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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沫若的译著《浮士德》第一部问世。仿吾登门祝贺，安娜特地买来寿司请大家吃，以示庆贺，孩子们皆大欢喜。三日，沫若遴选了一本《浮士德》，用钢笔在扉页上题着：
Anna：
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
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M．K．3Feb．1928
然后又在第二页上用德语写了“GewidmerMeinerEwiglic－herLiebeAnna”，意即“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创造社的朋友们高兴地看到沫若的身体一天天在康复，他们又有机会与他一同讨论办刊物、出新书、倡导革命文学了。沫若建议将《创造月刊》的水准放低，作为教育青年的基本刊物，并赞成另办一个双周刊，可取名为《流沙》，他亲手题了刊头，说这个刊名“不单是包含沙漠的意义，汕头附近有这样一个地名，在我们是很可警惕的一个地方”①。是的，政治舞台往往会风云突变，文化战线亦时时有艰难险阻，他感到为了有效地进行战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觉。新月派的动向早就引起了沫若的注意，他在《英雄树》一文中挖苦道：“你们要睡在新月里面做梦吗？这是很甜蜜的。但请先造出一个可以睡觉的新月来。”甚至连语丝派沫若也不怎么满意，认为他们的“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符，一度感到其中“反动空气弥漫，令人难耐”。他与成仿吾、李初梨等人坚决主张以辩证唯物论来检讨今后革命文学的路径，认定“普罗列塔利亚的文艺是最健全的文艺”，这些在他新作的《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等论文中有详尽的阐述。他力促成仿吾写成《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赞助李初梨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欢迎太阳社的蒋光慈、阿英（即钱杏邨，1900—1977）等人一同为革命文学大喊大叫，不久即与鲁迅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推动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建设。
①《海涛集·离沪之前》
乘着养病的间歇，沫若努力著述的同时，还购读了诸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党关于宗教的态度》、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德哈林的《康德的辩证法》、哥列夫的《无产阶级的哲学》、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高尔基的《夜店》、芭蕉的《七部集》、国木田独步的《号外》、《春之鸟》、《穷死》等政治、哲学和文学名著，一面充实和丰富现在的自我，一面检讨和总结以往的道路。当安娜去内山书店帮他买《资本论》时，内山完造带着惊异的眼光对她说：“很难懂，文学家何必搞这个！”的确，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郭沫若依然是文学家。不过，也有人把他认作革命家的。当时邓演达在香港与谭平山、章伯钧（1895—1969）等人发起组织了第三党，即中华革命党。他们把上海作为该党中央所在地，特派章伯钧游说郭沫若，邀其加入该党，并请代为起草一篇宣言，沫若均谢绝。二月三日，有人送来邓演达所做的政治宣言，意欲托沫若付印，沫若看了一遍即交还。邓演达、谭平山等人虽与他是老朋友，但他对他们的思想现状十分不满：怎么可以认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都已经失去了领导的作用和可能性呢？难道只有他们的中华革命党才能担负起这一伟大使命吗？真是无稽之谈！他们绝不能动摇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前不久他在小说《一只手》中早已表明，工人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然而眼前的白色恐怖更加厉害，风声越来越紧。二月十九日沫若在日记中写道：“近来外边检查甚严，又破获了机关三处。”为他的安全着想，周恩来又重新考虑了沫若的出走方案。是仍旧奔赴苏联呢，还是再次横渡日本？有人说赴苏是上策，沫若也觉得去日本如同进监狱；但恩来反复思量后，还是劝他选定日本，因为日本离中国近，在这儿著书立说出刊物，可以很快影响中国的民族文艺，而苏联隔得太远了，要在那里出点刊物影响中国，必定既慢且难。好，就到日本去吧，沫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反正路是人走出来的。
