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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信为日文，现存小野寺直助的女儿小野寺和子处。郭沫若落款标示的日期为11月1日，信封上的邮戳却是10月31日。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折磨，沫若夫妇的病才得到了根治，尽管沫若自己也曾一度很悔恨，但终究不及安娜那样认真和伤心。
郭沫若传第八章 “了无风处浪头高”
第八章 “了无风处浪头高”
二十二
三十年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心目中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郭沫若。许多人都想就近与郭沫若相识，特别是东京左联支部的盟员，一直在积极争取他的支持和指导。鉴于沫若的处境，他很难广泛接触青年们，但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一次参加这类活动的机会。
一九三三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沫若应从上海来到东京的一家书店老板的邀请，往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下宿屋有明馆晚餐，顺便与青年作者杜宣晤面。饭前，大家围坐在火钵周围的蒲团上，随便交谈着，由于初次相见，杜宣不免有些拘束。沫若听说杜宣是江西九江人，便问道：“我在高等学校上学时，有个同学是你的同乡，回国后就一直不知他的下落，他的名字叫萧仁炳，你知道吗？”杜宣立即回答说：“他是我私塾的老师，我来日本前还去看过他哩。”沫若感到十分诧异：“怎么萧仁炳去教私塾了？”杜宣赶快作了解释：“他回国后找不到职业，穷愁潦倒，只好回到家乡，在一个小庙里收了几个学生，靠此糊口度日。”几句话勾起了沫若对故国的深深怀念，和对国民党政府祸国殃民的无比愤慨，他把手中捏着的“希望”牌纸烟掷在火钵里，突然站了起来在室内踱着方步，忿忿不平地说：“这真不象话，他在帝国大学是学地质的，是一位胸有抱负、学有专长的人，竟找不到一个工作，这是怎么样的国家啊！”杜宣看他真诚坦率，一点都不矜持，从此谈吐再也没有什么顾忌。①
①杜宣：《夏夜星空》，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一九三四年五月，青年画家傅抱石（1904—1965）在东京银座松坂屋举行《书画篆刻个展》，沫若不但为他的许多作品亲笔落款题诗，而且亲自为他主持了开幕式，热情接待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仙郎、画家横山大观、书法家中村不折、作家佐藤春夫等莅临参观，并协助举行记者招待会，亲自在会场担任翻译。日本观众对傅抱石的艺术造诣大为惊叹，尤其推崇他的刻有《离骚》全文的两方鸡血石印，认作中国艺术的奇迹，许多人买了他的图章、字和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中国人向来被视为该受奴役、宰割的对象，而抱石却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尊严，这委实令沫若欣慰。他觉得这次展览虽然收入并不怎么可观，但替中国人确实是吐了一口气。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他劝抱石再开一次个展，并表示自己愿向一般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推荐。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沫若应邀往东京神田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题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他以《庄子》中的一段典故作引子，说古代有个越国人逃亡国外，几天后看见本国的友人便很高兴，几个月后看见一般的本国人也非常高兴，一年后看见貌似本国的人竟也高兴极了。正是“去人滋久，思人滋深”，自己离开祖国已经八年，现在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骨肉同胞见面，真是再高兴也没有的了。这一番满怀深情的话语，使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家乡与亲人团聚在一起。