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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斗争的感召，理论战线的探讨，把沫若从纯文艺活动中解放出来了，原来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他，如今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个性和自由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和自由，实在未免出于僭妄；似乎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争回大众的个性与自由，这才合乎情理。这时候，熟悉郭沫若的人都说他变了，变在哪里呢？这期间与他朝夕相处的周全平，说他“渐渐变成现实的了”。①这个变化不仅标志着郭沫若个人的转向，同时也表示了创造社的转向。
①仿吾：《上海滩上》，1926年《洪水》半月刊第2卷第1期。
正是以这种新的思想和姿态，沫若带领一批年轻的创造社成员，在上海滩奋勇开辟新阵地。他将《聂荌》和以前写的同类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连同《文艺论集》以及周全平的《梦里的微笑》，一起用来与光华书局作为互惠的条件，促使对方同意为创造社出一个定期刊物。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画着一个奇怪的封面的洪水半月刊创刊号陈列在四马路的书肆里了。这奇怪的封面和封面里面的一些新的人名使上海的读者们吃了一惊。于是洪水便缓缓地从上海而泛滥到各处了。”①《洪水》半月刊实际上是《洪水》周刊的复活，主要由周全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柯仲平、邱韵铎、成绍宗、梁预人等经办。为了和创造社原来的成员有所区别，一般都习惯地把这些新近加入创造社的年轻人叫做“小伙计”。除此之外，郭沫若还拉漆树芬和蒋光慈参加了创造社。“小伙计”们虎虎有生气，把《洪水》办得很有特色，从内容来说虽然没有一个标准的主义，但是一贯倾向社会主义和尊重青年的热情，显示了年轻人的率直。沫若更把《洪水》当作与国家主义派展开论战的重要阵地，后来收集在《盲肠炎》一书中的文章，大都在这里发表过。有郭沫若在继续为创造社撑大旗，有一群“小伙计”共同努力，中期创造社的勃兴便由此开始。
①全平：《关于这一周年的洪水》，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这时，沫若越来越认清了文学与革命的不可分割性，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二六年三月二日，他在《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公开号召：
朋友们哟，和我表同情的朋友们哟！我们现在是应该觉悟的时候了！我们既要从事于文艺，那就应该把时代的精神和自己的态度拿稳。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我在这儿敢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一句话。文章在《洪水》上刊载出来后，很快有人投书编辑部，热烈欢呼沫若“‘斩钉截铁’的高举起第四阶级文学的鲜红旗帜”，诚恳地表示愿站在这面旗帜下做“一个小卒”。①同情和拥护创造社的青年人日益增多，创造社自身亦感到需要进一步发展，尤其应当成立自己的出版部。达夫主张最力，沫若亦很同意。经过一番酝酿，由周全平拟订了具体计划，决定采取募股的办法，小至五元一股，大至五十元一股。这个消息一见报，远近的青年翕然响应，连一些中学生也省下了零用钱来认股。《创造社出版部章程》规定：“本部组织之目的在打破出版界恶习，谋社内外优良刊物发行之便利。”这不是一个商业化的书局，而是读者和作家的公开的合作机关。该部设股东会、理事会和监察员会，由郭沫若出任理事会主席，成仿吾任会计兼总务，郁达夫、周全平等为理事。②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正式开张，后来还在广州、武昌、扬州、长沙以及日本设立分部。不过这时候，沫若已经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了。
①李翔梧：《沫若，我要站在你的旗帜之下》，1926年《洪水》半月刊第11、12期合刊。
②《创造社出版部章程》、《总部第一届理事名录》，均见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十五
向来喜爱文艺的郭沫若，竟与教育也有一定的缘分。别的不说，单在上海，先后就有好几所大学邀请他任教。
一九二五年四月，沫若应聘去大夏大学任讲师，教《文学概论》，每星期两节课。报酬虽然微薄，不过并没影响他热心教学的情绪，他很想乘这个机会认真钻研一下，把平时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直感，结合近代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来一个升华，以求得系统的理性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有独到见解的“文艺的科学”。为此需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但他无钱购买，连图书馆都没有的大夏大学当然也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只好远道去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借阅或立读。这个特别的顾客，一开始就得到了店主内山完造（1885—1959）的多多关照，日后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并经内山介绍，与日本大众文学作家村松梢风有过一段交往。
