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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见1939年1月2日《国民公报》。
开岁发春，喜从中来，新的一年总算有了个好的开头，《救亡日报》果真于元旦在桂林复刊。这虽是一张四开小报，但它担负着宣传抗日、团结、进步的重任，力求赢得左、中、右读者的欢迎。这是很不容易的，沫若深知夏衍、林林等人所付出的艰辛，他从心底里感激他们。当该报响应义卖时，他特地寄了一首五绝去：
纾难家宜毁，临危命可捐。
苟能明大义，何用惜金钱。①
①见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为了让山城的读者能及时看到这份报纸，沫若还把他的稿费和生活费节余用来出《救亡日报》重庆航空版，直到印刷所被毁才中断。
当时沫若和立群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名为“陪都”的重庆，白天街市繁华，夜间歌舞终宵，俨然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只有当高竿上挂起红球，发出空袭警报的时候，这才显露出些许战时的气氛。蒋介石自从将大本营迁到这里以后，更加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第三厅则进一步加以钳制，不但压缩编制、裁减人员，而且紧卡经费。调整后的三厅由四个科组成：第一科掌文字宣传，科长为杜国庠；第二科掌艺术宣传，科长为洪深；第三科掌对敌宣传，科长为冯乃超；第四科掌印刷、发行以及其他总务工作，科长为何公敢。象政治部的其他几个厅一样，三厅也被安置在两路口山头上的一所中学内，以两个大教室充当全体人员的办公室，这与武汉时代的昙华林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天地里，三厅的活动还受到种种限制，很难再象以前那样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不过沫若并不灰心，他要重整旗鼓，领导三厅为开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宣传工作而继续努力。
陷于进退两难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其困境，已于一月初进行了内阁改组，由更加法西斯化的平沼代替了近卫文啰。这到底是表示敌人的强大，还是意味着已步入穷途末路？连日来沫若忙得不亦乐乎：六日作《坚定信念与降低生活》，七日往青年记者学会重庆分会演讲，八日为新民报职工读书会作报告，十一日主持各国记者招待会，中心内容都是抨击日本内阁改组，指出这是“回光返照”，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持久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定将崩溃无遗”。在如此这般地对民众进行不懈的宣传教育的同时，沫若也很重视对敌宣传工作。三厅发出的传单、小册子和通行证等日文宣传品，有的就出自厅长本人之手。有一次沫若撰写的日文传单，由空军载送到东京上空散发，引起了敌国极大的震动。①
①翁植耘：《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在重庆》，1984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3辑。
眼看“一·二八”快七周年了，许多报刊的编辑都来约稿，写些什么好呢？自到重庆以来，沫若觉得自己的头脑就和这儿的天气一样，每天都笼罩在雾海中，迷迷茫茫，浑浑沌沌。他与几十个同事一起坐在教室里办公，怎么也排除不了周围的干扰，连别人的呼吸都好象在刺激自己半聋的耳鼓，更不用说其他的杂音了。他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和迷濛的雾，依稀可见机场上静静停留着的一架架银灰色的飞机；他想象在山那边的绵延的前线，战火中又不知有多少伤员？我们要纪念“一·二八”，最好是当兵——对，这不是诗的题目吗，“最好是当兵”！他的思绪终于活跃起来了，赶忙拿起笔来写了几行，可是公文来了，客人来了，秘书也来通知开会了，……