接着，他含义深长地谈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是从中国流到日本，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是从日本流到中国，然而前者得到了成功，后者却失败了，原因何在呢？绝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头脑比欧洲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劣等。他有心举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德国学者康恩从非洲人、澳洲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四种民族中，各取了一百个头盖骨来衡测它们的容量，测量结果表明，头脑大的，中国人居多，头脑小的，中国人居少，而且最大的头脑中国人也比欧洲人多，最小的头脑中国人则比欧洲人少。为此，沫若激动地高呼：
我希望我们中国人
利用我们的优秀的头脑，
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
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
会场上掌声雷动，群情沸腾。坐在头两排的日本的刑士们干瞪两眼，一声不吭。混杂在人群中的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的几名反动留学生却骚动起来，他们歇斯底里地狂呼“打倒共产党郭沫若”，并往台上乱扔梨和苹果。沫若神态自若，面不改色，对他们嗤之以鼻。几天以后，他在青年会主办的小报上刊登了两句打油诗：“权宜梨儿作炸弹，妄将沫若叫潘安。”
可算作对这伙歹徒的绝妙报答！
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沫若在家中接待来访的青年诗人蒲风（1911—1943），从自己的诗歌创作经历一直谈到中国诗坛的新动向，对新诗的形式、创作方法和诗人的组织等一系列问题都发表了看法。当蒲风问及为什么近来少有诗作时，沫若坦然答道：“主要的原因，大约是生活上的限制吧，其次是头脑已向理智方面发展，没有余暇来致力于诗歌了。”他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诗人身上，盼“努力化除个人的意气，坚定思想上的立场，作时代的前茅，作大众的师友”。在此前后，他曾就诗歌创作问题，与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通信，还写了《七请》、《关于天赋》等文章以答疑。
一九三七年春，东京的一部分留学生公演曹禺的剧作《日出》，扮演女主角的是刚从复旦大学毕业来到日本留学的封禾子（即凤子）。演出的第二天晚上，沫若前往剧场观看，遇见了日本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1883—1962），他已经是来观看第二次了。秋田老人诚恳地表白道：“中国人的确是天才，象《日出》这样规模宏大的剧本，日本很少见；尤其是象封小姐那样的演员，日本是自从有话剧运动以来，从不曾培养出过的。”沫若谦逊地说：“封小姐还是一位大学生呢。”“是啦，”秋田立即补充道，“我昨晚同她谈了好一会，所以中国人的确是天才。”老人那一头的银发，都好象荡漾着诚意。沫若听了这话，确实感到自豪，是的，中国人的确是天才！数日后，封禾子等人往须和田拜访沫若时，沫若和安娜杀鸡买鲂热情款待，并在玉版笺上题了一首七绝赠送给她：
海上争传火凤声，樱花树下啭春莺。
归时为向人邦道，旧日鲂鱼尾尚赪。①
①见凤子：《雨中千叶》，1981年8月16日《光明日报》。
他一边写，一边还向她解释“火凤声”、“鲂鱼赪尾”的含义。
……年年月月，赴不完的约会，谢不绝的来客，沫若的流亡生涯一点也不清闲。单是设在东京三闲庄的杂文社，他每月至少要去一两次。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东京左联支部陈辛人、魏猛克、林焕平、林林、邢桐华、任白戈（1906—1986）、杜宣等人创办的这个《杂文》月刊，沫若可谓特约撰稿人，也还参加了东京左联支部，实际上他是刊物的顾问。《杂文》是在东京编排印刷，然后寄到上海向国内发行的，出到第三期就引起上海反动当局的注意，随即被禁绝。大伙开会商量对策，沫若建议：“就改名《质文》吧，歌德有本书叫《质与文》。”于是刊物改了名又继续办下去。质文社为了宣传革命文学理论，还发起编印“文学理论丛书”，由沫若带头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本《神圣家族》中摘译了后半部，取名《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后改名《艺术的真实》），被列为该丛书第一种，于一九三六年五月正式出版。除《质文》之外，得到沫若帮助的，还有《东流》、《诗歌》（后改名《诗歌生活》）和《留东新闻》等刊物。另有一些进步留学生李春潮、覃子豪、李华飞、彭澎等人，也在郭沫若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并由他提议取名《文海》。
