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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说郭沫若是东汉一代宗师、太原人郭泰的后裔，赞扬他亲历了大革命失败仍虎虎有生气，不甘流亡生涯的寂寞，出其余绪，于古文字研究领域敢与罗振玉、王国维相匹敌。有志者事竟成，其造诣果真令人吃惊：一九三二年一月，《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八月、十一月，《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又相继问世；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月，《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古代名刻汇考四种》亦陆续发行。这些书稿都是由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迹影印的，初版册数不多，一般每种只印五百部，输入国内为数更少，坊间倚为奇货，许多史学工作者竟相购阅而不可得。在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大郎的眼中，郭沫若的前途真是无可估量，一度想认他作乘龙快婿，未成，又把次子田中震二托付给他，拜在他门下攻读中国古文字学。
沫若于甲骨彝器之研究可谓费尽心机，许多古文奇字都被他天才地辨识了。罗、王诸家曾以阙疑、待问相号召，以待能者冰释，而今沫若一再揭榜呼应。在他看来，人患不知用心，倘若知道用心，有如国际间谍，虽密码电报亦有法破之，何况祖先所使用过的文字。当然，这并非说在他面前就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所感慨的只是，有些学者对于难题往往未经苦思就以其难而弃置一旁，这太没有出息了。《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全书录成后，他在序中倾吐了这类肺腑之言：
并世学者多优游岁月，碌碌无为，其或亘数年而成一编者，语其内容则依样葫芦，毫无心得，略加考释，即多乖互，而彼辈乃动辄以阙疑、勤慎自矜许，而讥人以妄腾口说。呜呼勤慎，呜呼阙疑，汝乃成为偷惰藏拙之雅名耶？余实不敏，亦颇知用心，妄腾之讥在所不免，阙疑之妙期能善用矣。知我罪我，付之悠悠。
二十一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日本的思想统治更加趋向反动，经济生活也很不稳定。中国境内亦同样如此，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在加紧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二九年二月连创造社及其出版部都被封闭。郭沫若好比夹在两块板中间的一团肉，几乎动弹不得：一方面，原先创造社承担按月接济的生活费从此断绝，另一方面，又碰到日本金价暴涨，一时简直难以应付，真是：“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①为了顾全一家六口的生活，他不能再专门从事古代社会的研究，而必须分出精力兼搞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写什么呢？直接描绘祖国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嘛，显然不可能，那么就从追记自己往日的经历中抒发眷恋祖国人民的情怀吧。他时断时续地写下了内容相蝉联的《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等回忆散文，就象大渡河由于在崇山峻岭中迂迴曲折地流着必然形成自己特殊的河道，他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自己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①《〈我的童年〉后话》
至于翻译，对沫若说来倒是更符合他心愿的快事。从知名作家的大手笔中遴选自己心爱的作品，边欣赏边译述，乐此不疲，确有无限的情趣。美国作家辛克莱用血汗、呻吟和眼泪写成的小说《石炭王》、《屠场》和《煤油》，深深地打动了沫若，觉得自己从不曾读过这样有力量的作品，书中的主人公保罗等人的命运使他牵肠挂肚，虽然他不满意在辛克莱的作品中，追寻不出苏俄新兴作家的作品所具有的尖锐意识，不过对资本主义的罪恶，“他勇敢的暴露了，强有力的暴露了，用坦克用四十二珊的大炮全线的暴露了，这是这位作者最有光辉的一面”①，因而他将这三部小说都介绍给了中国广大读者。
①《写在〈煤油〉后面》，见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6月版《煤油》。
早年瞿秋白曾劝郭沫若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沫若虽有意却一直未遂心愿，现在有时间重新考虑了，恰好上海文艺书局也托人来交涉翻译这本书的事，尽管他有难处，但主要为解决生计也就答应了。这次的译事相当艰巨，因为他不懂俄文，是从德译本转译开始的，同时参照英译本和日译本，后又改用英译本为蓝本。由于书局急于出版，他只好边译边寄，书局则边印边出。从一九三一年八月初第一分册诞生，到一九三三年三月中第三分册问世，书局出于营业困难竟戛然而止。这时全书只译到了将近一半的光景，还有部分译稿寄存在内山完造那里，当然已无须转交文艺书局，沫若被迫也只好立即停笔。
