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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炷竞辉煌。
慰劳血战三杯酒，鼓舞心头万烛光！
笔剑无分同敌忾，肝胆相对共筹量。
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涛日绕梁！②
①见1940年12月8日《新华日报》报道。
②手迹见《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这幅签名轴，后来一直挂在天官府七号楼下中厅里，象征着团结和进步，激励文工会全体人员同仇敌忾，“相期永不磨”。
文化工作委员会可以说是第三厅的继续，不过它已不能象三厅那样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国民党当局明文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然从事对外政治活动”。就这样让他们捆住手脚吗？不！沫若领导大家，一方面利用其政治部所属团体这一合法地位，积极开展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另一方面跳出这个圈子，以个人身份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文工会经常举办文艺讲座、文化讲座、国际问题讲座、国际问题座谈会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如请老舍讲小说，请冯玉祥讲《三国演义》，请张志让、邓初民、王昆仑、邹韬奋、沈钧儒、张友渔、章汉夫等人讲《欧战给予我们的教训》、《轴心国春季攻势的展望》和《四年来国际形势的演变与我抗战》，每次差不多都是沫若亲自主持。这样以学术活动的方式广泛联系群众，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当希特勒军队进逼莫斯科的时候，国民党御用文人龚德柏受其主子指使，公然散布“苏联必败”的论调，为蒋介石进一步卖国投降张目。郭沫若与阳翰笙等人决定给予迎头痛击。便借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苏德战争座谈会，在请对军事问题素有研究的屈武来主讲的同时，把龚德柏以及其他主张“苏联必败”的人也请来发言。会上，屈武画了一幅军事形势图，从苏德双方力量消长的情况和战争的趋向，论证了德国必败。龚德柏等人固执己见，仍然叫嚷莫斯科必将被德军攻克，甚至料定日本必然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出兵进攻西伯利亚。沫若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按作战地图细细分析了苏德战争的形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希特勒所谓三星期占领莫斯科的奇谈早已成为泡影，从而指出：“对苏德战争的认识和分析，必须以事实论事实，不能拿不着边际的，只作空想妄谈。”①当时，龚德柏等人十分狼狈。
①见《苏联，为人类自由幸福而战着！》，1941年7月16日《新华日报》。
有许多活动沫若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同样也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借观音岩《新蜀报》营业部，为作家们提供“卖字捐款劳军”的场所，沫若书写了不少抗日诗词和联语，与老舍成为此次卖字售出最多者。为了效法屈原的精神，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他还与重庆的诗人们联名发出倡议，定端午节为诗人节。在首届诗人节庆祝会上，他怀着满腔深沉的爱国热情讴歌屈原，说：目前是考验屈原精神最突出的时代，他的诗可以叫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发抖，他的诗也可以鼓奋无数战士为摧毁强暴而崛起。
“屈原之投江，实由于当时不甘忍受楚国之沉沦现象，并非如一般批评屈原是工愁、牢骚而自杀。他确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诗人。”①“旋转乾坤又一年，冲涛破浪似行船。”一九四一年对郭沫若说来，也是面临严峻考验的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奉命在由泾县向茂林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此即“皖南事变”。蒋介石竭力封锁消息，同时反诬新四军“叛变”，然而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十八日，《新华日报》发专稿报道“皖南事变”的消息，稿子临时被国民党当局抽了下来。眼睁睁看着报纸开了“天窗”，周恩来怒不可遏，即奋笔题词补了空白：“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天沫若拿到报纸后，心情特别沉重，闷坐在办公室里一言不发。许久之后，他突然抽出一迭白纸，挥毫疾书，将恩来的题词抄了一张又一张，交给文工会的同志说：“帮我贴到外面去，贴到街头去！”这样悲愤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之后两天，他看到丁正献在拓印木刻新作《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刻的是一群工人知道“皖南事变”这一消息后的愤懑与悲痛。沫若随手拿起一张，凝视了片刻，立地在这张木刻画边上题了一首七绝：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
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②
①据1941年5月31日《新华日报》报道。
