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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戏院赶走，幸好夏云瑚能明辨是非，终以不演戏无法赚钱维生作为借口予以顶住。演员们天天聚在“国泰”对面一座破旧楼房的院落里，沫若也常来观看排练，不时给予指点。累了，他就请大家到前面的茶馆里坐一下，喝一杯热茶，再顺便说上一段戏。有一次在金山家里聚餐，沫若酒后一时兴起，忽然跳到主人的床上，又满怀激情地朗诵起《雷电颂》来。洁白的床单因此遭了殃，金山却说“值得，值得”，因为他又一次受到了启发。①
①据炼虹：《忆〈屈原〉，念郭老》，《西湖》1979年第6期。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新华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字体登出了大幅广告：
《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
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沫若先生空前杰作
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音乐与戏剧空前试验
四月三日，《屈原》如期在柴家巷国泰影剧院开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抱来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怒吼声。沫若几乎天天亲临剧场，不是蹲在破旧的后台跟大家谈心、讨论，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人一同欢笑和流泪，有时也到台下去看戏，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五日晚上，他在后台和张瑞芳谈到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他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正在旁边化妆的饰钓者的演员张逸生插口说道：“‘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沫若一听大受启发，觉得改得非常恰当，便尊称张逸生为“一字之师”。①
①《〈屈原〉附录·〈瓦石札记〉》
七日，沫若送票邀请黄炎培观看《屈原》。日前黄炎培已读过剧本，现在又看了演出，禁不住击节赞赏，率成七绝两首以赠作者：
不知皮里几阳秋，偶起湘累问国仇。
一例伤心千古事，荃茅那许别薰莸。
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
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
沫若接读后，感慨系之，即于十一日步原韵奉和两首，由衷地向老友吐露创作《屈原》的真实心境：
两千年矣洞庭秋，嫉恶由来贵若仇。
无那春风无识别，室盈薋薋器盈莸。
寂寞谁知弦外音？沧浪泽畔有行吟。
千秋清议难凭藉？瞑目悠悠天地心。
这时候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剧评，周恩来和大家商量，认为必须进一步扩大宣传，把文章做足。四月十二日《新民报》头版以《〈屈原〉弦外之音——黄炎培、郭沫若酬唱》为题，刊载了黄、郭二人上述唱和诗。第二天，《新华日报》便开辟专栏转载了这四首诗，同时还发表了董必武的和诗一首，栏目则冠以《〈屈原〉唱和》。从此，这类诗作不断见报，形成轰动一时的大联唱，持续了约半年之久。应和者有知名人士、文坛老将、社会贤达、机关干部、医生、教师和学生，如沈钧儒、柳亚子、陈铭枢、张西曼、沈尹默、田寿昌、潘梓年、华岗、龙潜等。“始识孤臣何所藉，卅年慰得寂寥心。”①这些唱和诗使沫若觉得和含笑在九泉之下的三闾大夫一样，自己三十年来研究屈原的一番苦心终于得到了安慰。
《屈原》在重庆首次公演十七天，场场客满，卖座近三十万。四月二十日演出最后一场，沫若特邀苏联大使潘友新前来观赏，恰好夏衍从香港回到重庆，便相率一同看戏。这天敌人有意破坏，中途断绝了剧场的用电，可是在观众们的支持和配合下，台上点起一盏油灯，演员们借着微弱的光亮继续往下演。说来也真巧，待到金山朗诵《雷电颂》的时候，剧场外面忽然也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沫若与观众们无比振奋，好象不是在看戏，而是身临其境，亲眼得见历史的再现。②潘友新在观看演出过程中握着沫若的手说：“可惜是在战时，否则我一定想法子把你们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沫若感激地回答道：“但愿你们早日打退法西斯强盗，让我们的戏能够有在友邦首都上演的幸福。”③
①见《汐集·赴壁山途中再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韵二首（二）》。
②参阅炼虹：《忆〈屈原〉，念郭老》。
③夏衍致田汉信，见1942年《戏剧春秋》第2卷第2期。
广大人民和国际友人愈是欢迎这出戏，国民党顽固派就愈加惊恐和愤恨。一方面，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和其他御用报刊上，大肆诬蔑、攻讦《屈原》“粗暴”，“对于史实是歪曲，对于艺术欠忠实”，说得一钱不值；另一方面，他们竭力吹捧“战国策派”文人陈铨为汉奸辩护的《野玫瑰》，强迫一些演员演出这个剧本，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颁令给奖。这些本是沫若预料之中的，《新民报晚刊》不是说“《屈原》冒险演出”吗？没有这点“险”，也就看不出作品的真实价值；不“冒”这点“险”，也就表现不出演员们的劳苦功高。为此，沫若用《屈原》上演税宴请剧组全体人员，当作一次庆功会。大家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操场上吃了一顿午饭，并一同摄影留念。①沫若还做了十六首诗，分别题赠演员们。其中《金山饰屈原》一首云：
