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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不独吕赫若，男性软弱者形象在台湾作家笔下是非常普遍的，并且已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在分析这一文学现象的形成原因时，台湾数百年来被异族殖民统治者所奴役的历史经验，是首先要被提及的。如有女性主义学者曾尖锐指出：“台湾历经几次殖民时期政治丕变的惨痛经验，台湾的男人失踪的失踪，留下来的则学习在噤若寒蝉的情况下求命保身。台湾的妇女面对的是传统男性权威的崩溃，她们见到的是他们的男人被有形或无形地‘阉割’。”邱贵芬：《性别／权利／殖民论述：乡土文学中的去势男人》，郑明娳主编《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7页。正是异族殖民主义的高压统治，造成了台湾“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男性的社会”，因为“台湾的男人在面对殖民者时，若非被迫放弃男性能力，便是深为‘不能’的焦虑煎熬”同①，第20页。。这样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不过，以性格软弱而著称的男性“去势”者形象，并不是台湾文学特有的现象。当我们浏览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时，不难发现男性软弱者形象家族的庞大。中国古代小说中，那些理想的男性形象大多是些温文尔雅的儒生形象，如《西厢记》里的张生、《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等，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大都有些女性化倾向。相反，那些男性特征过于突出的人物，如张飞、李逵等，往往被漫画化或丑化，而且在作品中大多是些陪衬角色。相对于西方文学而言，这又的确是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呢？说到底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的阴柔、中和特征以及个性主义价值观念的相对缺失不无关系。
中国大陆现代作家笔下的人物画廊中，男性软弱者形象也同样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如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高觉新、曹禺《雷雨》中的周萍、《北京人》中的曾文清等。不过与古代作家的审美倾向与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是，这些男性软弱者形象大都是现代作家所抨击和反思的对象。而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就激烈地抨击了生活在城市里的男性知识分子们具有一种丧失了男子气概的“阉寺性”，这与今天的一些女性主义者所说的“去势”特征是极为相似的。
但是，这类男性软弱者的形象塑造对吕赫若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就是：作者有意识地将一种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的精神，灌注到这些人物形象身上。虽然我们决不可能把作品中的人物与创作主体相提并论，但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心志的某些方面来看，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这些人物形象与作家本人的共通之处。尤其是在吕赫若的一些作品中，叙述者与男性知识分子的身份往往合二为一，那么在这些性格懦弱的男性知识者形象身上，当然也更多地投射了作家自我的痛苦心志。在这里，我们不妨以小说《庙庭》、《月夜》中的全福形象（也即叙述者“我”）为例，着重分析一下吕赫若那复杂而矛盾的痛苦心灵，以及自我谴责和批判的沉重心情。
我们看到，童年时期的翠竹简直就是“我”的保护神。她总像大姐姐一样爱护、安慰着“我”。但成年以后，当翠竹遭受着无比悲惨凄凉的命运，在本该轮到“我”挺身而出保护表妹翠竹的时候，“我”却倍感自己的无能与无力。除了廉价的同情与安慰之外，“我”实际上没有任何能力帮助翠竹。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渲染了舅舅与舅妈对“我”的格外看重与信任。在“我”回到家乡的头天晚上，母亲就向“我”转述了舅舅“无论如何”都要见“我”一面的意思，甚至在“我”回来之前的一周内，舅舅几乎天天差人来看“我”是否回来，暗示了“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而当“我”真正抵达舅舅家中的时候，舅舅与舅妈又对“我”欲言又止，使“我”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很显然，舅舅一家几乎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希望由“我”出面到翠竹丈夫家交涉一次。但不仅他们，即使是“我”自己，也大大高估了“我”的能力及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当“我”“不自量力”地承担下这一任务，带着舅父舅母的嘱托，陪着翠竹重新回到婆家之后，所做的又是什么呢？事实上还没到翠竹丈夫家，“我”就已经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无力”，甚至自己的步履比翠竹的还要疲惫。至于面对翠竹丈夫究竟该采取什么应对策略，“我”更是全无主见。
到了翠竹丈夫家后，“我”的在场不仅未能制止翠竹的被侮辱和被毒打，反而使他们对翠竹的虐待更变本加厉。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虽然“我”亲眼目睹了翠竹在丈夫家里的悲惨遭遇，还是“使尽了一切手段，极尽所能地赔礼”，目的只是要“成功地”让翠竹留在丈夫家里。“我”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向舅舅匆匆“交差”了事，并没有真正设身处地地从翠竹的角度考虑问题，完全是一种懦弱自私的心理。而通观“我”所做的一切，其实际效应不过是把翠竹这只“可怜的羔羊”再次送入虎口，除了“助纣为虐”之外没有任何正面意义。所以，当“我”如释重负般地刚刚走出翠竹丈夫家，就传来翠竹跳水自杀的呼救声。但即使在那紧急时刻，我的惟一反应竟然只是“方寸全乱”！——如此废物的表哥，要他何用！小说到此戛然而止，翠竹的悲剧命运达到了高潮，在这一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自我哀怜、自我谴责的复杂的情绪宣泄，也同样高涨到了极点。