②见丁正献：《从〈洪波曲〉谈起》，《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怅望江南余隐痛”，事隔不久由此又发生了一件恼人的事，政治部特务连竟把原孩子剧团成员、现已参加文工会工作的李少清抓了起来，说是因为他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为新四军死难烈士募捐。沫若得知后，立即挂电话给张治中，忿忿地说：“一个青年，为新四军募点钱，犯什么罪？值得抓起来吗？……你快给我放出来！”张治中支支吾吾，沫若更加恼火，声音也更大了：“我手下的人如有问题，责任在我。要关就关我！要枪毙就枪毙我！”张治中没法，只好释放了李少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进一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皖南事变”事实真相，无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的时候，张治中赶到三厅训话，长达三小时之久，除了说明新四军事件完全是所谓“军纪军令”问题之外，中心内容有两点：一是说政治部中其他的部门认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是“租界”，因为这里面有的是左翼作家，都是党外人，即不是国民党党员；二是他主张取消“租界”，即请大家都加入国民党，这才是真正拥护三民主义。大家倾听了张部长的讲话之后，由主任委员郭沫若起来答复，他很坦白而诚恳地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我自己以前也做过国民党的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实际上执行三民主义，形式上的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的问题。这好比，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和尚的不一定都是相信佛教的。”接着，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至于‘租界’云云，各委员受宠若惊，被称为‘左翼作家’，左翼作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另一方面又被加上‘开辟租界’的罪名，一变而为帝国主义者！”最后他表示：“我已经感到干不了了，就来请部长‘收回租界’罢。”①结果张治中无言以对，十分尴尬。这和尚妙喻，曾在陪都文化界传诵一时。
①韬奋：《郭先生的和尚妙喻》，见韬奋出版社1946年10月版《抗战以来》。
“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为防备“四·一二”事件的重演，坚决执行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有计划地迅速疏散力量，从重庆撤离一批文化人去延安以及香港和桂林等地。田寿昌即将奔赴桂林，沫若特地抱了汉英陪他过江春游。他们到南山试马，沫若抱着孩子从马上跌下，有人问：“你能再骑吗？”“为什么不？”他又跃身上了马背，向着崎岖的峰口驰去。他们接连玩了三天。三月六日晚，沫若和立群为寿昌饯行，饭后题赠七绝一首：
南山昨日事春游，并辔江边君兴道。
伏枥何能终老此？长风万里送骅骝。①
①《汐集·送田寿昌赴桂林》
跋语中有“寿昌……乘舟东下，将永别矣”，寿昌觉得后面一句不妥，要他改过来，他笑了笑，才将“永”字涂去，改成“暂”字。
山城雾重，随着一批进步力量被迫撤离，曾有过的一点抗战气氛也消失了，一时间各种活动都处于停顿的状态。留在重庆的郭沫若，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勤业、勤学、勤交友”，在活动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节制，以保存力量，准备开展新的斗争。他极为钦佩恩来做任何事都那样稳健周密、认真细致，有恩来在，他就定心、舒坦得多。他写信给已去香港的夏衍，说：“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头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①的确，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这块小小的“租界”上，沫若正依傍恩来这棵“大树”，酝酿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一次前所未有的较量。
①见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三十六
天官府原是一条冷落的小街，据说得名于明宣宗朱瞻基恩赐吏部尚书蹇义的府第，由于一九三九年遭受了敌机的大轰炸，如今疮痍满目，瓦砾成堆。自从文化工作委员会设在天官府街七号以后，郭沫若全家也搬到了这条街四号三楼居住。寓所虽有三间，但屋子很小，而且已被炸弹震裂，粉墙早就剥落成半裸体的竹蔑。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危楼”，沫若戏呼之为“蜗庐”，朋友们却把它当作“我们的解放区”，因为周恩来常在这里召集民主人士或文化工作者开会，有时多达六七十人，大家尽可以开怀畅谈，毫无顾忌。小街从此苏醒过来了，活跃起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旬的一天，阳翰笙来“蜗庐”与沫若商量工作，不一会恩来也欣然而至，他提出要庆祝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沫若谦辞道：“我没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不必了吧！”恩来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听了这话，沫若不再吭声了。恩来将这件事交给翰笙负责，并叮嘱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参加筹备工作，一定要把这次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为此，特以中共南方局的名义通电成都、昆明、桂林、延安以及香港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庆祝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希望各地密切配合。①经过一番努力，很快约请了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翦伯赞、章伯钧、罗隆基、侯外庐、王昆仑、屈武、黄琪翔以及孙科、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为庆祝活动的发起人，周恩来本人亦在列。