沫若常常从环龙路寓所乘黄包车赶到学校——严格说，这哪儿是什么学校，只不过是校方借来开散学的一座旧公馆。他在教室不象教室、礼堂又不象礼堂的房间里上课，从文学的胎元形态入手，寻求出“文学的原始细胞”，即纯粹的情绪世界。他举出了实例加以说明：当初幼小的和儿看见迷人的博多湾和可爱的月亮，总要反复呼唤：“呵，海！呵，海！呵，海！呵，月亮！呵，月亮！呵，月亮！”这可以说是表现了儿童的情绪世界的诗，由此才引出了沫若自己的诗《新月与晴海》：“儿见新月，遥指天空；知我儿魂已飞去，游戏广寒宫。儿见晴海，儿学海号；知我儿心正飘荡，血随海浪潮。”两相比较，形式上后者比前者复杂，但节奏完全一样，只是字里行间所表现的情绪明朗化了。然后沫若又以这“文学的原始细胞”为对象，进一步分析研究文学的创作过程、感应过程和进化过程，从而构成文艺总论；再在总论的基础上，按诗歌、小说、戏剧讲述分论。这样丰富的内容可惜还没讲到一半，由于“五卅”运动学生参加罢课而终止。以后沫若不愿继续受聘，他将讲课的部分内容整理成《文学的本质》和《论节奏》两篇文章，公开发表在《学艺》等杂志上。
《学艺》是中华学艺社的刊物，郭沫若系该社成员，曾被委任为总事务所编辑科干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间，他还应邀担任了学艺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八月学艺大学正式成立，他受聘为文科主任兼教授，并主持学艺图书馆工作。但终因与董事林骙、教员曾琦等人的矛盾，而于年底辞掉了该校的职务。
没想到上次晤面后不久即奔赴广州工作的瞿秋白，已经向广东大学推荐了郭沫若。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大学寄来了聘书，请沫若去担任文科学长。乌烟瘴气的上海当然不值得留恋，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广东的确令人神往，这是沫若“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的地方”，便立即回信表示接受邀请，并要求添聘郁达夫和王独清，结果达夫被聘为英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独清为文科教授，还有先期到达广州的仿吾已在做文科兼预科教授。老朋友们将重新并肩战斗在一起，沫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在胸中勾画着新的蓝图。
三月十八日，沫若将家眷以及创造社的事务都托付给周全平，即与郁达夫和王独清乘“新华”轮由水路南下，二十三日早晨安抵广州。不料途中方五日，从北到南竟发生了两大令人震惊的事件：启程之日，段祺瑞在北京残酷镇压集会反对日本干涉我国内政的学生，酿成了“三·一八”惨案；第三天，蒋介石在广东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而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制造了“三·二○”事件。沫若到达广东时，羊城还处在“三·二○”戒严期中，市面上的气氛有些紧张，来码头迎接的仿吾赶忙将这儿的现状告诉了他。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一同来到林祖涵（伯渠，1885—1960）家接洽，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毛润芝（泽东，1893—1976）。与这位久仰大名的文学家见面，润芝显得分外高兴。“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这便是毛润芝初次留给郭沫若的印象，但不知他有否察觉，面前的这位大诗人耳朵相当背，当他低声介绍广东和全国革命运动情况时，诗人只听清楚了两三成。
林祖涵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平时对广东大学的工作非常关心。他把郭沫若等人引进广东大学，学校已经开学。三月二十七日，沫若即参加了第七十二次校务会议，讨论筹备中山大学委员会等事宜。为了纪念孙中山，广东大学拟改名中山大学。学生们获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不远千里南来，都已先后到校就职，深感荣幸，特发起于星期天（三月二十八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处于大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大学，对国内外重大政治斗争非常敏感。三月三十日上午举行追悼北京“三·一八”惨案殉难烈士大会，由学生会临时常务委员会主席毕磊主持。沫若应邀赴会，并发表了演说。他想起，孙中山当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演说，就是在广东大学钟楼礼堂作的。眼前痛悼烈士的哭声，讨伐刽子手的口号声，震得钟楼都要爆炸了。不过他很清醒、沉着，几天来痛定思痛，硬将那火山熔岩似的诗人气质蕴藏在心底，奉劝大家追悼烈士不应只悲哀痛哭，要积极地、坚决地负起他们所未完的使命，尤其是必须从中引出教训。他在演说的末了强调指出：
故此次所得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今后要一致向前革命，不要作无谓的内讧和意气的争闹，我们今后要两手向外打，不要右手打左手，也不要左手打右手！第二为促成北伐。我们要知道中国这个局面，单打倒一两个军阀或帝国主义者无用的。我们要根本推翻一切恶势力，彻底改造！那末，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可！现在为与北京诸烈士报仇及消灭弥漫北京一切恶势力起见，更要请国民政府早早出兵北伐，为民请命，打进北京，夺回一切政权，交还人民。这就是今天追悼北京诸烈士最大的意义！①
①《郭沫若先生演说词》，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1926年8月印行的《国立广东大学演讲集》第2集。
