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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机镇日绕城飞，虎帐新成破阵诗。
十万健儿齐肉搏，东南此战决安危！
嘉定军次赠尤青先生田汉
报国精忠古岳飞，满江红浪泛罗诗。
一心运用君诚妙，狂寇已如累卵危。
廿六年十月廿五日访尤青将军于嘉
定军次，寿昌即席吟赠，余亦效颦，工
拙在所不计也。郭沫若
民族高潮已怒飞，蘸将热血写征诗。
管他倭寇来多少，杀个光儿国不危。
战地畅叙，田汉先写诗，沫若先
生和作，余亦为此。罗卓英
廿六、十、廿五、
十一月初，叶伯芹军长转来他部下一位士兵做的题为《后死感言》的诗：“弹雨淋漓转空气，阵前木叶如蝗飞；同仇敌忾卫祖国，为争生存狮展威。”作者在短跋中说：“昨闻郭先生沫若驾临军部指导，因赋此，请转斧正！”沫若读后很受感动，觉得诗虽不佳，但那弹雨淋漓、空气改色、木叶蝗飞、伤亡枕藉的壮烈景况，写的都是实感，出自一个普通士兵之手，实在难能可贵。不应当辜负这位士兵兄弟的厚望，他字斟句酌，将那首诗改为：
弹雨淋漓风改色，阵前木叶如蝗飞，
同仇敌忾拼生死，狮吼摇天万里威。①
①见《羽书集·一位广东兵的诗》。
淞沪战局终于不可挽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不夜城成了一片漆黑，刺骨的寒风从那鲜血还未干透现在已冰冻的地方吹过来，真不是滋味。文化工作者似无继续大批留在这里的必要，大家都在考虑并计划着怎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或者转移到大后方去。十九日早晨，阿英来高乃依路寓所商量撤退问题，一进门就见沫若面窗默坐，忧心忡忡。原来沫若接到了安娜的来信，得知她因他出走而被拘禁月余，饱尝鞭笞之苦，孩子们亦常遭无赖欺侮。他拿出信译读给阿英听，声音悲咽苦颤。读罢，阿英一时口讷，无言以慰，两人相对木然。翌日清晨阿英再来，沫若已赋就七律一首遥寄安娜，刚书成立轴，墨迹尚未干。诗云：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
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①
①见1938年5月10日《杂志》月刊创刊号。
分明知道妻孥陷入魔掌，可是无法援救，沫若好不伤心。他致函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请求设法予以营救，并让他们回到中国来，然而日本当局借口安娜未脱离日本国籍，且有间谍之嫌，根本不准她自由行动。难道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妻子，她就不可以热爱自己丈夫的祖国吗？在那些军国主义分子的眼中，安娜愿意跟中国丈夫走便是“间谍”，应骂为“野狗”。安娜无视这些胡言乱语，她明白表示：“我是‘野狗’，我就是热爱中国！”日本军部还要她把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籍，声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她以孩子们都是中国血统而严词拒绝。她相信，有朝一日总要带着子女回到中国来的，这当然也是沫若的愿望。
随着大上海的瘫痪，各种救亡刊物和活动都先后停止，往日以贩卖抗战书报盛极一时的街头巷口的书报摊，如今都偃旗息鼓，《救亡日报》当然也无法再在这孤岛上存活。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沫若为《救亡日报》写“沪版终刊致辞”，不免有些忧伤，但一想到三个多月来听着敌人的飞机大炮的狂轰，听着遭遇了敌人轰炸的无辜老弱的血啸，听着无数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哀号，听着百万健儿们在火线上冲锋陷阵的绝叫，便又精神百倍，信心十足。我们失掉的是什么呢？“我们所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对，就以这个做标题，他下笔如有神，向上海的广大读者倾吐自己的一片真诚：
……同胞们请相信，我们决不是放弃了上海。也决不停止了战斗。我们是希图我们的战斗更加有效，而使上海成为事实上的地雷和潜航艇。
我们要再说一遍：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全面的，所争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并不是一个城市、一寸土地的得失。
我们目前所失掉的并没有什么，只是做奴隶的镣铐而已。
