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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迷茫、抑郁的神情，显然她们绝不愿意自己的亲人到他国去送死。街上还有一些在乡军人少年团团员，也在拦住行人输金募捐。沫若不愿看到这种种情景，事变发生以来他深居简出，然而眼虽不见，耳朵却不能摆脱空中飞机的轰鸣声，这是寓所附近航空学校的学员，正在日夜不停地驾机演习。最讨厌的是，刑士、宪兵和警察上门纠缠更勤，他们无端地追问沫若对这次事变的意见，喋喋不休，没完没了。一天，一个刑士又来盘问：“这几天蒋介石大概很苦吧？郭样，你知道得很多吧？”“大概是吧！”沫若故意接住他的话头，然后从反面作了回答：“好在我这几天很糊涂，反正这些事和我漠不相关。我向来是反对他，才跑到此地来的，现在就让他去吃些苦头吧！”刑士听了他的话，高兴地点点头、耸耸肩，一会儿就被打发走了。这时日本当局之所以密切注意蒋介石的动向，是因为他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已经宣布对日作战。
在沉闷难耐的空气中，幸有金祖同常来扣访。七月十五日，祖同又来了，师生两人随便交谈了对“七·七”事变的看法。沫若说：“事情很有扩大的可能，因为这里天天在报纸上宣传中央军胡宗南部、商震部、陈诚部和东北军万福麟部北上的消息，藉此欺骗他们的人民，从而可以调动自己的大军，实现并吞华北的阴谋。”祖同看见沫若一脸的怒色，声调也越来越高，待他略微镇静了一些，才又发问：中国军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沫若绝对主战，他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必须以铁血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物质上会损失很大，因为日本的军备要超过我们十倍，但好在这次中国的民气很激昂，很可大事抵抗，我想这是绝对有把握的。”祖同十分关心老师个人的出路，便直率地提出：“这是你走的最好机会了，看形势，全面抗战或有因此爆发的可能。”他担心如果两国正式开战了，那时候沫若就完全成了笼鸟槛猿，再也脱身不得。沫若很感谢弟子的好意，但又说：“你走的机会比我多，你是个单身汉。”是的，沫若不能不为自己走后家属的生活无着而踌躇。同时他也清楚，自己的出走比谁都麻烦，单是摆脱日方的严密监视就不容易。他在猜测，这些日子刑士和宪兵来得特别频繁，就是怕他逃离日本，一旦他们感到防不甚防，也有可能会弄死他。于是他想到了要写遗嘱，祖同愣了好一会，方才明白他的用意，便为之磨墨润笔。沫若从书堆里抽出一张日本稿纸，沉思片刻，就决绝地挥毫疾书：
遗言
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所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的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从新建筑起来的。精神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①
①原文已佚，此系金祖同据当时记忆录写，见殷尘：《郭沫若归国秘记》，言行社1945年版。
落款后又加盖了一枚刻有“沫若”二字的阴文印章，即交给金祖同，郑重嘱托：当他万一遭到不测，能替他带回国内发表。
过度的烦恼和心焦折磨着沫若，夜梦乱纷纷，白昼昏沉沉，他已难以掩饰在此邦不可一日安居的神态，然而又怎能忍心抛下生死与共的家室儿女？安娜一时还没察觉沫若的行色，自从“七·七”事变以来，她每天在焦急地读着报纸，探测中日关系发展的新消息，咒骂发动侵华的军政当局早日覆灭，一心期待两国的和平。她说这些话时毫无顾忌，即使有刑士和宪兵在面前也不回避。夫妻情深，相依为命，而今劳燕不能双飞，叫沫若如何向安娜开得了口！
友人钱瘦铁（字叔厓，1897—1967）也竭力主张沫若以快走为上策，他认为看上去南京不象没有诚意，并表示愿意为沫若张罗路费。走，当然要冒风险，但不走，也得担风险。
“走，或许可因而脱险”，沫若觉得还是金祖同说的对。回国的意念既已确定，要走就得赶快走。当时中日之间有好几条航线，其中来往于温哥华和马尼拉的加拿大航线可以避免日本警察的干扰，只要乘上这条航线上的路经日本横滨和中国上海的邮船“皇后号”，船一启碇，驶进公海，就算是安全出境，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外了。沫若选定这条航线，他托祖同去打听最近几天的船票，约定寄明信片通知他，为防当局检查，信中用青年会空房间的号码暗指船期。祖同的信来了，说：“青年会生已经去看过，现有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等间空室，俱西式，空气甚好。叔厓君愿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那间请来信告知，俾预先通知收拾。”青年会者，神户也；西式房间者，外国船也。沫若想预订二十四日船票，即赋诗夹隐语复金祖同，云：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①
①《战声集·归国杂吟（一）》
可是写好了又不免有些犹豫，终未投邮。经与钱瘦铁和金祖同再次面商，最后仍决定二十四日动身，由祖同陪伴回国。
