了吕赫若个性中那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吕赫若终其一生，大部分的人生历程是在乡村度过的。他对农村里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都充满深情，对父老乡亲的一颦一笑都是那样熟悉。他天然地热爱着生他养他的那一方土地，而他喜怒哀乐的些微变化又无不与那一方土地息息相关。如果说，少年时期的农村经历与地主家庭的长期生活，造就了吕赫若与乡土的天然纽结，那么他所受到的“立足于乡村、服务于乡村”的师范教育又为这种天然的乡土情感增添了些许理性色彩。一方面，吕赫若在师范学校里接受的现代文明教育，赋予了他一双冷峻的慧眼。凭着这双慧眼，他敏感地发现了乡村旧俗和传统宗法文化中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诸多因素。另一方面，现代文明教育所包含着的人道主义思想又必然地使得年轻的吕赫若更加深切地同情于底层农民的悲苦遭遇，使他自觉加重了对父老乡亲的那一份责任感。所有这一切，都在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尤其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台中师范学校不乏对工作尽职尽责、对学生因材施教和悉心引导的优秀老师，这对急需人生引路人的吕赫若来说，自然获益匪浅。据吕芳雄回忆，吕赫若十六岁那年、在师范学校读二年级的时候，遇上了生平第一位文学启蒙老师矿江先生。再过了一年，吕赫若十七岁的时候，他又遇到了第二位启蒙老师古泽先生，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8—9页。尽管我们目前对这两位教师一无所知，但要由衷地感谢他们，就他们自身来说也许不过是对学生的一些不经意的鼓励与帮助，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并未太费力的帮助与引导，却培养了一位台湾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如果说人生发展的第一个关键阶段是在幼年时期，那么人生的第二个关键阶段则是在青春期。这一阶段往往会直接形成一个人的性格与能力潜质，甚至会直接影响其个人志趣、职业选择和人生道路。在考察吕赫若的人生历程时，我们不能忽略：有六年时间他是在师范学校度过的，这六年包括他青春期的大部分时间，和两三年的青年前期（十八岁到二十一岁）。我们也同样不能忽略的是，他的文学才华和音乐天赋，都是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获得了“质的飞跃”的。吕赫若十九岁那年、在师范学校就读五年级的时候，其音乐才能就突显了出来，并能在校表演钢琴独奏；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从台中师范学校毕业的第二年，吕赫若就发表了驰名文坛的《牛车》。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他在师范学校读书学习期间打下的坚实基础。
三、步入文学殿堂
吕赫若与文学的不解之缘固然是其艺术天赋显现的结果，但同样与其叛逆的个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所谓“天赋”、“才华”一类的字眼儿，在某些时候是很难与一个人的个性截然分开的。而文学，说到底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抗（或者美其名曰“超越”）方式与手段。当人类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满足自己的愿望，无法迅速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当人类在“现实”与“客观”这个庞大的对手面前一时无能为力、单靠物质的手段怎么也打不赢对手的时候，就需要文学来发挥它的反抗与战斗作用了。不管我们怎样理解文学，也不管文学实践者们的理论与旗帜有多么千差万别，但笔者始终坚信一点：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创作主体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尽管它们的反抗方式与反抗对象各有不同：有的把反抗目标锁定在社会人生领域，有的则指向了难遂人愿的命运之神，但其反叛本质却是共同的。哪怕是痛苦的心灵呻吟、软弱者的灵魂哀号，它们一旦转化成文学艺术，事实上都隐含了一种抗议与不满。而这种抗议与不满，恰恰是文学反抗品质的自然表露。即使有的作家仅仅是对美的赞叹与留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对时间的反叛。那些对美的事物与美的瞬间有着特殊敏感的人们，总是希望把这些美好事物与美的瞬间永远留住，让它们成为永恒。——创作者们的努力其实就是一种对命运与时间的抗争。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艺术与人类最根本的特性——一种根深蒂固的叛逆性，一种不满足于现状、不安分于现实的、与命运坚决抗争的精神品质是一脉相承的。古往今来的人们，都在追求所谓的“不朽”，其实也正是这种反抗与叛逆精神的显现。