日寇占领上海以后，又沿着长江、沿着津浦线和苏嘉路向南京猛扑。沫若已经办完了该办的事情，决定离开孤岛，想转道香港到南洋去，向侨胞筹款办报或从事其他文化工作。十一月二十七日清早，他从公和祥码头登上了一艘挂有红十字会旗帜的法国邮轮，同船的有何香凝、邹韬奋（1895—1944）等各界知名人士。这是党组织为确保大家的安全精心安排的，因为按照国际法规定，交战国对于悬挂红十字会旗帜的交通工具不得轰炸。不料黄浦江上突然飞来一架敌机，耀武扬威地绕邮船三匝而去，沫若怒目而视。
轮船起锚远航了，沫若与韬奋在二层的甲板上并肩踱来踱去，他俩难得相聚，这次有缘畅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沫若知道韬奋到过南洋，便向他打听那儿的情况；韬奋寄希望于桂林和新疆，他想从边疆着手来促进神圣抗战的全面化。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相互祝愿能尽快实现各自怀抱的理想。他们还交换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极为赞赏苏联仅仅花了二十年工夫就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韬奋想到日前曾在《救亡日报》上，读到沫若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写的社论，便说：“还是郭先生的大作《后来者居上》那最后一段说得好……”沫若淡淡一笑，他在心里重温了那段话：“我们也要算是枉路走得太多了的民族，迷落在八阵图里面，因而确实地落了后。但我们现在似乎已经觉醒了。捷近的路是摆在那儿的，只要我们肯驾起飞机冲出自己的前程，我们敢保证，努力的‘后来者’一定又可以‘居上’。”
前面的航道开阔了，邮轮满载着觉醒了的、肩负着抗日救亡重任的知名人士，已经安全地出了吴淞口，自由地驶向大后方。
郭沫若传第十章 辗转大后方
第十章 辗转大后方
二十八
香港，对郭沫若说来并不陌生，十年前他曾来过，而今旧地重游，“兴亡增感慨”，情绪大不一样。他住在六国饭店的三楼，房间临海，从骑楼上远眺，烟雾迷茫，九龙对岸的浅山影影绰绰，宋皇台依稀可见。呵，一见到这由三两块巨石堆积成的宋皇台，不由得令人想起当初宋朝、明朝都是在这儿送终的，这可是不大吉祥的预兆，难道现在又临到了宋末、明末那样的时代了吗？不能忘了“有责在肩头”，让历史重演就意味着犯罪！他想到贸然去南洋募款恐无把握，有些后悔南下，还是应当与周扬等人一同北上延安为好。这难以排解的矛盾心情，只有借诗来渲泄：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地，何事却南来？①
①《汐集·南下书怀四首（四）》
正当沫若踌躇、惆怅之际，他在大街上不意遇着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本来在上海时，立群接受了沫若的劝告，与朋友相率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然后再设法到陕北去读书，因而他们比沫若早到香港。惊喜之余，他们便从海陆通旅馆搬到六国饭店来与沫若同住。这一下可改变了沫若的原定计划，他把刚申请到手的出国护照暂搁一旁，准备先去广州提前恢复《救亡日报》，这样既可以在华南建成一座精神堡垒，又可以解决朋友们的工作问题。将《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去复刊，这原是党组织于沪版终刊时作出的决定，当时夏衍曾向沫若请示今后的办报方针，沫若毫不迟疑地说：“一切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具体事情由你负责，只有一条，我是社长，打官司的时候可以找我。”①而现在沫若又亲自过问这件事了。
①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香港虽是个小小的岛市，救亡工作并不亚于内地，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沫若曾出席港沪文化界联欢会，并发表演讲，针对目前抗战形势，提出要克服军事的悲观、外交的悲观和历史的悲观，鼓励大家自觉肩负拯救中华民族的使命。眼看南京告急，国民党政府已经宣布迁都重庆，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却越发嚣张，居然拒绝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解决中日问题的国际会议，沫若更加迫切地感到需要立即恢复《救亡日报》，好向民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宣传。