其实沫若所担负的何止是三厅厅长的工作，诸如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其所属电影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诗歌工作者抗敌协会、美术工作者抗敌协会等）、全国慰劳总会、中苏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重庆市文化界精神总动员协进会等社会团体，他都负有重任。然而不管怎样忙，他总离不开自己的笔。四月九日，他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大声疾呼“提高作家的冒险性，勇敢性，拿起笔杆如同战士扛着枪杆一样地上前线去”。也许言犹未尽，十一日他又作《发挥大无畏的精神》一文，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克服怕这怕那的弱点，“要用自己的血来写，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写，写出这个大时代中的划时代的民族精神”。在文化战线上，他自己就是握笔猛打猛冲的战士。看到了汪精卫连篇累牍地炮制散布失败主义论调的文章，他义愤填膺，立即挥笔如刀，给予迎头痛击，把汉奸卖国贼的花言巧语戳穿了示众，原来所谓“求和，正无异于向日本投降”。
四月间，汪逆竟与平沼订立协定，纵容日寇将魔爪伸向西安、南昌等地，并甘愿策动“倒蒋反共”战争。日寇随即向蒋帮施加压力，于五月三日、四日轮番轰炸重庆，致使通衢闹市成火海，千百居民血肉横飞。未等敌机飞走，三厅人员就组织了救护队和抚慰队，奋不顾身赶往重灾区，或救死扶伤，或排除交通障碍。其中美工人员则在还冒着青烟、吐着火舌的断垣残壁上刷写标语和壁画，他们写上“看！是谁炸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家园？”“只有打走日本强盗，才能过太平日子！”他们画的是亲眼目睹的种种惨象：母亲被炸死在地上，婴儿还趴在她胸前找奶吃……在这一片火海、血海之中，沫若在逡巡，他但愿能闭上眼睛不要看到这一切，可是又必须把眼前的惨象看得更真切，他要牢牢记住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深仇大恨：
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
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
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孩。
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
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
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
他把这首题为《惨目吟》的小诗写好后，悄悄地走到床边，见立群正敞开衣襟在给刚满月的儿子汉英喂奶。他轻轻吻了一下儿子的小脑勺，然后将新作向妻子朗读了一遍，他的声音是那么沙哑、低沉，她的双眸是那么潮湿、悲愤。
这次大轰炸后，敌机常来骚扰，机关人员不得不紧急疏散，二厅第一至三科全部迁往郊区金刚坡下赖家桥三塘院子和全家院子办公，只留第四科部分人员在城内。沫若基本上驻城，不过要兼顾城乡两地，为此只好不时往返于两路口和赖家桥，平日则由杜国庠代他坐镇乡间，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这是由中共南方局决定的，为的是让沫若能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创作和社会活动。此时周恩来虽然不在重庆，但他每次从外地回来，都尽快与沫若见面并商讨工作。在恩来离渝期间，沫若有事则去南方局向董必武、王若飞等人请示汇报。
三厅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连他们编写的宣传品，都必须先送到部长办公厅审查，往往不是通不过，就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即使通过了，也迟迟不给付排、印刷，或拼命压低印数；印好后又故意拖延不发行，全都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咬。沫若每每为这类事大发其火，乃至拍桌大骂。有时他给陈诚、张厉生、贺衷寒等人挂电话质问，有时亲自出马向有关部门交涉，有时还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告状。他几次向政治部提出辞去第三厅厅长职务，遗憾的是均未获准。