走的日子越来越逼近了，就这样瞒着安娜不告而别吗？实在于心不忍。船于二十四日从横滨出帆，二十五日沫若将由神户上船。再也不容迟疑了，这天晚上他终于向家人作了暗示：“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不过他很谨慎，没有透露确切的日期。安娜明白了他有走的意思，觉得并未出乎自己的意料，只是两个大的儿子感到有些惊愕。她思忖了一会儿，深情地带着告诫的口吻对他说：“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象从前那样的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细细品味安娜的话，沫若自然问心有愧。面对二十年来患难与共的妻子，他虽然说不出什么忏悔的话，但也深为自己的生性浪漫，有时给妻子带来的烦恼而悔恨。特别是三、四年前，他曾不慎染上某种不名誉的性病，并且传给了安娜，一时痛苦异常，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介绍关东专科名医给予治疗。①还有，前不久他与于立忱的一番风风雨雨……真是越想越对不起安娜。他在心底里暗暗“立定大戒”：从此决心“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甘受戒僧的清规”。夜深了，他仔细端详着枕畔安娜熟睡的面庞，腹中似有千言万语要对她讲。预想到三天后返抵上海将投入抗日洪流，他于枕上吟成七律一首，用的是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的韵脚：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②
①见1933年10月31日致小野寺直助信，原件为日文。
②《战声集·归国杂吟（二）》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半钟，沫若悄然披衣起床，蹑手蹑脚地走进书斋，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写的是“勤勉”二字，特地贴在墙上，希望他们以此为座右铭，好好学习做人；给最小的儿子写的一张纸，则用的是“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盼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当他转身再踱入卧室，见安娜已醒，正怡然于枕畔就灯阅读，而孩子们尚在酣睡中。他轻轻揭开蚊帐，在安娜的额头上重重吻了一下，作为诀别之礼，安娜似乎未曾察觉他的用意。沫若顾不得身上只穿了一件居家的和服，赤着脚套了一双木屐，默不作声地离开卧室走下庭园。再见了，洁白的栀子花！再见了，斑斓的大莲花！再见了，孩子们心爱的金鱼！再见了，亲爱的安娜、温暖的家，我们相见不知在何日？请原谅我如今既是归心似箭，又似万箭穿心。抹不尽腮边的泪啊，不！这不是泪，这是涌自心头的血，一步一洒，一步一回首，……他沐着残月的青辉，踩着带露的田畈，无限依恋地慢慢走到了看不见家门的最后一步。在日前约定的灌山车站，他与钱瘦铁、金祖同会齐，然后一同折回钱家，换上了瘦铁的灰色哔叽西服以及袜子和皮鞋，打了领结，头上戴了一顶草帽，手中拿着一根司的克，肩上还背了一只圆筒形的旅行袋，与平时完全判若两人，这才坐车辗转去神户。当时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双方都不需要护照或签证，出境更无需检查，沫若和祖同就混在旅客队伍中，于当天傍晚在神户港上了加拿大公司的“皇后号”邮船。生平第一次坐头等舱，有如跻身天堂，遗憾的是妻子儿女无法同行，沫若神思恍惚，心中总在惦念：安娜和孩子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可知道从此将堕入地狱？
晚上九点正，起航的铃响了。沫若蛰居舱中，从窗孔窥视码头上送行的人们，钱瘦铁早已离去，只见有些人按照日本的风俗，为了表示惜别之意，正在往船上抛纸卷，送别者与远行者各持彩色纸带的两头，顿时在码头与船体之间的空中形成了蔚然可观的缨络。随着船只的离岸，纸带慢慢被拉长，最后被拉断，于是船上又有人把断了的纸带集成团再投上岸去，岸上的人也把断了的纸带集成团再投上船来，然而终于坠落在中途的小筏子上。此情此景，勾起沫若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他对先后居住了二十年的岛国倒没有什么留恋，所牵挂的只是自家那六条眼不能见的“纸带”。
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①
①《战声集·归国杂吟（三）》，原题为《黄海舟中》。
沫若在船上化名杨伯勉，籍贯假托湖南长沙，处处小心谨慎。第三天清晨，舟过黄海，他兴奋地口占上述那首七绝，表示为献身民族解放斗争而甘愿毁家纾难，于公私、生死他早就作了安排。
二十六
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沫若终于逃出了虎口。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皇后号”轮安全地停靠在上海公和祥码头边。沫若手执司的克，故意挺胸凸肚，好象一个大腹便便的商人，不慌不忙地踏上跳板。天空黑烟弥漫，巡警的吆喝，卖苦力的兜揽，做小生意的叫喊，声音嘈杂得令人耳噪心烦。“十年不见了，上海的情形原来还是这样！”他好象自言自语，又好象是在与身旁的金祖同交谈。他不便东张西望，只好嘱咐祖同留意接客的人丛中有没郁达夫。没想到迎面却走来了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他是奉命专程从南京赶来迎接郭沫若的。“尊驾该是鼎堂先生吧？”他恭敬地向沫若鞠了躬。沫若有点茫然不知所措，经他自我介绍，方才弄清楚眼前的对象是什么角色。当他提出“想与先生谈谈并解释国内和南京的情形意旨”时，沫若便以“我现在先得去看一位朋友”为托词，暂时回绝了何廉。于是沫若和祖同雇了一辆汽车，直驰大西路（今南京西路）美丽园九号孔德图书馆。