行程确定后，朋友们争着为沫若夫妇饯行，最使沫若心儿不宁的是，彭漪兰也在座，多日来的思念之情彼此心照不宣。日前他曾酝酿以他俩在盐酸寮的那段生活为剧情，表现一个新的主题——革命与家庭，现在女主人公就在面前，可是在这样的场合却有口难言。她怕使他难堪，他怪她过于拘谨，两人憔悴的脸色反映了一样的忧心。这扰人的烦恼折磨着安娜，也齿啮着沫若的心……
行色匆匆，刻不容缓。为躲避敌人耳目，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郭沫若化名吴诚，假借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的身份，独自登上日本邮船“卢山丸”，家眷则另乘“上海丸”，约定三天后在神户会合。沫若与来汇山码头送行的内山完造相互拍拍肩膀，彼此交换了眼色，便匆匆走进船舱。昨晚幸蒙郑伯奇、李一氓通报，说国民党龙华卫戍司令部已侦探得他家的地址，准备今晨将他捉拿归案，多亏内山完造相助，介绍他与成仿吾临时在日本人开设的八代旅馆住了一夜，这才得以顺利地上路。
汽笛拉响了，沫若透过玻璃窗环顾江面上的一切，风景依旧而时局全非，不胜白云苍狗之叹。去吧，苦难的祖国在默默为你送行，可怜的母亲完全体谅你的依恋之情，待到他年云消雾散时，她会伸出双手重新将你召回。
郭沫若传第七章 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
第七章 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
十九
大革命失败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在猜测郭沫若的去向，有的说他早就琅珰入狱，有的说他已经血卧疆场，谁会想到他竟隐姓埋名，又悄悄地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在神户与家人会齐，当天下午即同乘火车去东京，投奔安娜女友花子的娘家。
久违了，东京！这个在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中几乎溃灭的都会，现在又已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被日本人誉为“火中再生的凤凰”，沫若对她怀有特殊的感情。尽管东京的市容对他说来已经不那么熟悉了，但听着满街踢哒的木屐声，他感到无限的亲切。东京！你曾为我和安娜作了美好的“嫁接”，如今枝蔓上已经“果实”累累，可是自己多年来却未曾好好尽过做丈夫的义务和做父亲的责任，现在似乎有些愧对你这“月下老人”。一种补偿的急切感追迫着沫若，必须赶快找个地方安居下来，好让孩子们进学校读书，不能再耽误他们的学业了。他想起北伐前在上海内山书店，曾结交过一个叫做村松梢风的日本朋友，目前正在东京编辑《骚人》杂志，不妨找他想想办法。村松热情接待，并辗转拜托他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向市川检事樋口打了招呼，最后沫若由樋口陪同见了当地警察局局长，说明了来此地寄居的缘由。于是，沫若和安娜才得以从东京品川区花子娘家搬到了千叶县市川市居住。
千叶县是东京湾边上的一个半岛，与东京市隔着一条江户川，河西是东京，河东便是千叶。沫若在江户川畔安下家来，用的是安娜的姓氏佐藤的名义，孩子们上学也暂从母姓，这倒不仅仅是为了使他们免受同学的歧视，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把自己的本名隐蔽起来。因为郭沫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经由当年的诗人一跃而为现在的“左派要人”了，此间报纸上早就登载过他及其全家的照片，作为一名“政治犯”，怎能抛头露面呢？何况日本的政治气候也够严寒的，沫若来到市川不上十天，田中义一政府为了镇压共产党和扼杀工农运动，于三月十五日逮捕了一千六百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着又下令解散工农革命组织和无产阶级青年同盟，制造了大规模的白色恐怖。于是中国又在谣传郭沫若被日本政府递解回国，甚至北平的报纸上还煞有介事地刊载了《郭沫若成了断头之鬼》的消息，不少青年人悲哀地为他洒了一掬又一掬同情之泪，有的还做了长诗表示深切的悼念。沫若知道自己竟然成为关心他的人心目中的“亡灵”，实在感慨万分！