广东大学自成立以来已越两载，学生们对学校有许多不满意之处：特别是文科学院的学生更觉得系科办得暗淡无色，课程凌乱杂沓，中学之科目竟入大学课堂滥竽充数，讲授者亦复笑话百出。学生们早就热切期待有一个彻底的改革，好不容易盼来了郭沫若学长，敢于当机立断，坚决支持他们的正当要求。可惜沫若上任时，课程早已排定，欲改无从，且一时难以撤换不称职的教师，本想等到暑假过后再作大变动，然而眼看学生要求愈益强烈，刻不容缓，便立即与校长褚民谊商妥，于四月二十日贴出布告，准许学生重新自由改选科目，就其所满意的教师听课。学生们感到“法良意美，无逾于此”，而以教育学系主任黄希声为首的一批教师却觉得人格受了侮辱，他们串联了部分文科教授和讲师，于次日宣布罢课，同时书面呈请校长罢斥郭沫若。他们还虚张声势，将呈文交《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并上书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到处起哄鼓噪。沫若知道这些人的底细，他们大都属于前任校长邹鲁留用的清末举人和贡生，也有一些是不学无术的“假洋鬼子”，在学生们的眼中，这些八股先生和基督教徒虽一中一西，但都是“饭桶”。由这样的人执教，学校怎么能有生气？现在他们既然跳了出来恶意诬告，沫若当然不甘示弱，他在致校长信中针锋相对，详细陈述了自己的心曲：
沫若此次奉命来粤，非为素餐而来，力虽棉薄，对于教务之革新，颇思效命。乃该教员等早含敌意，故为刁难，每有施设，动辄掣肘，今复小题大做，任意捏诬，……沫若视该教员等之行为，实欲为国家前途痛哭。夫以师长之资，乃为青年所不容，且复任意罢课，牺牲学生之光阴而不顾，所谓蔑视校章、捣乱学程，实属莫此为之。……
沫若行事，以校长为依归，以学生为本位，以良心为指导，自信毫无恣肆。乃该教员等竟以罢课要挟，致激成学生之风潮，咎有攸归，责无旁贷。该教员等捏诬捣乱之行为，应请校长予以相当之处分。至于沫若本身，如经校长认为有失当之处，沫若当引咎辞职，以谢罪于全校。①
①见《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1926年4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
绝大多数学生都支持郭沫若，明确表示“我们对于郭学长改革学校的热忱，是抱有无限的同情与希望的，不料我们的希望尚未达到时，就又有风波发生了”，这“实际上是给文科数百同学之热烈的希望上一个大打击，亦即是文科改革进行上一个大阻碍”。①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文科本科学生和预科学生同时组织了革新委员会，公开发表宣言，开展择师运动，呼吁广大教职员及同学“驱逐为饭碗而鼓动罢课之不良教员，拥护褚校长郭学长及其改革计划，奋斗到底，反对妥协”②。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力量为主体的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也召开了党员大会，一致通过了四条决议：援助文科同学的择师运动，拥护为学生谋利益的褚校长和郭学长，拥护褚校长、郭学长改革文科的计划，全校普遍开展择师运动。这样，部分“饭桶教师”的闹事，反而促成了全校规模的大风潮，结果郭沫若不但没有倒，而且赢得了更高的声誉，倒是黄希声等十五人遭到了辞退。
①《文科全体学生宣言》，见《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
②宣言全文见1926年4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
斗争风浪使沫若和青年们的友谊更加深厚了，他经常发表演说，指导他们正确处理革命和读书的关系。根据广东大学的现状，他把当时的学生分为革命的、读书的、不革命又不读书的、专假借革命的名义以出风头的四类，热情鼓励“革命者必发愤读书”，努力唤醒“不革命的老气横秋者”，而主张打倒“那班专出风头者”。学生们毕业之际，他又殷切嘱咐他们踏上社会后，“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不能忘了自己所负的责任。①
担任文科学长不到一个学期的郭沫若，已经充分表现出他的办学才干和魄力，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当时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各科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②实际上这也是广东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对郭沫若所做的鉴定。
在广州的日日夜夜里，沫若虽然主要忙于总揽教务，但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以及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是多方面的：
曾与毛泽东应邀同赴东山青年会演讲，痛斥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马伯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诋毁。
①《郭沫若先生五四纪念日在本校演讲词》、《郭沫若先生在本校高师部十五年班毕业典礼会演讲词》：均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1926年8月印行的《国立广东大学演讲集》第2集。
②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26年6月印行的《党务月报》第2期。
应毛泽东之邀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担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在广东大学主持欢迎中华全国工农代表团大会，首次与刘少奇（1898—1969）晤面。
与来广东大学演讲的周恩来（1898—1976）第一次相晤，屡次一同应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择生，1895—1931）之邀，参加讨论、拟订政治部工作方案。
出席由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并演讲。与彭湃（1896—1929）、苏兆征（1885—1929）、彭述之（1875—1956）等人相晤。
赴青年会观看由何香凝（1878—1972）领导的血花剧社演出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首次与邵力子（1881—1967）晤面。
与陈启修等发起组织四川革命同志会，被推为该会执行委员、出版部委员长，主编会刊《鹃血》。
从报上获悉段祺瑞政府通缉文化教育界人士，鲁迅亦被列于黑名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