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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救亡必先自救，
要强国必先自强，
戏剧的盛衰，关系着民族的兴亡！
我们要把舞台当作炮台，
要把剧场当作战场。
听着听着，他自己也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给每个学员都发了由李可染绘制、自己亲笔签名的毕业证书，旋即又以三厅的名义，将他们组成流动宣传队，报请政治部签发护照、补助旅费，全部撤到湘、鄂边境和云、贵、川地区，去实践他们“为民族张正气，与抗战共始终”的誓言。①
①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四）》，《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龚啸岚：《“永远为自由而歌唱”》、《从昙华林到紫光阁》，分别见《武汉文艺》1978年第5期、《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
在此前后，沫若还写了不少文艺论文，诸如《文艺与宣传》、《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文化人当前的急务》，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加强团结和统一，勇于到乡村去，尤其是到沦陷区去开展工作。当时文艺界的聚会不多，由沫若主持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打破了数月来的寂寞，周恩来、博古、田寿昌、胡愈之等人都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演说。处于十万火急的武汉举行这样的大会，自有其特殊意义，正如沫若在讲话中所说：
鲁迅精神，是无论如何不妥协、不屈服，对恶势力抗争到底，直到他生前最后的一天，还不曾磨灭和减低意志，这是鲁迅伟大的要素，亦是他在学问上、文学上，有所建树的要素，……
我们在今天正同日寇进行激烈的战争时，我们更应该有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希望今天更能够发扬鲁迅精神。①
①见1938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
有鲁迅这座精神上的灯塔，沫若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他明白，要忠实地做鲁迅的继承者，就必须坚持以鲁迅精神领导抗日文艺界。
大武汉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到处都不得安生，沫若不得不于八月底由珞珈山搬到汉口的杨森花园，九月底又迁往鄱阳街一号，不久恩来也搬过来同住。政治部各厅绝大部分人员已往衡山和长沙疏散，沫若安排立群也先离武汉去了长沙，三厅只留下他和胡愈之。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陷，消息传来，加重了武汉的紧张气氛。当此“孤城落日”时分，出乎意料的是，二十二日朱德突然从天而降。他与蒋介石晤谈之后，即往鄱阳街与恩来、沫若欢聚一堂。沫若回想一九二六年他们第一次在汉口相见，那时朱德刚从德国回来，穿着一件毛蓝布大褂，好象乡下的一位村长。如今又是风尘仆仆，一身灰色粗布军装，更显得苍劲雄健，英姿飒爽。他们没有什么客套，略略寒暄几句，便纵谈军情、敌情、党心、民心，如话家常。二十三日朱德又飞回华北前线去了，临别时留诗一首赠给沫若，题为《重逢》。诗是用墨笔写的，云：
别后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
抗日战酣，又在汉皋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胜利也说不完。
敌深入我腹地，
我还须支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相见——
必期在鸭绿江边。①
①见《洪波曲》、《羽书集·龙战与鸡鸣》。
沫若把它当做珍贵的纪念品，后来还细心地裱背好，一直保存在身边。