只有人类才能在造物主面前突显出这种自我的主体性，也只有人类才能不屈不挠地反叛命运、抗争宿命。即使中国传统哲学里的“知天顺命”，也不过是达到一种延年益寿之目的的手段而已。文学艺术，说到底也是人类运用语言这种物质工具进行抗争的一种手段，它在最深层次上体现了人的内心需要，体现了人的本质。因此，文学家大都是一些具有顽强个性和叛逆精神的人们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对社会现实有着太多的不满，甚至对当时的社会习俗与主流价值观念都表现出反叛倾向。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得非常充分。无论是《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带有求实倾向的抒情传统，还是唐代韩愈等人提出的“物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所强调的无不是文学本身的苦闷性质与抗争品质。
不论吕赫若本人是否意识到，他都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再一次证实了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先知先觉性。他自己的小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是其苦闷心灵的真情表露，是他对封建地主家庭乃至当时的主流社会的最为真挚的抗议。他把长期积郁心中的痛苦与隐秘的人生体验，通过小说这种虚构的艺术形式，最大限度地宣泄了出来。而他从先祖那里承接下来的不屈服于命运的叛逆个性，经过少年时期封建地主家庭生活的“发酵”，最终要在文学艺术这片自由的王国里尽情舒展与翱翔了。
林至洁曾将吕赫若的创作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是符合吕赫若的创作实际的，故在这里仍予以采用：林至洁：《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8—23页。（有日本学者曾将吕赫若的创作历程划分为初期（1931—1937）、中期（1941—1945）、后期（1945—1951）三个时期，但似与吕赫若创作实际略有偏差，故本书不予采用。）
第一阶段从1935年吕赫若创作《牛车》、《暴风雨的故事》等作品开始，到1939年他负笈日本学习声乐为止。这时期的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前途手记》（1936）、《女人的命运》（1937）、《逃跑的男人》（1937）等。这一阶段的吕赫若尽管在文学上刚刚起步，但其创作的基本风格与特色已经形成。作者对时代剧变中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的特殊敏感，对婚恋与家庭题材的特殊爱好，在此阶段都已显出端倪。但是，由于日本殖民当局越来越严厉的高压政策，像《牛车》那样直接表现尖锐社会斗争的作品，吕赫若后来再也没有发表过。特别是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殖民当局宣布台湾进入所谓“战时体制”，把台湾本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争原料基地。他们还强迫、诱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台湾百姓为其法西斯战争卖命。在加紧对台湾经济侵略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强化推行“皇民化运动”，试图从根本上遏制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因此，文化上的法西斯专制特征越来越得到强化。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身为殖民地作家的吕赫若，自然痛感于可自由发挥的文学空间实在过于狭小。再加上他从小就对音乐有着特殊的爱好，音乐天赋极高，于是在1939年到东京武野音乐学校音乐科学习声乐。
吕赫若创作的第二阶段是他在日本求学期间的1939年至1941年。这时期他在紧张繁忙的声乐学习与演出之余，仍然完成了《季节图鉴》（1939）、《蓝衣少女》（1940）、《春的呢喃》（1940）、《田园与女人》（1940）等小说。其中除了《季节图鉴》还没有被翻译成汉语、笔者尚未看到外，其他几篇初看起来，更像是随笔式的散文与单纯细致的人物素描。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含蓄细致的神韵在内。与前一阶段的创作相比，作者显然更侧重于人物内心情绪的流动与心理感受的细腻刻画。林至洁认为，这与作者直接感受到日本文坛的气氛，并深受其影响是密切相关的。林至洁：《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8页。