在香港只住了一星期光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沫若就与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乘“泰山”轮前往广州了。船上有个音乐工作者刘雪庵，与林林、于立群、郁风等人是朋友，他们意外相逢显得特别高兴。他新近创作了一首表现东北人民惨痛遭遇的《流亡三部曲》，郁风特地跟他要了谱子，边看边大声唱了起来。歌声惊动了船舱里的郭沫若，他走到船边来看望，刘雪庵喜出望外，赶快恭敬地将歌谱送到他手中，并又唱了一遍，请他提意见。沫若听完之后，十分诚恳地说：“不要感伤，要悲壮，要激励人心，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刘雪庵当即修正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再叫郁风唱了一遍，沫若随即表示非常满意和高兴。①
轮船抵达广州码头，没想到会有一群文艺界的朋友来迎接，其中有五月间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的原“左联”东京支部负责人林焕平。朋友们见沫若虽辛劳数月，又经长途跋涉，而仍英姿潇洒，精神焕发，爱国激情溢于眉宇，觉得非常兴奋和喜悦。沫若笑问焕平：“你是广东人，你们广东的抗战工作开展得怎么样？”焕平不无感慨地回答道：“鲁迅先生说过，革命策源地可以变为反革命策源地。经过‘四·一五’以后的十年‘围剿’，广东民生凋敝，文化凋零，到如今民气还是比较消沉的。”沫若沉思了一下，说：“要发动民众，要发动。民气是可以振奋起来的。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文艺界人士，积极开展抗战文化宣传工作。”②
①刘雪庵：《〈流亡三部曲〉与〈屈原〉的音乐写作》，《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2年第13辑。
②林焕平：《深切的怀念沉痛的哀悼》，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初到花城，沫若借宿在郊外梅村朋友家。高雅的亭台，清静的楼阁，丝毫不能使他的心情平复。回想十二年前从这里出师北伐的往事，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成诗一首：
竟随太岁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业难成嗟北伐，长缨未系愧南迁。
鸡鸣剑起中宵舞，狗吠关开上浣弦。
昨夜宋皇台下过，帝秦誓不有臣连。①
①《汐集·广州郊外》
“戎马书生”今犹在，往事如烟追不回，要紧的是必须正视眼前活生生的现实，不能沉浸在怀古思旧的惆怅里。鉴于此行主要为了办报，沫若不得不违情逆性去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人士交涉，想争取他们的资助。可是大失所望，市党部主席吴铁城一下就“关了门”，市长兼财政厅长曾养甫也一毛不拔。结果几经周折，才征得广东军阀余汉谋的支持，愿每月捐助毫洋一千元，作《救亡日报》经费。沫若赶在年前做好了复刊的准备，十二月二十八日就已经写好了复刊词，重申“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表示“我们要在文化战线上摧毁敌人的鬼蜮伎俩，肃清一切为虎作伥的汉奸理论，鼓荡起我们民族的忠贞之气，发动大规模的民众力量，以保卫华南门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①一九三八年新年伊始，《救亡日报》粤版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①见《羽书集·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
经受国民党十年法西斯统治的广东，本已生机萧条，现在又微微地有生命的脉搏在跳动了，抗战的大风暴把消沉了的民气重又开始鼓荡起来。沫若亲眼看到，高悬在马路两旁电线杆上的横幅标语，被风吹得鼓鼓的，斗大的黑字在上面跳跃：“军民团结起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保卫大广州！”沫若亲耳听到，加紧操练的广州士兵，每天都雄赳赳、气昂昂地放声高唱：“对准敌人开枪，前进。不要内战，忠于人民。”的确，广东的民众毕竟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关键在于动员他们、武装他们；问题不是民众不肯动，而是当局害怕民众运动。这次沫若在广州的时间不长，却多次参加民众的集会和游行活动。在广州学生举行的“一二·九”两周年纪念大会上，他高呼“我们应该担当起第二次北伐的任务”，去讨伐日本帝国主义，他的讲话把广大青年的抗日热情进一步鼓动了起来。