正如江户川的水昼夜奔流，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心潮激荡，国内外的青年朋友们对自己如此关心，我怎么能这样隐没无闻？应当拿出勇气和智慧来，因地制宜，开辟新的战斗阵地。在这鬼气沉沉、浊流横溢的时代，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不是还在致力于探索科学的真理吗？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宣传和介绍在中国尚处于启蒙阶段，如何使这种科学真理中国化，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找到它的根蒂，这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沫若便从这里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思想、中国社会的发展，亦即中国历史的发展。他广泛涉猎了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论著，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七、八月之交，他忽然想到儿时曾背得滚瓜烂熟的《易经》，便到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巳新镌”本，细细研究起来。这部两三千年前的古籍，向来被人们当作一座“神秘的殿堂”，沫若探身觌面，却发现它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不是意味着以矛盾的对立来解释事物变化的原因吗？书中表现的宇宙观，正蕴含着唯物论、辩证法的因素。他化了六天工夫，完成了长篇论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揭去了长期以来蒙在《易经》上的神秘色彩，从卦辞、爻辞中窥见的周代社会生活的状况和精神生产的模型，证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由原始公社变成奴隶制。
沫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首次弯弓就中的。沉浸在喜悦和疲惫之中的他，正准备抉择第二、第三个选题时，八月一日午后，突然几个蛮横的警察不经招呼就闯入他狭窄的小屋，根本不容问清来意，便连推带搡地将他押往东京京桥区警察局，经过一番审讯后即被拘留。真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古人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现在反过来倒是“《周易》演而沫若被拘”了，他越想越莫名其妙，那里会知道，这是由于京华堂店主小原荣次郎走私案的牵连。原来创造社约定每月资助沫若生活费一百元，按月交给上海的内山完造，然后再由东京的小原荣次郎转交沫若。此次警方侦查小原的走私行为时，发现了他与郭沫若的关系，以致沫若亦涉嫌被关进警察局。不过这只是导火线罢了，其实日本方面早就在注意郭沫若的行踪，当初冒名“吴诚”的陌生客人踏上他们的国土后转眼之间便不见了踪影，他们曾多方搜索，怀疑“吴诚”就是郭沫若。后来他们暗中扣留了成仿吾自柏林给沫若寄来的信，终于从这封信中得到了证明。
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投入牢狱的沫若，却在异国他乡第一次尝受铁窗风味。昏暗、霉臭、窒息，愤慨、疑虑、惆怅，直至深夜，同监早已进入梦乡，而他却始终不能入寐，一个又一个问题没完没了地纠缠着自己：日本鬼子是要把我正式投入监狱，还是把我引渡给中国政府？是要不明不白地偷偷杀掉我，还是把我驱逐出境，事先通知中国方面，待到一上岸就将我逮捕？……沉闷而燠热的天气，更助长了他的烦恼。他一夜未合眼，心里不断在诅咒：鬼子，你侮辱了我！你更侮辱了我的祖国，侮辱了中国人民！