同样，即使是像《婚约奇谈》中的春木那样的革命青年（应该说他是作者的同路人了），作者对他的讽刺也很明显。与女主人公琴琴的果敢与坚定相比，他那优柔寡断和近于迂腐的“书呆子”性格可谓暴露无遗；而在《山川草木》中，相对于宝莲的沉着冷静与果敢坚毅，作为旁观者的叙述者“我”，则显得是那样地缺乏胆识和眼光；即使是《清秋》中的耀勋这一人物形象也是如此，在他那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性格背后，隐含着的不正是作家本人无力匡正时局、改变当时豺狼当道、几近疯狂之社会的痛苦心志吗？这样一种清醒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精神，这样一种自我哀怜的复杂情绪，在殖民高压的“皇民化”时期显得是如此高洁清远，却又是那样的沉重与无奈！
第七章 叛逆者的陨落
台湾光复以后，吕赫若也和广大台湾人民一道经历了由兴奋、满怀期待到彻底失望、悲愤异常的情感历程。正是在二·二八事件的劫难中，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中，吕赫若决绝地走上了一条以身殉道的不归路，年仅三十八岁就喋血鹿窟。他以热血和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与尊严，也表达了对新生的红色中国的向往。
第一节 台湾光复后的吕赫若及其创作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败，实现了广大台湾人民压抑在心底的回归祖国的愿望，但是，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却是物价飞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与专制暴行，给台湾民众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身心伤害，也使不少台湾民众的“祖国认同”意识遭受严重挫折。吕赫若与广大台湾人民一道承受着苦难、不幸，并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他的个人命运与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起沉浮。而他光复以后的小说创作，则不仅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沧桑与不幸，也是其痛苦心志的真实写照。
一、光复后的台湾社会与吕赫若的文化活动
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宝岛台湾又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吕赫若和广大台湾人民一起欢呼雀跃。据吕的日本友人池田敏雄记载，他在1945年10月初见到吕赫若时，曾见其“正陶醉于亢奋中，与过去的他大为不同”转引自林至洁辑：《吕赫若创作年表》，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04页。。——如果我们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稍加了解，便可以知道吕赫若的这种“亢奋”绝非他一人所独有，而是一种共同的时代情绪氛围。据说在1945年10月17日，中国军队在基隆登陆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台湾民众涌向街头，“箪食壶浆，以表欢迎。”而当来自祖国大陆的国民党部队从基隆火车站登上开往台北的专列时，欢迎的群众竟从基隆一直排到台北火车站。在台北，则有三十万当地群众夹道欢迎代表着国民政府和祖国大陆的国民党部队。试想一下，那该是何其壮观热烈的场面。它充分表达了台湾人民从殖民镣铐中解放出来后，回归祖国的欣喜、兴奋之情。
这样一种情感的产生与爆发决不是偶然的。为着反抗日本殖民当局的暴政与压迫，台湾人民付出了先后牺牲五十多万人的代价。台湾光复以后，广大台湾人民是怀着一种“再生感”的喜悦回归到祖国怀抱的。“因为头脑中有‘祖国的形象’作为精神支柱。这个精神支柱，就是中华民族魂。”周青：《从乡土文学窥视“台湾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台湾研究文集》，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当时“从殖民主义地狱重生回来的台湾同胞绝大部分人是从没见过母亲的脸。但相信母亲会给儿女们以深情的母爱，以无限的温暖，会以此来抚慰儿女们50年来失去母亲的悲惨和伤痛，给儿女们以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同①，第210页。当时有一副对联：“喜离凄风苦雨景/快睹青天白日旗”，形象地反映了台湾人民对当时代表着祖国大陆的国民党政府的殷殷期待之情。这种期待与向往之情，同样也是吕赫若所具有的；他当时做得更多的，就是以实际行动欢迎祖国大陆的接收。这从他积极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一事就可以看得出来。所谓“三青团”，是由一些富有政治热情、同时对国民党的真实面目缺乏了解的一批台湾青年，为迎接当时代表着祖国大陆的国民党政府的接收而组织起来的，这一组织后来被陈仪当局解散。吕赫若曾担任过三青团台中市筹备处的“总务股长”等职务，为三青团的筹组做了许多具体而烦琐的事物性工作。