十月二十四日早晨，沫若奉命为即将转移的《扫荡报》赶写一篇社论。由题目《武汉永远是我们的》定下了主旨，他努力往下写，一会儿援引高级司令长官的话，说什么“我们虽不能立即打倒敌人，但我们能拖倒敌人”；一会儿又传播“最高领袖”的指示，说什么“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这哪儿是自己在写文章，分明是为别人捉刀代笔。他恨自己就象是学舌的鹦鹉，但又摆脱不了这样的境遇。
又要与武汉告别了。二十四日晚上，远处已隐隐约约传来闷雷般的炮声，沫若这才与愈之等人同恩来分途登上撤退的船只。鸦鹊无声的三镇淹没在如磐的夜气之中，黑沉沉的长江好象在低声哀泣。想想在这儿忙碌了八、九个月，天天高喊“保卫大武汉”，然而毕竟还是没保住，眼下必须离它而去转移阵地，自己真的能象朱德说的“去支持南天”吗？沫若暗暗地下了决心：看我再努力！
三十二
头上不断有敌机盘旋，眼前一片兵荒马乱景象。费了四天四夜，轮船才到达沙市。这里素以商业发达著称，此时却萧条得令人吃惊。难得穿军装、佩戴证章的沫若，为了路上方便，今天却戎装出现在沙市街头上。他看见一群乞丐模样的壮丁，上身一律着破旧卫生衣，下身多数没有穿裤子，在深秋的寒风中冻得索索发抖，便好心地上前盘问：“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到这儿好久了？一天吃几顿饭？归什么人在管？”但是谁也不肯回答，一个个都报以冷眼。经多方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从自己老家四川抽来的，由于经费饱了上司的私囊，以致害得他们至今无人收编。苦难的家乡弟兄们呵，实在应该设法营救你们，可是向谁交涉呢？国民政府的机构都腐朽透了。沫若的脑海中迭映出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顾祝同等人的名字，这才识破他们的一大秘密：他们的部队之所以屡战屡败，原来都是由这样的壮丁拼凑起来的。
沙市不是目的地，又坐了两天汽车，沫若终于赶到长沙，与三厅的大部队汇合。一直为沫若沿途安全担惊受怕的恩来和立群，现在总算放宽了心。长沙暂时成了军政要员荟萃的地方，三厅就驻扎在水风井长沙师范学校内。然而战时动乱无常，一星期之后，军政重心又移到衡山去了。十一月上旬，沫若也往衡山去了一次，为的是找陈诚商量今后三厅的人事部署，结果获悉必须缩小组织，废处减科，即三厅原来的三处九科只能保留四科。这当然十分棘手，可是又无可奈何。
十一月十日岳州沦陷，长沙危在旦夕。按预定计划，沫若着手布置三厅人员向桂林、衡阳撤退。立群随先遣队去桂林，公而忘私的沫若，忙得连送别的时间也没有。她舍不得他劳累过度，他也为她日益憔悴而心疼，正是：“情知是短别，分袂亦依依。耳畔频低语：归来莫太迟。”①
①《汐集·在南岳避空袭寄怀立群桂林十首（十）》
由于人多车子少，沫若和恩来便决定让大家分两路走：一路乘火车，另一路步行，行李和办公用品则用卡车运送。在三厅仅剩下的两辆卡车中，他们特地拨出一辆，将孩子剧团全体成员送到衡阳去。至于他们自己，则又留到最后，以帮助照料一切。十二日午夜，除有一小部分行李尚未运走之外，其他都已撤离完毕。忽见街头出现三五成群的军警，他们有的提着洋油桶，有的拎着小火炉，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其中有人过来催促沫若快点搬走，沫若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秘而不宣。不一会，满城起火。是日寇已经攻占长沙了吗？可是天上既无敌机，地面又无炮声。沫若惊诧莫名，一面记挂着恩来、洪深及车站上的其他同志，一面赶紧乘上小车，被人海裹挟着在路上慢慢爬。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了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使沫若惨不忍睹；惊慌失措的呼爷唤儿，歇斯底里失望的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又使他的每根神经都繃得紧紧的。人流在火巷里窜着、炘着，沫若的心在火海中烤着、煎着。好不容易于第二天拂晓时分到达湘潭境内下摄司渡口，恩来也在稍晚一些时候赶到了这里，他是和叶剑英各拎一只手提箱从大火中冲出来的。两人相见都对昨夜发生的事感到忿怒和诧异，当即决定一同驱车踅回长沙探看究竟。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唯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漫延。恩来说：“看来，敌人是没有进长沙，否则他们一定要穷追的，不会全没有动静。”