除文艺作品之外，这期间沫若还翻译了给过他不少教益的德国米海里斯所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歌德的《真实与诗艺》，以及英国威尔斯的《生命之科学》等著作。有意思的是，沫若当时的译著，出版时署名有时被换作了别人的名字。《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后，不久坊间即出现了另一种版本，封面上居然标着“李季译”。这位曾留学德国后来参加了托派组织的史学家李季，其本人当然事先并不知道，而是书局企图借用他的大名以逃避国民党政府的禁令，可见当时“郭沫若”这个名朋字实在是个危险的信号。有一次，一位刚从中国来到日本的友告诉沫若，国内反动当局在拿他的作品来测量青年们的思想，凡是喜欢读他的著译的，往往遭到反动当局的杀害。沫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声迭问：“真有这回事吗？”朋友回答得十分干脆：“当然有这样的事，而且我曾亲眼看到在长沙为了一部《橄榄》，杀掉了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至于为《新时代》、《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及其他著作被杀的，也不知有多少。”①听完这话，热血直往头部涌，沫若觉得晕眩，几乎站立不稳……《橄榄》，滴着鲜血的头颅，一张张渴求知识的稚气的脸，一具具失去脑袋的躯体，它们在旋转，倾倒，都压在沫若身上，眼看青年的血快把他淹没了，他感到血的份量，都快窒息了，有气无力，只是在喃喃自语：“笔！我的笔！重！太重了！”
①美蒂：《郭沫若印象记》，见黄人影编、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2年12月版《文坛印象记》。
一九三○年，沫若还完成了一部“生平最得意之作”，即长篇小说《同志爱》，后定名为《骑士》，是歌颂北伐中的一位女战士的，女主人公金佩秋的原型，就是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黄慕兰。篇幅在十万字上下。这部书多少弥补了他一桩未了的心愿：那是一九二九年，高尔基（1868—1936）有意把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中国革命写成一部小说，希望有中国的同志和他协作，朋友们推荐郭沫若去，遗憾的是沫若终因种种羁绊而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自此，高尔基的那个意趣时时挑逗着沫若，多少个熟悉的面孔经常浮现在他脑海中，多么沉重的对牺牲了的同志的缅怀，不时缭绕心头，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把中国那段光辉的历史形诸文字。于是他一鼓作气地写了散文《武昌城下》，同时又创作了这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骑士》。
在此前后，有人曾将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也有人将郭沫若比作中国的高尔基，沫若认为这大可不必，各国有各国的情况，难道中国的作家不跟外国的名家相比较就不足以显出自己的身价？如果一定要比，“中国的高尔基”这一称号只有鲁迅才配。对于鲁迅的伟大，郭沫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清楚地记得这次来日本不久，曾与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的声浪相呼应，用笔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Acist（法西斯蒂）”。当时可谓竭尽了挖苦嘲骂之能事，觉得唯有这样才痛快，可事后却深感内疚、羞愧，甚至不愿向朋友提起他曾写过这篇文章。他知道历史上的这一笔是涂抹不了的，怎样弥补自己的罪过呢？只有借一切机会来作一些自我批评。他坦率地承认过去对鲁迅激烈的抨击是旧式“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作怪，诚恳地向鲁迅表示：
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
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①
①《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
一九三○年初，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阿英曾就此事写信向沫若征求过意见，沫若即回信表示支持。三月二日，由鲁迅与郭沫若、沈雁冰、冯雪峰、沈端先、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田寿昌、李初梨等五十余人联名发起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沫若无法直接参加成立大会，他在心里遥祝多年来四分五裂的左翼文坛，从此开创了大联合的新局面。作为“左联”的一个忠诚的盟员，他特地献给新团体一份礼物，即自己的译著《少年维特之烦恼》，将该书版税用作联盟的基金。
不到半年时间，北平、东京等地都成立了“左联”支部，同时在上海还组成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沫若为文化界出现的新形势感到振奋，他想找个安身立命之处，好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尽心尽力。好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成仿吾赴欧洲路经东京时，为帮助沫若全家的生活，曾留下一千元。一九三○年九月，沫若和安娜就用这笔钱在千叶县国分村须和田弁才天买下了二六七番，从此定居在这里。①这是一幢坐北向南的曲尺形平房，有五、六间屋子可供使用，书斋、客厅、茶室、厨房和孩子们的起居室都全了。屋前的凉棚上爬着朱藤，凉棚外有一块空地，既是花圃又可当菜园，闲不住的安娜带着孩子们在这里种了许多花木：蔷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花下面结着朝天椒，蘘荷花和番茄互为邻里，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围种着牛蒡和蒟蒻。沫若全家特别喜爱牛蒡和蒟蒻，因为它们除了可供观赏之外，前者还长有肉质根，后者是块茎，都可食用，能攻毒、消肿、散风热。②看着妻子儿女们的劳动成果，沫若常为之动心，他不愿做闲士惰夫，便于读书写作之余，也在园内亲手栽种了大山朴（广东玉兰）和银杏各一株。特别是这株大山朴，是他在庙会上花了一元五角钱买来的，他更为珍惜。此外，他还种了许多鹦哥红，花开时满园一片红色。一位日本朋友见了十分喜欢，沫若诙谐地告诉他：因为不能在中国革命，只好在这里种上这些红花，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后来那位朋友也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了这种花，沫若笑嘻嘻地对他说：“呵，你也革命了！”③