第二天又经过一番审讯，所提的问题大抵和昨天一样，诸如为什么要用假名吴诚？这样做岂不是负有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警方的耳目？沫若再度坦然地作了答辩，说明使用假名的用意只在蒙混上海的宪警，而对于日本却毫无歹念，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不利于日本的事。警方抓不到把柄，却又不放心，因而又重新把他投入牢房。又是多么难熬的一个不眠之夜呵！到了第三天，日本警方才宣布将他释放，但是给了他一顿严厉的“训饬”，要他循规蹈矩，绝不可图谋不轨，否则随时可以剥夺他的自由甚至生命。这意味着什么呢？沫若完全明白：从此以后，他在这个岛国已经成了被监视的对象。跨出警察局的大门，天是阴沉沉的。代替刚踏上这岛国时的亲切之感，是满腔的怨恨之火在燃烧。生身之国驱逐了我，寄身之国又随时可以囚禁我，沫若丝毫感觉不到“恢复自由”的欣喜，他明白自己不过是被日本警方从狭窄的小监房，转移到社会的大监狱中去罢了。
这次事件，多亏安娜及时恳求横田兵左卫门同去拜托平田熏检事斡旋，她的奔走才算奏了效。看到眉目间充满忧愁的丈夫回到了身边，安娜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沫若无声地把她搂到了怀里，两人久久相偎依，说不出一句话来。夫妻是能共患难的，朋友就不尽然了。因此事受牵连也被拘留过的村松梢风，如今见到沫若，再也不象以前那样热情。至于小原荣次郎夫妇，更是埋怨不迭，表示今后决不再帮助沫若办理汇兑。原先和睦相处的邻居，如今也都投之以异样的眼光，是戒备，也是鄙夷。这是一堵人为的墙，沫若感到烦闷，安娜更感到窒息。不得已，只得易地而居。新址离原来的住处不远，背靠松林茂密的真间山，面向宽旷的田野，地方相当僻静。沫若时常带着孩子们上山散步，站立在一座佛寺前的高墩上，倚着一棵古老的苍松，遥望江户川的滔滔流水和对岸的东京郊外，似乎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呼吸到一点自由空气。
可是刚搬进新居，被称为刑士的便衣警察即接踵而来，这是警察局专门派来“保护”郭沫若的，每隔一、二天就要登门拜访一次，不管你欢迎不欢迎，他都要缠住你问这问那，目的在监视你的动静。自从被拘留过一次以后，日本当局竟把郭沫若当作“巨头”，刑士当然不敢放松。有一天，一个刑士好奇地问郭沫若：“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啊？”沫若开了个玩笑，他伸出四个指头，本意是想说有四个子女，不料刑士伸出了舌头，吃惊地说：“噢，了不得！四万人，那可要很大一笔数目来办给养啦！”沫若不禁哑然失笑，好吧，就让你们怕怕我这位拥有四万兵马的“巨头”吧！
最讨厌的是，沫若同时还受日本宪兵的监视。这些家伙身穿马裤、脚套长统马靴，来时必定吆五喝六，耀武扬威，孩子们一见到他们就吓得躲在父母身后，沫若一见到他们就感到一阵恶心。经常光顾的是一个恣肆横暴的宪兵中士，总是不打招呼就径直由后门闯入，有时还从甬道跨过栅栏窜进正屋。按日本的国法，这是犯了家屋侵入罪的。一天，沫若忍无可忍，不得不予以干涉，中士居然咆哮如雷：“怎么样！？我就是奉命来看管你的！”沫若亦不甘示弱，喝道：“岂有此理！你管不着我，你犯了你们的国法！”后面这句不说犹可，一说出来反而给对方抓住了话柄，遭到了一番奚落：“哼，你是支那人，我们的国法不是为‘枪果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恶称）设的。你有胆量就回你的支那去，我却有胆量就在你支那境内也要横行，你把我怎么样？”似万枝利箭穿心，沫若心头一阵又一阵绞痛，却只能紧攥着直冒冷汗的拳头。有什么好分辩的呢？趾高气扬的鬼子之所以能在自己面前耍威风，是因为他的同类正在中国境内横行，前不久发生的“济南惨案”，不知有多少同胞被他们奸淫杀戮，听说单单躺在血泊中的就有五千余人，连中国政府特派交涉员也被割去耳、鼻，最后与其他外交人员同遭杀害，而蒋介石却下令不准抵抗。小日本鬼，暂且记下你对我一次又一次的侮辱，更不会忘记你对中国欠下的一笔又一笔血债，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总有一天要找你算账的！
就这样在日本的刑士和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沫若重又钻进书斋埋首著述。新居的书斋是他的宝地，虽然只有四席半面积，但是蜗居在这里，他可以暂时忘却种种的不愉快，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所研究的问题上去。继《易经》之后，现在他又专攻《诗经》和《书经》，撰写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进一步探寻了殷周之际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东周之后由奴隶制变成封建制的变革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