沫若点点头，他正在沉思：这大概是最高当局的“英明”决策，把好端端的一座城市当做“焦土抗战”的试验品。想当年俄国元帅库图佐夫曾以火烧莫斯科作为他战略中的重要一步，想以此阻挡拿破仑侵略军的铁蹄；今天的蒋介石显然是在盲目模仿库图佐夫，居然也寄希望于一场大火，结果使几百万长沙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国民党终究失算了，狡滑的日军元凶并没有扮演拿破仑，长沙城倒已烧成一片废墟，无辜的长沙人真把他们恨透了！谁来收拾残局呢？这项苦差使又落到郭沫若身上，他刚率领部属安抵衡阳，就接到了政治部的命令，着三厅火速派人去长沙“办理善后”。他和恩来安排洪深、田寿昌带队执行这一任务，两三天后又亲自带领一个宣传队去支援。水陆洲颦着淡淡的眉头，等待着诗人的慰藉。叹屈祠成砾，贾宅生烟，多少国宝付一炬；痛灾民失所，伤员毁身，满目疮痍剧堪怜。为了及时救济、抚慰受难同胞，鼓动大家重建家园，沫若不怕余烬炘人、危壁欲坠，与战友们一起整整突击了一星期。临走前，他和寿昌踏着岳麓山的红叶，望着湘江彼岸的焦城，想着早春时节于此相晤的情景，两人不约而同地联句抒发了共同的感喟。
回到衡阳，已近十一月末尾。记得月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曾发表声明，警告中国政府“如仍冥顽不灵，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该政府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蒋介石似乎心领神会，自从武汉失守以来，一直在消极观战、积极防共。这时候，他在南岳忙着召集高级将领举行政工会议，提出了“宣传重于作战，政治重于军事”的口号。沫若也去出席了，他仔细捉摸主持会议者的讲话精神，经过恩来的启发，方才悟到“抗战领袖”已经不要抗战，教你从此只需搞搞口头抗日和纸上宣传，不必真刀真枪去和敌人死拼；教你以后只要在政治上注重防共，无须再在军事上提防日军进攻。
与会的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沫若实在不愿同他们为伍，便与恩来等人相约一起攀登南岳。传说中“喷云泄雾”的衡山，在从峨眉山下长大的沫若看来，当然不算神奇，他感兴趣的是座落在半山腰上的铁佛寺。多日来繁忙紧张透顶，今天该可以放松休息一下了。庙虽破旧，铁佛倒还完好，但不知是哪个朝代所铸。此时此地，不由得又引发了沫若的考古癖。老和尚飨以一顿可口的斋饭，然后沫若又在寺前小卧片时，他的诗兴伴随考古癖翩翩而来，顺口赋得七律一首：
铁佛披金色相黄，纪元宝庆未能详。
戏从杂卦征休咎，聊倚残餐润肺肠。
鸡脍应输萝菔味，契斯难敌豉乳香。
邺侯藏轴称三万，此地空余一废堂。①
①录自手迹，原件现存乐山文管所。
吟罢，恩来笑了，大概他觉得诗中不乏“打油”气味。沫若也笑了。他虽不想附庸风雅，但豪情壮志亦不可不抒，于是又用原韵再哼成一首，也是七律，格调却大不一样：
中原龙战血玄黄，必胜必成恃自强。
暂把豪情寄山水，权将余力写肝肠。
云横万里长缨展，日照千峰铁骑骧。
犹有邺侯遗迹在，寇平重上读书堂。①
①《汐集·登南岳》
十二月初，沫若由衡阳奔赴桂林，重与三厅的朋友们相聚，住在乐群社。敌机经常来轰炸，听说立群初来时租的一间小屋，数日前已被炸得粉身碎骨，幸好当时她不在屋内，真是好险，沫若想到这里都不禁有些后怕。他在南岳期间也遇到过空袭，那时十分怀念立群，曾作小诗十首，现在一并奉献给她。“芳心逐岁开”，“相伴有苍苔”，抗战的风暴把他们卷来卷去，血与火不断考验他们的生死之恋。
不幸的是，张曙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为好友的不幸丧亡，沫若心中充满了悲伤，亲自替他写了墓碑，把他安葬在桂林郊外的冷水亭旁。想想他勤勤恳恳为三厅所做的工作，想想他才气横溢为抗战所作的歌曲，沫若更意识到所失去的是多么惨重和珍贵。“我们战黄河，我们战淮河，湖山微水今又生洪波……”他的《洪波曲》正响彻洞庭湖畔、扬子江头，唤起三楚健儿敌忾同仇，热血飘洒。“九歌传四海，一死足千秋。冷水亭边路，榕城胜迹留。”①沫若连做了几首挽诗，还是觉得抒不尽对战友的悼念之情。
①《汐集·挽张曙诗两首（一）》