橘颂清辞费剪裁，满腔热力叱风雷。
苍茫被发行吟处，浑似三闾转世来。
又，《张瑞芳饰婵娟》一首云：
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
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②
①据《访问张瑞芳同志谈话记录》，见黄中模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
②均见《汐集·赠〈屈原〉表演者十六首》。
《屈原》的成功是文艺界空前的收获，这对国民党御用文人可是个沉重的打击。前些日子曾有人造谣中伤，说郭沫若“已经衰老了，不能够再有任何创作”，早就“失去了创造社第一期的光辉”，如今他们看到这一新的巨著的问世，“瞠目”的同时虽不愿“结舌”，但是空前的演出盛况总是抹煞不了的。谁说“江郎才尽”？事实恰如田寿昌所说“江入夔门才若尽，又倾山海出东方”。文艺界的朋友们看了《屈原》的剧本和演出，纷纷上门祝贺，欣喜之余他们开了个玩笑，说要与沫若夫妇客串一场。于是七嘴八舌地拟了一个演员表，由沫若自演屈原，于立群饰婵娟，马彦祥饰宋玉，夏衍饰更夫，陈白尘等人跳九歌，老舍、曹禺等人也都登台。后来不知被哪位好事者拿去当作真的事情发表了，消息传到桂林，一时成为朋友们谈笑的中心，田寿昌有诗记其事，云：“传来妙语满榕都，如此军容盖世无。”①
①见1942年《戏剧春秋》第2卷第2期。
当时，陈立夫、潘公展、张道藩等人颇为《屈原》的事感到头痛，他们别有用心地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所谓“招待会”，不但邀请剧作者和演员出席，还安排了一帮御用文人参加。会上，潘公展气势汹汹地质问道：“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现在有人在造反，借演戏搞不正当活动！”他那长着白癣的脸都气红了。原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赶紧跟着他的主子狂吠起来，对《屈原》进行百般诋毁，要求立即禁演，同时肉麻地为《野玫瑰》捧场。潘公展当然表示同意。话音刚落，潇洒自如的沫若便率领演员们昂首阔步地退出会场，以不屑一驳的态度表示了严正的抗议。事后，沫若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那是辩证的规律。”①好事禁不绝，天下知音知多少？《屈原》无法在重庆继续演出，中华剧艺社就应北碚民众邀请，奔赴那里去献艺。沫若也欣然随同前往，他还将自家收藏的一只古铜色大磁瓶抱去当道具。临行前，周恩来在天官府七号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与在座的每个人碰了杯，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说完，他为沫若斟满酒，大家都围上来，抢着同沫若干杯。
①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它》，1982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3辑。
三十八
沫若的书桌上放着一只虎符，是他去年八、九月间从一位轿夫手里买来的，原物主不得而知，据说轿夫得自于轰炸后的废墟。这是一种伏虎形的青铜器，三寸多长，对剖为二，战国及秦汉时代就靠着它调兵遣将。那虎符古气森森，绿霉斑斑，而且很重实，用来镇纸是再好不过的，沫若十分喜欢它。尤其叫它兴奋的是，它还是历史剧《虎符》的催生符。早在二十年前，沫若就想把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戏剧化了，一直延宕到了一九四二年，由于戏剧运动的活跃，也由于桌上的虎符在不声不响地催促，他才决心提笔实现夙愿。
二月十日傍晚，《虎符》即将完稿。沫若于火盆之畔，用脚自敲节拍，为全剧哼成主题歌一首。这天夜里，他睡得十分香甜，第二天清晨三时左右醒来，又得“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两句，喜不自胜，觉得这更能体现剧本的主题。立即趁热打铁，将昨晚作的主题歌修改一过，定为：
信陵公子，如姬夫人，
耿烈呀太阳，皎洁呀太阴。
铁锤一击，匕首三寸，
舍生而取义，杀身以成仁。
生者不死，死者永生，
该做就快做，把人当成人。
千秋并耀，万古流芳，
大公呵无私，仁至呀义尽。
事情也太凑巧，正月二日沫若开始写《屈原》，于十一日完成；二月二日他又开始写《虎符》，又于十一日完成。而且同是五幕历史剧，时代也相差不远。他不否认，他写这个剧本也是有些暗射的用意的，因为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与魏安釐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多少有点相似。如姬临死前谴责魏安釐王的话，很容易引起读者、观众的联想和共鸣，她说：“哦，你，你暴戾者呀！你不肯把人当成人，你把一切的人都当成了你的马儿，你的工具。你把死的威胁来恐吓一切的人，你要使一切的人都变成没人性的你的奴隶牛马，你的摆设玩器，我现在要把人的尊严指示给你了。你所制造出来的死是不足以威胁人的呀！死倒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成为了我们的创造品的时候，你的威权也就一切都完结了。”这不也是指着蒋介石的鼻子在痛斥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剧本受到了严厉的审查。尽管中国万岁剧团早就决定上演该剧，由王瑞麟执导，江村饰信陵君，舒绣文饰如姬，孙坚白饰魏王；排练期间，沫若也曾应邀去剧团讲《虎符》的时代背景，并一一分析了剧中人物，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开台，然而有关当局就是迟迟不让公演。经过多次交涉，方才准予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抗建堂作短期演出，在这次演出之后便再也不能重演了。