会后举行群众示威游行，沫若被大家拥着走在最前列。十天后他又应广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之邀，往市无线电台作播音演讲，题为《武装民众之必要》。他指出广东现在虽然还是后方，但在经济上极为重要，几乎是我国唯一的海口，敌人觊觎已久，随时都有成为前方的可能，因而“武装民众的事情，在广东尤为必要”。宏亮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大街小巷。广播大会结束后，沫若再一次走到群众中去，跟他们一起上街游行。他被请去站在队列前头横跨马路两边的大幅标语旗帜之下，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前进，“动员，动员，全国总动员！”群众用广东话齐声唱着，沫若兴高彩烈地略带四川口音和着，他与广州的民众完全融合为一体了。
为了社交的方便，沫若已于年底搬到城内新亚酒楼居住。一天，绿川英子（1912—1947）的丈夫刘仁慕名来访。他原是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进步青年绿川相爱并结婚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两人自愿相携来华，想去汉口参加对日广播或其他抗战工作。刘仁向沫若叙述了他们夫妻在日本遭到迫害的经过，沫若感同身受，他低声说了一句：“悲剧！”就默不作声了。①他联想到不久之前在香港，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1903—1982）曾托人带信给他，说自己和妻子池田幸子受敌人迫害，生活无着，希望能帮助想些办法。他心中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发挥这些日本进步人士的作用，不久即帮刘仁、绿川英子夫妇顺利地到达汉口。
①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见三联书店1981年5月版《绿色的五月》。
沫若为《救亡日报》和朋友们安排好一切之后，自己仍想下南洋，不料又被一通突如其来的电报阻止了，这是元旦那天陈诚从武汉拍来的，说“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一时也不知闷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在赴南洋之前先去武汉会会阔别已久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邓颖超，倒也不错，听说他们已在那里筹设八路军办事处。于立群获悉郭沫若要去武汉，特别高兴，因为她转道武汉往陕北的主意一直没有改变，这一下路上可有伴了，为了行动方便她索性也搬到新亚酒楼来住了。
立群生性文雅、娴静，成天价只顾呆在房间里读书写字，累了的时候就抬头看看高高的天花板，或俯首瞧瞧脚下镶设几何图案的磁砖地。由于从小受家庭的薰陶，她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是正宗的颜体。沫若见她悬肘走笔，正楷端庄雄伟，行书遒劲郁勃，可谓已悟得颜真卿笔法的妙诀，真是惊喜不已。俗话说“字如其人”，颜字的严肃性正和她容貌端整、言不妄发相一致。是出于对她的爱慕抑或关心，说不清，反正他身不由己也陪她写了几天大颜字。他们一起临摹《颜家庙碑》，一笔一划紧相连，一举一动传真情，广东话把男女手挽手地在街上走叫“拍拖”，此时此刻的沫若和立群在精神上紧紧地“拍拖”着了，已经谁也离不开谁。她不是有志赴陕北吗？他当然有心成全，且预先以小诗一首以代临别赠言：
陕北陕北我心爱，
君请先去我后来，
要活总要在一块。
陕北陕北太阳红，
拯救祖国出牢笼，
新天镇日漾东风。①
①见《汐集·陕北谣》。
该启程去武汉了，日前已拍了电报催夏衍速来主持《救亡日报》工作。夏衍于一月五日抵穗，沫若细致地向同人们交代了一切，并把自己的图章留下，让大家随工作需要而用他的名义，盖他的印鉴。六日中午，他应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之邀往该校演讲后，即于当晚偕立群登上粤汉路火车。来到黄沙车站送行的朋友很多，夏衍不止一次握了沫若的手，最后又握着立群的手，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对她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引起众人一阵爽朗的笑声，沫若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