六月的山城，夜空碧蓝如洗，重重迭迭的万家灯火与密密匝匝的灿烂群星交相辉映，沫若时常为之出神。他站在高坡上，目光随着迤逦远去的灯火，好象看到了北国弟兄们矫健的身影，唉！何必陷身反动堡垒活受罪，真想驱车北上显身手，正是：
比来人怕夕阳殷，月黑仍令梦不闲。
探照横空灯影乱，烧夷遍地弹痕斑。
相煎萁豆何犹急？已化沙虫敢后艰？
朔郡健儿身手好，驱车我欲出潼关。①
①《汐集·有感》
然而，在国民党愈益积极反共的当时，沫若的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的，他只能翘首北望，却奋飞不得，为此他对立群浩叹道：“此乃无望之望也！”
由于张家花园寓所被炸，六月底沫若只得挈妇将雏暂时移居赖家桥三塘院子。乡下毕竟比城里闲适，三厅图书馆薄有储藏，正好可以多多抽些时间来阅读，有余暇时还可从事写作。三年来由于事务繁忙，致使脑子里的田园太荒芜了，到底还是读书要紧。韩退之云“业精于勤，荒于嬉”，这对于文艺家不失为最有益的箴言。作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嬉怠，而最必要的是勤勉精进，如不坚持读、写、观察、自我批判，就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自己虽说不上“嬉怠”，但长期以来忙得连读书和创作的时间都没有，还算什么作家呢？这时恰逢成都《西部文艺》主编来信请求为该刊题词，沫若便把这些话写给了他们①，是励人，亦是自勉。
①原文手迹见1939年9月《西部文艺》创刊号。
三塘院子是一座地主院落，盘山绕道离市区约五十公里。三厅向屋主租了十余间作办公用房，工作人员则散住在邻近的农家，已成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领导人的鹿地亘夫妇亦借寓此地，该同盟总部就设在赖家桥与三塘院子中间。翌年，三厅部分人员集资在三塘院子后面的小丘上，面对金刚坡盖了十余间茅屋，名曰“金刚村”，绿川英子夫妇也住在这里。沫若常常走东家串西家，或作客，或讨论学术问题，偶尔也商量工作。反战同盟的成员大都是从战俘营里挑选出来的，经教育成为反法西斯战士，然后由鹿地亘和三厅人员带领上前线向日本士兵现身说法，鼓动他们起义投诚。在反战同盟战友出征之际，沫若曾亲往总部欢送，并用日语致词，说：“由于各位的勇敢的决意和出色的行动，完全证实你们和我们是全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我们大家受同一脉搏的鼓动，我们大家的血向相同的目标流动，拥护正义，争取真理，在以决死的意志完成作为先驱者的使命的这方面，我们完全是一心同体。”①在三塘院子周围，沫若一家借住的是佃农尹绍荣的两间厢房。两家人相处得非常和睦，有了好菜，沫若夫妇总要请尹家共餐，一再说：“我们是一家，你我称兄弟。”尹家有时做了河水豆花，也少不了请沫若夫妇同吃。尹绍荣的父亲六十大寿，沫若特地送了寿面、寿桃积寿糖，尹家万分感激，连声道谢：“郭厅长对我们这样好，我们不知怎么报答！”沫若爽朗地回答道：“承你们看成我，我是来避难的。”②
①原文载日本在华反战同盟机关刊物《真理的斗争》1940年10月号，此处引自吕元明的译文，见1982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3辑。
②据学文：《郭沫若在赖家桥的生活片断》，《重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山城重庆艰难竭蹶，城里遭轰炸，郊县逢干旱，金刚坡下铄石流金，农人愁眉苦脸，沫若见了亦愁肠百结。七月初喜降甘霖，持续数日，农人皆大欢喜。沫若望着周围得救了的禾苗，想到今年米价虽不会锐减，但米荒可以不成问题了，他满心希望与苦难的家乡同胞共度这不吉利的流年。
郭沫若传第十二章 故乡行生辰庆
第十二章 故乡行生辰庆
三十四
沫若回到重庆还不能算真正回到故乡，从渝州到嘉州虽然路程已经很近了，但于戎马倥偬之际一直未及归省。乡下早就来人敦促，而他总觉得自己之所以归国，完全是为了抗战，现在还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哪有心思回去探亲呢。后来听说父亲久已卧病在床，不时处于昏迷状态，他这才下了决心告假两周，带了也在三厅工作的侄儿郭培谦（五哥翊新的儿子，1910—1962），一同乘水上飞机返故乡。
这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的一天，飞机停在乐山城外的肖公嘴。少年时代的沫若，不是曾在这里听到过凤凰鸣叫吗？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尤其当此“万里关河烽燧绕”的年代，故土已面目全非，哪儿再能追寻凤凰的踪影！反正他也无心领略风光，只想尽快赶回绥山之麓的沙湾老家。然而毕竟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儿时的回忆不想追寻也会触景生情，一路上感慨自然不免油然而生：
