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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一名心腹，即安庆电报局长，探听到了原来种种惨案均系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最后一层面纱被揭开了，三月二十四日，沫若怀着异常愤慨的心情离开了蒋介石，他一定要用笔向民众揭露自己所了解的种种内幕。
其间，为了拉拢郭沫若，蒋介石也曾耍尽手腕。他秘密地委任沫若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并一再表示：“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三月十五日在南昌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声音不够大，还特地选中了郭沫若做他的传声筒。最后当沫若向他透露了要走的意思时，平日很少露出笑容的总司令，突然显得可亲起来，连声说：“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现在我要到南京，你过两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后，长江六省的政权就请你负责。”沫若却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只能做做文章、搞搞宣传。”①蒋介石依然不肯放松，“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沫若自然不会真的答应他，只是独自在心里盘算着出走的计划。
①阳翰笙等：《谈郭沫若研究》，《抗战文艺研究》1984年第1期。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
总政治部派郭沫若往沪组分部，郭定有（念五）日起程。
实际上没有这样顺利。蒋介石虽已先期赶赴长江下游地区，但他留下了参谋长在监视郭沫若，总政治部周围布满他们的喽啰。沫若冒着风险去游说李宗仁（1890—1969），鼓动他在安庆举起反蒋的旗帜，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无奈对方优柔寡断，不能成事。如果这时总政治部有相当的武装力量，即使是一连人，沫若一定会亲自举事，遗憾的是现在他手中只掌握两支驳壳枪。
反蒋的风声已经走漏，必须火速离开安庆。沫若改装并化名“高浩然”，假充第三军参谋，由水路辗转来到南昌，借住在第二十军党代表朱德（1886—1976）家中。三月三十一日，就在这东湖边上花园角二号，他躲进一间光线不十分充足的房间里，奋笔疾书，草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历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号召广大民众擦亮眼睛起来反蒋：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这篇檄文正好与当时听说即将发布的武汉中央政府免除蒋介石职务的命令紧相配合。脱稿后沫若即装入信封，在上面划了“·十·十·十”字样，以标明这是紧急军事文书，派机要交通员专程送到武汉，不久即在《中央日报》副刊上面世。①同时他也在江西印成了小册子广为散发。人们争相传阅，雄文犹如震天的号角，唤醒了千百万群众投入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一两天后，他又写了一篇《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偏重在理论上阐述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
①1984年9月8日笔者访问黄慕兰谈话记录。
在南昌的四天中，沫若目睹革命民众活捉伪省党部的反动分子，并且曾亲自挎着驳壳枪，参加去捕捉伪财政厅长，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强烈的革命刺激，使他亢奋不已。可是到了九江后，他才知道国民党中央还在一味与蒋介石妥协调和，连邓演达也居然责备他公开反蒋，诗人多愁善感的气质，不免又陷入了深沉的苦闷之中。叶落而知秋深，四月四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着：
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总觉得有种螳臂当车的感觉。此次的结果或许是使我永远成为文学家的机缘，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职业可以罢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罢免的。……我好象从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抛撇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
这时邓演达在武汉频频催促沫若奔赴上海开展工作，沫若无可奈何，只得服从命令。当他乘坐的小船途经石头城时，只见江岸士兵林立，空中旗帜飘扬，显然是在迎接蒋介石“登基”；远处一艘艘日本军舰在往上游航行，大概是去威胁武汉。顶着这股席卷而来的黑色风暴，沫若挺立船头自言自语道：“风哟，你能摇动我的船，不能摇动我的心！纵使是樯摧舵折，我也要向前迈进。”途中闻讯，派往上海工作的政治部部分成员已经到达目的地，并且在报上公布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上海分部通告》，表明该分部已正式成立，不幸的是，很快遭到了心狠手毒的蒋介石的查封，十九名工作人员被逮捕。沫若心急火燎地写信给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请求他营救被拘留的同志们，说：“务望设法，或由兄出名，或另托沪上友人具保，使他们早日免掉缧绁之苦，则不啻感同身受也。”①
①关山笛：《郭沫若与刘海粟》，《文化与生活》1983年第3期。