①据朱长滨：《安娜老人谈郭沫若、成仿吾》，《老人天地》1985年第3期。
②1982年11月16日承蒙郭和夫面告笔者：“父亲、母亲最喜欢吃牛蒡、蒟蒻，我们小孩子也很喜欢吃。”
③辛文芷：《泰山木和诗碑——访郭沫若的日本故居和故友》，1978年7月5日香港《大公报》。
新居的环境堪称地利人和，这里的邻舍对佐藤家非常友好。为图孩子们出入方便，邻人特地把两家中间隔着的篱栅锯开了一个通道。出门不远有一条公路，对面松林覆盖的浅山是附近村里人的公墓。沫若每当写作疲倦了，或者忧郁不堪的时候，便登上那小丘在松林和墓丛中徘徊，脑海里不知多少回翻腾过这样的念头：“我结果怕也只好成为这墓丛中的一座了！”①当时的感受，直到二、三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长松荫古墓，孤影为流连。
故国正涂炭，生民如倒悬。
自疑归不得，或将葬此间。②
①《芍药及其他·影子》
②《访日杂咏·别须和田》，见《骆驼集》。
生活环境的改善，并不能完全改变沫若的心境，他忘不了自己是流亡到江户川畔来的不速之客，刑士对他的盯梢一刻也没放松过，连篱栅处打开的那个通道都被注意到了，居然怀疑这是他偷偷开辟的逃路。困居在如此不自由的小天地里，他每每挥舞破毛笔，借抄录庄子的《逍遥游》等古籍以明志。一九三一年初夏，炎热的天气早早来到岛国，沫若又卷起衣袖铺开纸张，学用隶书工工正正地写道：
方地为车
员天为盖
长剑耿耿
倚乎天外
右节录宋玉小言贱语
破笔不能成字可笑
辛未初夏
郭沫若
沫若觉得自己的处境和那些受日本警察凌辱的朝鲜人一样，他们也有祖国，然而自从惨遭日本侵略者大屠杀逃亡到此地之后，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隶，天天起早摸黑做苦工也填不饱肚子，却还要被指控为偷这偷那，甚至诬蔑他们杀人放火吃人肉。有时沫若抱着孩子到工地去，看他们为人家推车运土填沼泽打地基，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他为他们抱不平：“释迦牟尼也要吃东西，孔二先生也要生儿子，在日本放浪着的几万朝鲜人的奴隶，怕不只是偷偷鸡、播播风说的种子便可以了事的。”①
当年对征服朝鲜已经露出了侵略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今又妄图在中国领土上制造同样的惨剧。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炮轰沈阳，同时将魔爪伸向吉林和黑龙江，而蒋介石却命令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绝对不准抵抗。沫若从报纸上看到祖国大好河山一片一片沦陷，心中无限悲伤，恨不能立刻回到母亲的怀抱，再一次投笔从戎。可惜报国之心无处诉，他只能在致北平友人的信中含蓄地表白一二：“弟遁迹海外，且在乡间，万事均感孤陋，惜无壤流可报耳。……近颇欲于年内或开春返国，届时或能来旧都奉访。”②
①《归去来·鸡之归去来》
②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116页。
真能实现归国的愿望吗？沫若心中并无确切的把握。想想自己原是个被赶出国门的人，现在又受着敌国鹰犬的监视，要获得归国的自由谈何容易！展望前景，归途冰雪弥漫，感叹之余，成五律一首：
相对一尊酒，难浇万斛愁。
乍惊清兀穑俑欣岷塾摹�
举世谁青眼，吾生憾白头。
人归欲上路，冰雪满汀洲。①
①见郭庶英、郭平英等编：《郭沫若遗墨》第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
有国归不得的郭沫若，只好咬紧牙关继续度着流亡的生涯。
岁月的轮子碾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不断牵动沫若忧愤的情思。继一九三二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寇又悍然攻占了沫若早年赴日途中经过的山海关，不久魔爪即伸向热河和河北。三月，我驻守喜峰口的官兵奋起反击，全国各界闻讯争相支援抗日前线。对国内情况十分隔膜的沫若，只能从日本的报纸上将正面报道当作反面消息看。当他推测到喜峰口战役大捷时，好象亲临卢龙山下、濡水之滨，目睹长城一带狼烟滚滚，胸中怎能不翻卷洪波巨澜？他提起多年来从不离身的笔，心驰神往，情不自禁，顺手在抄录甲骨文的稿纸上写下一首七绝：
濡水南来千里长 卢龙东走塞云黄
毫端怪底风云满 望断鸿图写故乡①
①见叶簇：《祖国情深风云满纸》，《星星》诗歌月刊1984年第5期。
然而，人毕竟是最复杂的动物，“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郭沫若当然同意狄德罗的这句话，而且他绝不否认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在他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生存忧患深如苍海之际，他还有另一种难于向人启齿的隐私，即由于个人行为不检点而酿成的祸害。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在致小野寺直助的信中说：
且说我万分惭愧和悔恨的是，今年三月末一时寻开心，由仅仅一次不洁的行为感染了淋病（外表尚无显著表现）。在此期间，我传染给了妻子。她忍耐了很久，但是现在病势已经相当严重，症状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来。今天早晨开始自行检查了小便，发现有多量菌丝和类似之物，至此才感到吃惊，不过已经没有办法了，真是自作自受。我不忍心看着妻子熬受病毒之苦，所以想尽快彻底治疗，已请当地妇产科医生看过。现在非常希望能找一位信得过的医生，如果您在东京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