而且正式演出《虎符》时，不得不用国民党当局审查过的本子。沫若打开一看，只见原稿中的“赵国人民”、“魏国人民”这类字句，其中“人民”都被审查老爷们用朱笔改成了“国民”。殊不知“国民”本是现代新名词，说不定是由日本人开始用起的，竟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信陵君和如姬的口里，实在叫人啼笑皆非。还有，更发噱的是“舞台左翼”、“舞台右翼”等字眼，居然都被改成了“左边”、“右边”。幸好“左”和“右”还保留着，否则简直不知如何指示演员们上、下场哩！①沫若不禁为党老爷们的神经脆弱失笑。
①《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
对于国民党所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沫若极为反感。当《虎符》公演的时候，他写了专文，寓意深远地指出：“要得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须得再向前进展，还须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①这要求把人当作人的呼声，当然也包括给作家以自由，而要获得这种自由，那是必须经过流血斗争的。早在《虎符》脱稿之后不久，沫若在中苏文化协会所作的题为《再谈中苏文化之交流》的演讲中，就曾大声疾呼仿效苏联的文艺政策和法制，“主持文艺政策的人要着眼远处，给文艺作家以更多的空气，更多的阳光，更多的养料，使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发展”。有关当局当然是充耳不闻！
①《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
自由不是祈求得来的，必须依靠韧性战斗。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沫若又从《史记·荆轲列传》中高渐离以筑击杀秦始皇的故事取材，着手创作五幕历史剧《高渐离》。为了考定筑这种乐器的形制，他几乎翻遍了自己用四个木箱垒起来的简易书柜。六月十四日午后，他抱着刚满半岁的儿子世英，一面吟哦，一面草成《白渠水歌》：“白渠水，何清粼，秋风吹槐槐叶落，又何人，扫为薪？……”一遍又一遍，也说不清是唱还是念，最后只听见他在呜咽……
《高渐离》的火药味比《虎符》还要浓烈，主人公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这当然是有所指的，作者毫不讳言，他写这个剧本同样也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即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秦始皇的处理有失公正，不过这并不违背他的历史剧主张，因为他“只想把自己所想写的东西写得出，写得活，写得能使读的人、看的人多少得到一些好处”①。在他看来，历史剧创作与历史研究是两码事：“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因而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史剧创作则要“失事求似”。②
①《沸羹集·献给现实的蟠桃》
②《〈沸羹集〉历史·史剧·现实》
从结局来说，由于上述原因，《高渐离》比《虎符》惨得多，送审时就未能获得通过，等于被禁演，以致没上演过一次。
自《棠棣之花》到《高渐离》，沫若已经写了四部历史剧。说来也真够有趣的，它们各自的情调和故事发生的季节，恰好排成了春夏秋冬：《棠棣之花》里桃吐丹霞，春光和煦；《屈原》里桔柚已残，时当初夏；《虎符》里桂花盛开，正逢中秋；《高渐离》里寒气逼人，冬云惨淡。沫若心中有数，这些原是不经意间偶然的巧合，然而都取材于战国时代，这却是有意识的抉择。后来他在一次专题报告中曾说：
至于自己为什么爱用战国的题材写剧本呢？根据自己研究历史的结果，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变最重要的关键，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时正是由奴隶生产社会转变到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当然，历史是决不会回头的。但，目前的社会转变和战国时代的社会转变，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也正是历史人物创造大悲剧的时代。从今推古，在战国时代的史实去找寻给予现代深刻教训的题材，这动机或许会推广到许多作家创作过程。在创作《高渐离》期间，友人卢子英与冯玉祥等人相约，曾邀沫若同游华蓥山。盛情难却，沫若只得暂时丢下文稿，如约前往北碚集合。在民昌轮上，卢子英发现有两个穿西装、佩手枪、戴墨镜的特务，便问沫若：“船上未必还有大人物吧？”沫若用手指着自己说：“鄙人！鄙人！”言下之意他们是来监视他的。由于卢子英邀约的游客中有不少“党国要人”，他们对沫若有所忌避，因而知道他也来了，便突然宣布原游览计划作罢。于是沫若由卢子英等人陪同，改往合州访钓鱼城。钓鱼城原为钓鱼山，在合州东北，倚天拔地，雄峙一方，三面临江，形势陡绝，宋末名将余玠为抵御元军筑城于此，故名。继守者王坚、张珏亦以此孤城独立抗元，屡次却敌，前后支持了三十余年，直至王立、熊耳夫人叛逆降元，城方陷落，南宋即亡。古战场的不灭光辉，民族英雄的爱国业绩，令沫若极尽倾佩之诚。“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②他很想根据这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