待到沫若秘密抵达上海时，已是四月十四日。这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三天，尽管是晴天，阳光却显得白惨惨的，街头白色恐怖的气氛尚未消尽。打扮成绅士模样的沫若，混杂在栖栖遑遑的人群中闪进内山书店，与李一氓等人接上头。当晚听周恩来介绍了上海的情况，觉得在这里已经没有可以公开工作的余地，在征得恩来的同意后，于次日又离沪赴武汉，准备去与邓演达等人商讨如何组织力量打倒蒋介石。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国日报》上出现了一条题为《郭沫若之私事·如此而已》的报道，胡诌“郭沫若第二妻日妇，向郭索损害赔偿费，郭惧，携妾避匿”。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竟被化成如此这般的桃色新闻，真是可笑的杰作！
许多人都以为郭沫若大半在上海遇难了，没想到他又好端端地回到了武汉，而且正赶上第二次北伐。鉴于奉军南下，步步进逼武胜关，武汉政府不得不先起兵北伐张作霖（1875—1928），然后再回师东征蒋介石。此次军事部署以唐生智（1889—1970）和张发奎（1896—1980）为主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郭沫若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与李一氓等人暂时留守武汉。四月底送走了出征的十万大军，帝国主义者威胁性的挑衅便一天紧似一天，在武昌和汉口的江面上，时常陈列着四五十艘外国炮舰；同时四川的军阀又乘机东下，宜昌的夏斗寅和长沙的何键、许克祥相继叛变，因此武汉的局面一度岌岌可危。沫若不断收到被蒋介石“清党”逼到这儿来的进步青年们寄来的信，他们本以为这革命的新都一定是理想的王国，怎么也不会想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衮衮诸公已经越来越脱离民众，已经难于稳住革命的局势了，连沫若也在想：早晓得武汉成了这种样子，真不该跑回来，留在上海即使做一匹文氓都比现在好得多。失望象一张大网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自己，他常常望着黄鹤楼下的江水出神，心中每每生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慨。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他颇为气愤地说：
潮头现在快要跌落到水平线下了。现在的所谓“领袖”们，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民众，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政治工作。天天在喊铲除贪官污吏，我们的“领袖”们那一个不是新的贪官污吏？天天在喊铲除土豪劣绅，我们的“领袖”们那一个没有和土豪劣绅勾结？民众现在成了革命底仇敌了。民众一提出要求，便说是甚么“幼稚”，甚么“过火”。几位投机的所谓“领袖”，被一些旧军阀底残余挟持着，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了。①
①原信是写给黄慕兰的，后录入小说《骑士》中。黄时任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
第二次北伐的主要战场在河南，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打败了张作霖。六月初旬，沫若往郑州慰劳前线将士。在军人们企图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民众换来光明前途的高涨的革命热情中，沫若是有所感动的，不过他心中总在嘀咕：先打河南是犯了战略性错误，应当乘南京政府尚未稳定之际，先挥师征讨蒋介石。在军民联欢大会上，他发表了鼓动军心的讲话，与大家一起议决：通电请求国民政府肃清河南土匪及军阀余孽的同时，立即讨伐蒋介石。
六月中旬，北伐军班师武汉，沫若亦与一直在前线督战的邓演达同车回到武汉，两人一同住在汉口黄陂路的一幢房子里，对面的楼上架着机关枪在暗暗监视着总政治部主任。沫若见演达深居简出，苦闷得沉默无言，心中自然有数，这是因为极度不满意武汉政府的现状，尤其对于汪精卫（1883—1944）突然趋向反共更为愤慨，为此邓、汪两人曾发生过几次剧烈的争执：汪坚决主张反共，邓执意仍与共产党合作。几天后的一个夜里，邓演达终于悄悄地离开武汉去莫斯科了。不久，沫若从他的秘书手中接到一封他留下的信，写得十分沉痛。沫若何尝不是跟他一样，郁积着满腔的悲愤。回想起他出走之前，差不多整天都不下楼，清晨和黄昏时分，只听得他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的沉重的脚步声，沫若仿佛觉得一脚一脚都踩在自己的心窝里。现在捧着战友洒满辛酸泪的手书，他重新思考了今后的道路：武汉政府将何去何从，一时尚难断定，如果它真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流合污，那么自己又该怎么办呢？他的心在痛苦地战栗。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了一条新闻，题名《郭沫若将膺新命》，云：
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业已编制就绪，昨经政治委员会议决：任令郭沫若为该军副党代表云。
其实郭沫若还同时兼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该军总指挥是张发奎，由于他在第二次北伐中有功，因而得以升任此职。七月上旬的一天，沫若在武昌旧督军公署参加张发奎就职典礼。会上，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致训词，指手画脚，拿腔拿调，借题大骂共产党，脸上充满了杀气。接着孙科（1891—1973）代表国民政府致训词，别有用心地将“联共”篡改为“容共”，谁都知道“容共”实际上已成为“反共”的同义词。当时叶挺镇定自若地留心听着；贺龙（1896—1969）听得忍无可忍时就做个鬼脸；郭沫若却很潇洒地在读壁上的标语，从这条到那条，往返重读着，对汪精卫之流的训话听而不闻，但他心里明白：这又是一个信号！