对于青年人的要求，沫若是有求必应。他为王亚平的《都市的冬》题签书名，为张白衣的《信号》、甦夫的《红痣》、张天虚的《铁轮》、周而复的《夜行集》、金祖同的《甲骨文辨证》、杨凡的《文学论》等书作序，为丘东平、臧云远等人审阅、修改文稿，为冯和法、陈文彬等人筹办“不二书店”提供书稿。他认定“青年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是青年的产物”，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他们的，故关心、爱护、提携他们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当他知道邢桐华懂俄文，便对他说：“《战争与和平》我不想再译下去了。我只从英文参照德文来译，你就直接从俄文原著翻译下去吧！”邢桐华表示愿意一试。于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的《质文》第二卷第一期上刊登了这样一则预告：
《战争与和平》……前由郭沫若先生英文译至中文，惜功成半途而罢！现在郭先生愿将自己权利让与邢桐华君，俾从原文直接翻译，完成翻译界壮举。邢君现根据比留考夫监修托尔斯泰全集，苏联新版托尔斯泰全集，并参照英日译各种全集，着手翻译。
遗憾的是，结果邢桐华未能真正接译，直到四十年代初，才由他的朋友高地完成了这桩译事，斯时郭沫若对高地也同样给予了支持。
当郭沫若如此不遗余力地栽培年轻一代的时候，鲁迅不顾地域的暌违，也于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间从上海来信、来稿，鼓励和支持杂文社的青年朋友们，主张左翼文艺界都应当大力加强团结，并表示要与郭沫若携起手来一同对敌。他在信中还说：看见郭沫若在《杂文》上发表文章很高兴，因为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法西斯压制，左翼作家的作品已经很难发表出去，这时候郭沫若能出来发表文章，进行各种活动，那是非常重要的，但也要设法避开反动当局的注意。①鲁迅这封给杂文社的信曾由魏猛克送给郭沫若看过，沫若心悦诚服，报以会心的微笑。东京的文学青年们见到这两位“五四”新文艺运动的旗手和闯将互通音信并致意，受到了很大鼓舞。他们也积极支持沫若的事业，听说他早就怀有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志向，留学生们曾为此发起募捐，每人自愿资助日币五元，作为该书中译本的印刷费。②可惜当时国内没有一家书店敢冒这个风险，以致未能如愿。
①据猛克：《关于左联的一些回忆》，《湘江文艺》1978年第10期。
②据笔者1982年12月30日访问罗永麟谈话记录。罗是当年在日本的留学生。
“心有灵犀一点通”，鲁迅关心在日本的文学青年，郭沫若也在关心国内的文学青年。就在鲁迅与杂文社书信往来不绝期间，沫若也在频繁地与上海《宇宙风》杂志的编辑通信，同样一再强调：
目前处在国难严重的时代，我们执文笔的人都应该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不要划分畛域。彼此有错误，可据理作严正的批判，不要凭感情作笼统的谩骂。（以前的左翼犯有此病，近因内部纠正，已改换旧辙矣）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意见，你们如肯同意，我决心和你们合作到底，无论受怎样的非难，我都不再中辍。①
①见《宇宙风乙刊》1939年3月第2期。
这时“左联”已宣布解散，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另行组织了作家协会（后改名中国文艺家协会），沫若也参加了这一组织。
沫若与众多青年联系，势必引起日本警方的注意，几乎他走到哪里都有穿黑西服的人尾随在后。炎夏，他跟妻子儿女去太平洋畔的浪花村岩和田避暑，只不过小住十日，居然也有刑士在跟踪探头探脑地窥视。他从报上获悉周岂明（作人，1885—1968）亦在江户小寓，日方礼遇甚殷，时有宴请，这与自己的生活恰成鲜明的对照：岂明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岂明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而岂明先生的交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士宪兵。这说明什么呢？他下海浸了一会儿，没有风，浪头倒不小。人们往往爱说“无风不起浪”，其实熟悉大海的人方才知道，大海惯爱无风起浪。忽然他的脑海中涌出了两句诗一样的文字：