依然碌碌一庸才，廿六年后始归来。
何处海棠香讯在？草堂寺内几徘徊。①
①见张肩重：《在郭老周围的日子里》，1980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8辑。
“海棠香国”的骄子重新回到父老乡亲们的身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众人把他推上用方桌临时搭成的讲台上，请他发表演讲，他开口第一句就说：“离别了二十六年的家乡父老兄弟们，我是一个不肖的子孙……”
思子心切的郭朝沛已届八十高龄，卧病以来由沫若的元配夫人张琼华和四姐郭麟贞悉心侍奉。沫若一回到家，立即来到老人病榻前，跪在地上轻声呼唤着爸爸。泪流满面的四姐见父亲迷迷糊糊没有反应，便用拇指和食指比着一个“八”字伸到老人眼前，意思是说“你的八儿回来了”。这一举动可真灵验，老人面对这个“八”字，果然微微张开双眼，缓缓地偏转头看着跪在他身边的人，很吃力地点了一下头。过了片刻，老人启齿即询问孙子、孙女的情况，他哪里知道八儿尚有四子一女被抛置在海外，更难明白媳妇立群不久又将给他增添一个小孙儿。沫若泪眼莹然，想想当年母亲于弥留之际还不断地用微弱的声音呼唤他的乳名，再看看面前深切惦念自己的老父，心中好不伤悲。
老人深明大义，三月九日正逢他的诞辰，沫若与家人本来准备为他做寿，他却以国难期间不令铺张为口实，阻止了儿孙们的孝行。他喜欢大家围坐在病榻前，听八儿谈抗日救国的事。沫若说：“有人以为日寇强大，来势凶猛，其实，只要我们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抗战，前赴后继，最后胜利必定是属于我们的。现在抗战已经一年多了，日寇当初扬言三个月内荡平中国的狂妄叫嚣，不是破产了吗？”他见父亲连连颔首，便进一步解释了要郭培谦参加三厅工作的道理，说：“你的儿子为抗日尽力，你的孙子也要为抗日尽力，这也叫前赴后继嘛。”老人的脸上展现出慈祥的笑容。①
①据笔者1982年11月16日访问魏蓉芳（郭培谦的夫人）谈话记录。
“少小离家老大回”，与家人重新团聚多么快慰。兄弟姐妹，还有众多的小字辈，济济一堂，情谊怡怡。五哥翊新和元弟翊昌喜绘水墨画赠人，沫若则忙着为他们题诗写跋。五哥给侄女珩瑛画了一幅荷花，沫若题诗云：
亢节婷婷上千荷，污泥不染意婆娑。
万千险境都经过，方信人间乐事多。
元弟给四姐麟贞画的是梅花两枝，并配以芭蕉叶，沫若在跋中说：“余见此则思及父母，盖梅花寓有祝寿意也。”由此又忆及儿时因与五哥翊新偷盗芭蕉花为母亲治病而备受父母笞楚的事，不禁感叹“而今父衰母逝，橙坞大哥亦早归道山”。
至于婚后第五天就开始独守空房的张琼华，此时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二十多年来，她一直把自己生活中的最大不幸深深地埋在心底里，从没有表现出任何哀怨。她孝敬公婆，操劳家务，赢得了全家人的尊重和信赖，公公、婆婆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无论走到哪里，婆婆都要把她带在身边。丈夫的照片始终端正地挂在自己房间正中，结婚时的家具一件件擦拭得光亮照人，她还把他幼年时代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所写的作业本和诗文手稿、取得的毕业证书以及后来陆续寄回家的书信，全都珍藏着。沫若对她尽管没有爱情，然而充满感激之情。家人早就告诉过他，母亲临终前曾留下遗言：“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①因此，现在他当着父亲的面，对张琼华一躬到地。②他在给兄弟姐妹以及小辈们题画留诗的同时，也给琼华写了两首，并逗趣地说：“你如果往后没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十个大洋。”③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雷霆轰炸后，睡起意谦冲。
庭草摇风绿，墀花映日红。
江山无限好，戎马万夫雄。
国运升恒际，清明在此躬。
民国廿六年九月赴昆山访辞修，遇敌机
轰炸，在明远室中小卧片时后作此，距今一
年将半，望清新之意无问今昔。书付琼华。
①《祭母文》，见《德音录》。
②据笔者1984年10月23日访问郭宗瑨（郭沫若的侄子）谈话记录。
③黄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