武汉的时局每况愈下，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竟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从此“宁汉合流”。沫若密切注视着这一切，觉得事态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明朗。七月底他随张发奎所部来到九江，住在鄱阳湖烟水亭内。这时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人正在庐山开会，密令缉拿共产党员、群众运动领袖和各方面进步人士。眼看共产党的许多负责人都往南昌汇集，沫若便向中共九江市委负责人也表达了愿往南昌去的意图，党组织劝他不用急，且看看再说。不过，他已经预感到将有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来临，他渴望入列，他引领待命。
十七
果然，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云集在南昌的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北伐军中受共产党影响的三万余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新纪元。枪声在召唤郭沫若。三日，他与张发奎商定解散了政治部，张发奎邀请他同往日本去，他谢绝了，而决定与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等人奔赴南昌。当晚，他们乘坐两辆手摇车急匆匆地上了路。黑夜如漆，不见星月，沫若的意念中却似有一颗“北斗星”当头闪耀着，为他清楚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以往的惆怅、悲愤一扫而光。他的胸膛里吸满了清新的空气，感到十分熨贴、舒畅。他无声地笑了，尽管黑暗中潜伏着万般险恶，但他正在一步步地接近那举起了革命红旗的圣地。
第二天早晨过了德安，他们在南浔路上继续前进。铁轨闪亮、坦荡，南风馥郁、沁凉，田园青翠、妩媚，一路上总还顺当。可是到了九江和南昌中途的涂家埠车站，突然遭到由南昌败下阵来的敌军散兵的打劫，顿时乱拳飞腿交加，把沫若从月台打下轨道，又拉上月台打倒在地，扭断腰间皮带抢走了手枪，连衣服和日记本都被掳光。同车的李一氓，也被踢伤在候车室里。待散兵走后，他们挣扎着爬起身来，与后到而幸免于难的阳翰笙、梅龚彬会齐，重新登上征程。笑谈此次遇险，戏言谑语不绝于口，居然七嘴八舌地凑了一副对联，是沫若出的上联，叫做“郭主任背腹面受敌”；翰笙等人马上交口对出下联，乃曰“李秘书上中下俱伤”。①大家哈哈大笑。
①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傍晚赶到赣江边，隔江可以望见南昌城，糟糕的是恰逢大雨滂沱，江水猛涨了两三尺，茫茫江面上不见一只船影。众人徘徊、焦急，一筹莫展。沫若提议：“凫水过去。”凫水？谈何容易，一氓、龚彬都是旱鸭子，翰笙也只会狗爬式，这么宽的江面，波涛翻滚，怎么过得去？沫若略加思索，决定先和翰笙泅渡过江，然后再来接余下的同志。他鼓励翰笙说：“你大胆地跟着好了，在我旁边，游不动时我拖你一下。”正当他们准备脱衣下水时，对面开来了一只小船，上面有人在招呼：“哪一位是郭沫若同志？我们是贺龙贺总司令派来的，请你们过江。”原来是，沫若在涂家埠车站时，曾挂电话请牛行车站通知了南昌。①
①阳翰笙等：《谈郭沫若研究》
沫若一行于夜半时分安抵南昌，在起义军军部与贺龙、周恩来等人重逢，彼此紧紧拥抱，显得格外亲切。沫若笑谈途中狼狈情景，众人即表深切慰问，贺龙、恩来各赠以军服和内衣。这时沫若才了解到“八一”起义的详情，知道自己不仅忝与宋庆龄（1893—1981）、邓演达、谭平山（1886—1956）、贺龙、恽代英等同被列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同时还被委任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由于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在调兵遣将包围南昌，起义部队已决定撤离此地，取道赣东过福建入潮梅，再经海陆丰直取广州，仍以东江为基地，重新组织力量，待机再度北伐。军情急如火，大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沫若连稍事休息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带着疼痛、疲乏的身躯和充满幸福的心情，甜甜美美地睡了一夜。
五日清晨，沫若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在起义部队进军广州誓师大会上，会后即与周恩来、贺龙、恽代英、谭平山、张国涛（1897—1979）、李立三（1899—1967）、吴玉章（1878—1966）、林祖涵等率大军离开南昌，冒着烈日溽暑，浩浩荡荡地向南方进发。火伞一般的骄阳当空照，咸滋滋的汗水流在伤口上，麻辣辣的，而沫若并不怎么介意。他一面走，一面吟着自己新做的诗，有时也和战士们一起高唱《大军进行曲》和《少年先锋歌》：“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绵绵山路和持续高温增加了行军的艰难，这就更需要宣传鼓动。部队在临川休整四天，加强了军内外的政治宣传工作；一场夜雨带来的清凉，也使士气高昂了不少。当队伍在细雨濛濛中继续前进时，沫若的口中又吐出了新篇：
夜雨落临川，军书汗马还。
一声传令笛，铁甲满关山。①
①见萧克主编：《南昌起义》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
蒋介石探得起义部队麾头所向，急令盘踞两广的李济琛（1886—1959）设法堵截。李部倾巢而出，兵分三路，分别以黄绍竑（1895—1966）、钱大钧、范石生为总指挥。起义部队过宜黄、广昌、宁都、石城，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待到壬田时，才第一次与敌军接触，初战很快告捷。我军尾随敌后，于二十七日一举攻占瑞金县城，逼得敌军主力退至会昌。沫若白天忙着召开祝捷会，晚上还要协助举行提灯会，在这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他听说孙中山当年北伐时也曾在此驻军一个多月，因而更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重大。
会昌之战是南征途中的一场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