举世浮沉浑似海，了无风外浪头高。
他洞察到了生活的底蕴：在大风大浪中奋臂搏击固然是一种考验，于无风处劈波斩浪也是一种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后一种考验更为严峻。
二十三
一九三六年春，东京街头坦克车在结队游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华后备军正在紧急行动，战争的风云密集于中国的上空。郭沫若虽然难以及时打听到国内有关抗日的种种新信息，诸如：东北义勇军在汤源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以杨靖宇（1905—1940）将军为总司令；陕北红军组织的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发表《东征宣言》，随即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蒋介石却命令何应钦驻守太原，调集兵力予以堵截；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并发表宣言，呼吁各党派联合抗日。但他从此间各种突兀的迹象大体亦有所察觉，他已经闻到了浓烈的火药味。
连日来沫若的心情烦躁不安。前几天他在东京街头的一家鳗鱼食堂内，曾听到收音机里在播放恼人的日本军人的演讲，什么“……满洲……支那……膺惩……不逞……非常时……帝国……”，这些词儿象流弹一样向他的早已破了的鼓膜打来，尽管听得不甚清晰，不过大意尚能捉摸得到。这种刺耳的音响仿佛一直在耳边萦绕。
对沫若说来，一天中唯一比较轻松愉快的时刻，是午前九点前后，因为这时候邮差要来，会送上一些已知或未知的友人的信件以及刊物。这是五月的第一天，他随手翻阅邮差刚送来的日本《世界知识》二月号，见卷首刊载了一组照片，冠着醒目的标题《镜头上看见的支那共产军》。他本能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借题发挥了。细看那些照片，其中有一幅：前面，两个青年赤裸着上身，双手被反剪在背后，颈子上高高地插着一根标签（看不清上面写的人名和罪名），两脚都锁着铁镣，而他们的面部表情却是从从容容，泰然自若。后面，三个荷枪的士兵在监视着；旁边，一个头戴铁盔、身穿短打的便衣人员，当是刽子手，他带着一脸的嘲笑，用手杖指着青年脚上的铁镣。显然，这是共产党员被捕后押赴刑场的镜头，可是刊物的说明文字却写着“被共产军捕住而强迫他们投降的住民”。再看另外几幅照片的说明文字，也都与实际内容完全相反。这不是故意歪曲吗？已逾不惑之年的沫若，激起的爱国义愤丝毫不减当年。被帝国主义的狂涛恶浪席卷着的母国哟，幸亏有象照片上的这些共产党员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海堤在保卫着她！沫若轻轻抚摸照片上遇难同志的头颅，心中升腾起崇敬之情。
母国的形象岂容歪曲！他想到日本《文艺》杂志编辑部的约稿，要他以“作为日本文学课题的，支那”为题，做一篇关于怎样描写中国的文章。此时此地，他觉得从日本人口中吐出的带有蔑视意味的“支那”这个词，显得特别刺眼，就象个死苍蝇似的，简直叫人恶心，必须将它从标题中挖掉，而代之以“我的母国”。文章一开头，他郑重其事地声明：
我不想叫我母亲在那儿生下我而且把养大了的“中国”为“支那”，固然，我不是世间的所谓国家主义者。
但是我也不想在爱国者的一件事上而落人后。为着“弱”就是罪的原故，我的母国正在经历着未曾有过的危难。为着她，就是在这一瞬间要我舍去我的生命都是所不顾惜的，我时常这么想着，也许仅是这种意趣是可以代表中国。①
①原稿为日文，中译文见上海《文学丛报》1936年7月第4期。
是的，没有这种意趣，怎么配称炎黄子孙？沫若为母国悲哀，同时也为母国骄傲。母国的真情实况到底是怎样的，沫若心中自然有数：“在那儿正有着伟大的，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俨然的现实活着，在那儿有从被战车，坦克车轧杀着的大地的心底迸发出来的铁流的浩荡，有多次新生机的胎动，阵痛，流产，……”他写到这里，多么希望日本作家和广大人民不要受他们统治者的蒙骗，他敦劝他们“在将中国当作课题之前，积蓄关于中国的体验，是第一条件。如果想积蓄体验，跨过黄海去，至少对中国生活有一年或两年的修养”，否则就休想写出伟大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