在桂林的时间不长，要做的事却很多。《救亡日报》已于广州沦陷前夕被迫停刊，前些日子夏衍、林林等人辗转到了桂林，现在沫若自然要设法帮助他们再度复刊。战争期间的事真是难以估摸，八月间华南的朋友们曾给当时还在武汉的沫若来信，说是当《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满周年的时候，希望他能抽身南下一次，谁会料到几个月后竟在桂林重逢。沫若最清楚，在恶战苦斗中要维持这样一份报纸，充分发挥它的抗战建国、唤起民众的作用，这是多么艰难。如今要重新复刊，经费又从哪儿来？与陈诚几番交涉，只同意政治部每月津贴二百元。这点钱能派什么用场，不过这倒也有个好处，借此可以让人知道这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津贴的报纸，今后地方党部就不敢刁难。最后又派夏衍去香港筹款，争取于一九三九年元旦，能让广大读者重睹《救亡日报》的新颜。
广西大学的校长白鹏飞听说郭沫若来到了桂林，作为当年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先后同学，理当尽地主之谊，不但殷情款待，还邀请他为师生们演讲。沫若觉得叨光得很，碰巧这所大学的校舍系于立群的从外祖父岑春煊（1861—1933）所捐赠，因而师生们对他更为敬重。他来演讲的那天，师生们夹道欢迎，大礼堂座无虚席。他不谈一般的抗日大道理，而从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谈起，说明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是富有创造力，二是富有同化力，三是富有反侵略性，因而：
凡是和我们站在对立地位的民族，即占有欲望强而创造欲望弱的民族，我们却和它势不两立。自有历史以来，凡具有民族性的战争，可以说都是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我们从不曾以武力去侵略过别人，但遇着别人以武力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彻底的反抗，纵使绵亘至二三百年，非将侵略者消灭或同化，我们永不中止。我们是具有着举世无匹的最强韧的弹性。①
①见《羽书集·复兴民族的真谛》。
整个报告没有提到一句抗战，听众却自然而然联想到当前的抗日斗争，以致后来白鹏飞偕夫人陪同沫若夫妇泛舟漓江时，这位老同学还在满口称赞沫若此次演讲的成功。
“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然而沫若哪有心思留连于山水之间，这次他在桂林只是应白鹏飞之邀玩过一天，要他“暂把烽烟遗物外”也不容易，他的心里总在惦记时局的发展和三厅今后的工作。国民党当局的动向值得警惕，副总裁汪精卫已与其党羽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潜离重庆越国投敌，随即近卫文麿又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叫嚷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和“经济提携”，不知总裁蒋介石将如何应对？至于被蒋介石、陈诚分割了的三厅，人员已陆续移往重庆。沫若和立群也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乘欧亚机22号离开桂林。
“一别夔门廿五年，鸟惊花泣恨频添”。而今他重入夔门，回到群山环抱的雾都重庆，更是感慨万千。
三十三
一九三九年元旦，沫若前往重庆中山公园网球场，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举行的群众音乐大会，这是他到达陪都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人的山，人的海，坡上坡下满挤着人群，沫若象和暖的春风似的开始演说了。听吧，象奔流，象悬河，象渺茫的大海，而那些听众随着是微笑，是愤怒，是奋然而起……。①他说“今天的阳光，是象征着中国前途的光明”；他说要“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贡献两件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国”。②从听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可以知道这两件新年礼物的贵重，广大民众将不惜代价去奋力夺取。
①据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
②见1939年1月2日《国民公报》。
开岁发春，喜从中来，新的一年总算有了个好的开头，《救亡日报》果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