1942年5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吕赫若携家人赶上最后一班轮船回到台湾。从1942年到1945年台湾光复前，尽管处于日本皇民化政策的高压之下，吕赫若的文学生命仍然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他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水平也高，最集中地体现了吕赫若独特的审美情趣。仅在1942年，他就创作完成了《财子寿》、《庙庭》、《邻居》和《风水》四篇小说。这四篇作品，除《邻居》外，其他三篇均涉及家庭婚恋题材，其中《财子寿》还在次年获得了“台湾文学赏”。1943年，吕赫若又有《月夜》、《合家平安》、《石榴》和《玉兰花》等作品问世。1944年，吕赫若的创作势头虽然减弱了一些，但仍完成了《清秋》、《山川草木》、《百姓》等小说的创作。并出版了小说集《清秋》，其中收录《清秋》、《邻居》、《石榴》、《财子寿》和《合家平安》等七篇小说。这是当时台湾文学界出版的惟一一部小说集。1945年初，吕赫若被殖民当局派往台中州下谢庆农场参观，并撰写了具有“响应时局”倾向的《风头水尾》。
林至洁将这一时期看作吕赫若创作的成熟期与高峰期，并高度评价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他的描写方法及叙述风格，已不只停留于对腐败现象的片面的描述，他掌握到写实主义的精髓，经过艺术设计，透过典型人物深入复杂错综的人际关系，进而藉由人物心理变化，提出对生命的反省，对社会的批判，展现了吕赫若对事对物的不凡思考。这些小说，不仅是吕赫若个人成熟的代表作，也是台湾文学成熟期的优秀收获。”林至洁：《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9页。这样的评价是很有见地的。吕赫若在这一时期攀上创作高峰，究其原因，固然与他从事小说创作已有些时日，积累了不少实际的写作经验不无关系；另外，吕赫若在这一时期毕竟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他的生活虽然贫寒，但与前后几个阶段相比，还是要相对安定了许多。因此尽管处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下，尽管他这一时期的社会活动与舞台生涯都比较繁忙，但吕赫若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心态倒显得最为平和从容。一方面，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与社会的破败萧条，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不满和忧虑；另一方面，他本人又对这愤懑和忧虑的情感有着清醒的理性认知，因此他能够把这情绪深藏在心底，通过小说创作的形式把它升华或宣泄出来。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来说，这样一种心态恰恰是一个作家保持良好创作势头的最佳状态之一。文学创作固然离不开充沛的情感，然而过于激烈的情感、尤其是过于激烈的情绪反差，却可能给一个作家的创作心态带来破坏性影响。笔者的这一分析，也同样可以解释吕赫若在1947年以后何以会终止小说创作。
1945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和台湾的光复，吕赫若的小说创作也步入了第四个阶段。由于汉语写作的困难，吕赫若的创作暂时出现了滑坡现象。他这一时期的《故乡的战事一——改姓名》、《故乡的战事二——一个奖》和《月光光——光复以前》等，不仅篇幅短小、结构简单，而且在艺术上显得粗糙，语言也颇生涩。但这些作品不仅突显了台湾光复后吕赫若尝试用中文写作的努力，更集中体现了他对日本殖民当局的谴责和讽刺，展示了作家本人真实的思想状况。而他最后一篇小说《冬夜》，不论思想内涵的丰富含蓄，还是艺术手法的圆熟凝练，都已达到光复前他的日文小说的艺术水准。可惜二·二八事件的血腥与残暴，使得这位极具文学潜力的作家，中断了自己的创作生命。
在不到十三年的文学历程中，吕赫若一共留给我们二十六篇小说，其中日文作品二十二篇，中文作品四篇。但总起来看，笔者认为吕赫若创作历程的阶段性特征并不非常明显，不同时期的小说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这恐怕与作者文艺思想的相对稳定不无关系。他对家庭和婚恋题材的敏感，对时代剧变中小人物尤其是作为弱者和社会边缘者的女性命运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笔者认为，文学艺术对于吕赫若的意义，就好比是在黑暗沉闷的牢笼里打开的一扇天窗一样珍贵而不可缺少。通过这扇窗户，吕赫若可以暂时呼吸到新鲜清凉的空气，可以让心灵在广阔的天地里自由翱翔，他那忧闷而躁动的心灵也可以获得暂时的平静与超脱。但生性渴望自由与正义，对社会理想有着热切向往的吕赫若，已不满足于仅仅用这扇小小的窗户眺望远方的自由天空。一旦在他认为条件适宜的时候，或者他再也不能压抑住内心愤怒的烈火，甚至连文学这扇窗户也变得越来越小，眼看着要被堵死的时候，他终于要挣扎着挺身反抗了，他要冲破这人生的牢笼与社会的樊篱，实现真正的解放与自由了。
第二节 早期人生体验与家族叙事
在中国文化里，“家”可谓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国家”这一词语，最直接鲜明地体现了古人“家国同构”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