与此同时，吕赫若的个人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日本宣布投降后，吕赫若很快回到台北，并从撤回台湾的一个日本人手中买到一套颇为宽敞的房子，使自己拥有了一间独立的书房。他还以十几两黄金的价格购置了一架二手钢琴。这对一向处于贫寒之中的吕赫若来说，实在属于奢侈品了。对于社会活动，吕赫若更是一改过去面对殖民当局高压政策的消极怠工、阳奉阴违的抗拒策略，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各种社会活动和台湾重建的伟大工作之中。可以说，自台湾光复到鹿窟遇难这段时期，是吕赫若一生当中最为活跃与繁忙的时期。他曾担任建国中学、北一女中等学校教职，又涉足新闻界，进入《自由报》、《人民导报》等报社担任记者。从有限的资料来看，1945年8月至二·二八事件前的吕赫若，曾一度成为台北文化圈内最活跃的人物之一。而那一时期也可谓是吕赫若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时期，他是带着一种从日本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的轻松与喜悦，一种回归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怀抱的欣喜与鼓舞情绪，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
但是国民党接收台湾后的一系列政策，却实在是伤透了包括吕赫若在内的广大台湾同胞的心。尤其是当时“接收大员”们的所作所为及不可救药的官吏腐败，很快让广大台湾同胞从欣喜兴奋的情绪高峰，跌到了失望与愤怒的谷底，使他们发出了“忍辱包羞五十年，今朝光复转凄然”的悲叹。叶荣钟：《小屋大车集》，（台中）中央书局1977年版，第24页。
这些“接收大员”们接收了绝大多数的台湾产业与土地资源，然而他们却利用自己的特权鱼肉百姓，中饱私囊，再加上一些国民党特务和社会渣滓分子从大陆赶到台湾后浑水摸鱼、大肆贪污枉法、坑蒙拐骗、欺压百姓，终于导致了广大民众怨声载道。接收大员们在祖国大陆上演的一幕幕“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位子、女子）的丑剧，在台湾岛上更愈演愈烈，难怪台湾民间曾将国民党的接收谑称为“劫收”。吕赫若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冬夜》中的男主人公郭钦明，尽管作者没有明确标示其身份，但从他整日出入于灯红酒绿之中的生活方式、花钱如流水的消费水平、以及“很爱娇地讲着一口似乎来台以后才学习的本地话”来看，他也很可能是国民党派往台湾的“接收大员”们中的一个。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人，一方面口口声声地宣称：“要救了被日本帝国主义残摧的人，这是我的任务。我爱着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过的台胞，救了台胞，我是为台湾服务的。”另一方面却疯狂地掠夺、霸占着台湾人民的财产，半是强迫半是欺骗性地占有了台湾女性彩凤，然后又残忍地将其抛弃，使其陷入到孤助无援的人生困境中；也恰恰是他，硬是把梅毒传染给了彩凤。这个自诩“为台湾服务”的郭钦明，却被深受其害的台湾百姓彩凤称之为“鬼”和“怪物”，实在是最辛辣的讽刺。
国民党政府沿袭了日据时期殖民政府的集权统治制度，不过是将日本殖民政府的总督府改为“台湾省行政长官总署”罢了。“行政长官总署”拥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各项大权，完全是日治时代“总督府”的翻版。为了控制居民，还把日本殖民者的“保甲制度”换个“邻里制度”的名目照搬下来；同时又把他们在大陆的那一套特务系统全盘搬到台湾。刚刚从日本殖民高压统治中解脱出来的台湾人民，怎么也没想到又沦为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奴役对象。在经济方面，由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剥削和滥发台币，物价一涨再涨，光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单是米价就涨了四百多倍。台湾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另外，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人民严重歧视，他们霸占了几乎所有政府部门和各种权力机关的高级职位，与台湾当地人实行同工不同酬的歧视性政策。他们还在台湾当地百姓面前以“征服者”自居，动辄以“殖民遗毒”嘲弄、侮辱当地百姓。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外省人与当地群众之间的族群裂痕，为社会骚乱埋下了隐患。社会矛盾已达到一触即发的严峻程度，社会动荡已是早晚的事情。
1947年2月27日傍晚，国民党专卖局台北分局的六名缉私员，在台北市太平路（今延平北路）一带，查获林姓寡妇正在贩卖私烟，查缉员不仅要没收林妇烟摊上的所有香烟，还欲将其身上的金钱如数搜缴。林妇苦苦哀求，查缉员竟以枪管猛击林妇头部，林妇当即晕倒在地。围观群众群情激昂，查缉员向围观群众开枪示威，不幸射中一名围观市民，送医院后不治身亡。消息传开后，民众更加愤怒。28日上午，群众自发组织到专卖局抗议，在失控的情绪状态下，有人冲入机关内部与公职人员发生争执，打伤三名职员（一说死亡一人），并焚烧办公文卷及器具；下午，更有群众集结在行政长官总署前示威请愿。宪兵竟然用机枪向群众扫射，致使数十人伤亡。至此，局面已一发而不可收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社会骚乱也迅速遍及全岛。从2月底到3月初，台湾各地都发生了本地群众冲击警察局、殴打大陆人的事件。还有人组织民兵等临时队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当时有些亲日分子公然要使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在台湾复活，再加上谣言四起、少数不法分子趁机作乱，应当承认，不少无辜的大陆来岛的普通百姓都受到了伤害。
但是，到3月8日国民党军队二十一师进入台湾之前，骚乱事件已大致平息。事实上早在3月1日，在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应允下，已经由民意代表组织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会一方面与政府谈判，要求取消戒严令、改革台湾省政，一方面则呼吁民众保持克制，不要殴打外省人。然而，就在整个事态正朝着有序健康的轨道发展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却悍然派兵进驻台湾。原来早在3月5日，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一方面与民意代表虚与委蛇，宣称政府会接受任何批评意见，积极改进政治，一面却背地里频频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