沫若受到了孔德图书馆馆长沈尹默的热烈欢迎。老朋友对他回国后的处置十分关心，坐定后就商量他的出路问题：是在国民党里谋职呢，还是从事青年教育工作？尹默对这两条路都不赞同，他说：“我们还是静观时局的发展再决定一切吧！”言下之意，他认为目前沫若不宜从政，最好还是继续研究古代文化。沫若心中暗自忖度：“到了这里之后还是那么地不积极，不就等于同没有回国一样吗？”这时，杂文社同人姚潜修、创造社旧友张凤举和李初梨也闻讯先后赶来，在图书馆的三楼参加了这次座谈。不一会，郁达夫和施蛰存等人也跟踪而至。达夫是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电报，连夜从福州赶来的。刚才在船埠上，他们不巧与沫若失之交臂。沫若见了达夫，只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大家仍旧热烈地谈论着沫若回国后的种种问题。当晚由达夫作东，在来喜饭店为沫若洗尘，尹默、初梨等人作陪，彼此豪饮畅谈，直到深夜。
第二天，沫若搬到沧州饭店，沈启予、叶灵凤、夏衍、阿英、周宪文、郑伯奇等人纷纷来访。因为觉得来客愈来愈多，简直难以应酬，便由党组织安排，于八月初搬入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一所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公寓里居住。夏衍看他只有一个旅行袋，问他还有什么行李，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枝笔。”的确，他这次回国就是要用这枝笔，为神圣的抗日战争谱写气壮山河的洪波曲。
郭沫若回国成了一条重要新闻，被公认为一件带有神秘意义的事情，以致人刚上岸，他的那首步鲁迅原韵的七律就在上海滩上广泛传开了，张菊生、沈尹默等人还写了和诗，各家报纸、杂志争着刊载，一时好不热闹。更有许多文化团体以及新朋旧友邀宴，备致赞佩。在八月二日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答谢后深情地说：“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着挥泪朗诵了那首步鲁迅原韵的诗，婉转陈词，满腔忧愤，合座为之感奋不已。①
①据《两文化团体昨宴郭沫若》，1937年8月3日《大公报》。
八月七日，中国剧作者协会集体创作的多幕剧《保卫芦沟桥》在蓬莱大戏院开演，为了欢迎郭沫若回国和救国会“七君子”出狱，特地临时加演一场。座落在南市区的蓬莱大戏院，虽然条件不及“大光明”和“兰心”，场子小、座位挤，周围都是碎石铺的小路，但这里是真正的华人区，附近住着的大多是典型的贫苦的中国老百姓，看不到外国巡捕的棍棒，有的是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沫若应邀观看了演出，观众们对他的出席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说明书上印着几天前他为这个剧本所写的亲笔题词，可以说是为广大观众点明了这出戏的主题：
芦沟桥已经失掉了，
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
芦沟桥，它是不应失掉，
在我们精神中的芦沟桥，
那永远是我们的墓表。
芦沟桥虽然失掉了，
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
国民党达官贵人亦摆出姿态，接二连三地开会、设宴欢迎郭沫若。在一次会上，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致词，谈到“目前的中国，就象一列火车，国民党就是这列车的火车头，蒋委员长就是火车司机”。沫若听了，微微一笑，随即在答词中说：“能当司机当然很好，问题在于司机称不称职，或者他喝醉了酒，或者他开的方向不对，那么，全列车就跟着遭殃了……”①
①方殷：《记一次难忘的亲切会见》，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已经撤销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不过对沫若说来，此刻他所关心的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自由，而是广大人民的民主与自由了。在《抗敌与民主的不可分性》一文中，他告诫蒋介石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给人民以民主；他大声疾呼“政治是国民生活的权利”，应当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不可侮的中国”。白天，他常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激情所感染，慷慨激昂地到处发表讲话，觉得忙碌、充实。到了夜晚，念及尚未十分明朗的形势，他又感到茫然、空虚。就在回国后的第六个深夜，他独自坐在公寓里，瞻仰当初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廖仲恺（1877—1925）先生的遗容，不觉泪下，感喟“奈何随先生之终而三策亦殉葬矣”，如今狂寇日逼，平津陷没，人民涂炭，怎生是好？他轻声念着廖仲恺的名字，题了一首诗以激励自己的战斗意志，最末一句是：“我们要追踪你的血迹前仆而后起。”
沫若多么希望抗日的烽火快快燃遍中华，然而在蒋介石统治下，金台寂寞，故国苍茫，正是“北地已闻新鬼哭，南街犹听旧京声”，他确实有点失望。一天，刚随军调到上海的张发奎将军来访，沫若问他会不会开战，他说这要看最高当局的态度，连他也吃不准蒋介石的肚子里到底怀着什么鬼胎。沫若倒是吃准了一点：“我看日本军阀是决定要大干一场的，不过这次中国也不会示弱，倘若真打起来，日本免不了要吃苦头。”
盼啊盼，盼到八月十三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当地驻军奋起反击，终于推动全国进入全民抗战的新阶段。夜晚，沫若从公寓的窗口清晰地看到，中日两方的铁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