①据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寿人寿世此情真”，重庆的各家报纸，早在沫若生日的前几天就披露了庆祝活动的消息，人们都在热切期待十一月十六日的到来。悬弧之辰的早晨，是《新华日报》首先揭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头版刊载了周恩来的专文《我要说的话》，第三、四版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潘梓年、沈钧儒、沈尹默以及苏联大使潘友新等人的贺诗或贺词。沫若先睹为快，他翻开报纸，立即被恩来一句句、一段段恳切的言词所感动：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下面，恩来还分析了沫若的三大特点：一是丰富的革命精神，二是深远的研究精神，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他不同意有人说鲁迅的韧性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沫若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他指出“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沫若的眼睛湿润了，报纸上的字迹似乎越来越模糊，慢慢地幻化为恩来的笑容。他对秘书翁泽永说：“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一句，这也适合表达我和周公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①
①翁植耘等：《在反动堡垒里的斗争》第38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悬弧之辰的下午，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参加者两千余人。会场设在餐厅和院子里，从午间起宾客就纷至沓来。秋阳洒着金辉，粉墙四周悬挂的郭沫若、鲁迅、屈原、李白、杜甫、歌德、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雪莱等人的画像显得格外明亮。会场内外陈列着文化界人士和各界群众以及国民党官员送来的寿联、贺诗和立轴。此外，大楼“文化之家”的檐前还高挂着一枝五尺多长、碗口般粗的毛笔，笔杆上嵌有“以清妖孽”四个大字。这是鹿地亘和一批青年人合送的寿礼，吸引了众多宾客的注意。这里辟有三间专室，展览寿星二十五年来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心血结晶，有各种专著和译本，亦有手稿，总共八十多种，约两千余万字。
同时还陈列了他各个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
纪念茶会由自称“老少年”的爱国将领冯玉祥主持。他在开幕词中，对郭沫若的革命劳绩、爱国热忱和赤子之心备加赞扬，强调纪念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沈钧儒的发言表示出他对郭沫若的热爱，他殷切希望沫若要更多地写些反映劳苦人民生活的诗篇，同时也要在当前蓬勃的民主运动中发出更有力的战斗呼唤。周恩来在发言中则指出，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而且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是他的著作抑或行动，都燃烧着烈火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苏联友人米克拉舍夫斯基也到会，他热情称颂寿星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即使在苏联，也有着“郭沫若”的响亮的名字，因为他的创作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为了人类的文化，愿郭先生千秋亿万岁。会上相继发言的还有老舍、张道藩、黄炎培、张申府等人。沫若始终默默地静坐着，右手支住前额，象是在沉思，象是在反省。五十年来的生涯，有不少镜头摄入了心版中：少年时代的勒令退学，青年时代的饱尝异族的冷眼，壮年时代的挥戈疆场，中年时代的埋首古器物研究，以及抗战爆发后的毁家纾难，……这一切在严峻的历史老人面前算是通过了，但自己的现状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不够。因此，最后他在答词中谦逊地说：“如果说冯玉祥先生是个老少年的话，那我简直还是一个吃奶的小娃娃，因为我还有许多要向国家、社会和朋友报德的事没有做好。”他既援引卢梭的《忏悔录》，又讲述燕昭王为郭隗筑黄金台的故事，说明“今日之会，意在鼓励青年们，使大家这样想：象郭某这样的人，也有人纪念，我们努力吧！”他郑重其词地表示：“回首五十年，深感惭悚。从今日起，当按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①
①参阅《诗笔灿烂的二十五年》、《创作之寿》，分别见1941年11月17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
悬弧之辰的晚上，天官府七号红烛高烧，“亲朋”满座，文化界人士在这里聚餐为郭沫若祝寿。酒席计十桌，屋小人多，以致连露天的走廊上也摆了四桌。大家猜拳敬酒，好不热闹。席间，梅贻琦带着酒意说了个笑话，老舍一口气唱了三段京戏，唱的是龚（云甫）派老旦，逗得众人乐淘淘，沫若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十一月十六日这天，延安、桂林、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俱乐部集会，何凯丰、周扬、丁玲、艾思奇、萧三等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致电郭沫若表示祝贺。吕骥特将《凤凰涅槃》谱成大合唱，由鲁迅艺术学院学生集体演出。桂林文化界举行了纪念茶会和祝寿晚会，有李济深、田寿昌、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