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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雄鸡集·三点建议》。
出于同样的思想动机，当沫若看到毛泽东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写的批语之后，又赶紧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表态说：“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坚决要求“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①
①《全国各地广大人民一致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文艺报》1955年第11期。
一九五七年的五六月间，天气乍阴乍晴。沫若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一次次发表谈话，阐明“双百方针”的伟大意义，他指出“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①。他以满腔的热忱准备认真听取群众对整党的意见，还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今后要经常跟大家采取谈心的方式，把彼此间的“墙”拆掉。但随即因为看到了毛主席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便在六月二十七日对《光明日报》的记者谈话中表明：首先是工农群众，其次是广大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回答言者无罪还是有罪的问题时，他说得十分干脆：
“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头生长的自由，我们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责任。②
①见《雄鸡集·关于发展学术与文艺的问题》。
②见《拨开云雾见青天》，1957年6月27日《光明日报》。
在出席了几次批判“右派分子”的座谈会后，沫若更在文章中公开提出：
据我的看法，文艺界的现况，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①
①《向中国人民解放看齐》，195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于是沫若充当起“反右”的积极分子，在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小会议上，坚决向“资产阶级右派”发起猛烈的“反击”。
这样，郭沫若已经不仅是受到各国人民欢迎的“和平鸽”，而且成了一只总是高昂着头的“雄鸡”，由于形成了的条件反射，只要一见到“太阳”，他马上就引吭高歌，一遍又一遍地为它唱赞歌。不过，在沫若的心底里，却始终有一个愿望要当一头骆驼，沉默而坚强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骆驼，你沙漠的船，
你，有生命的山！
在黑暗中，
你昂头天外，
导引着旅行者
走向黎明的地平线。
暴风雨来时，
旅行者
紧紧依靠着你，
渡过了艰难。
高贵的赠品呵，
生命和信念，
忘不了的温暖。①
①《骆驼集·骆驼》
五十一
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的辉煌成就，吸引着沫若的心。听到武汉长江大桥即将提前两年建成并通车的消息，他多么想能飞到已经离别了有三十余年之久的黄鹤楼去先睹为快。这个机会总算来临了，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他陪同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飞抵武汉，连宾馆都不先去一下，就吩咐汽车司机迳直开往长江大桥。
站在宏伟的大桥上，沫若感到自己好象张着翅膀飞了起来，龟山、蛇山、凤凰山、鹦鹉洲都匍匐在自己的脚下，有了长江大桥这条“大龙”的陪伴，“凤凰和鹦鹉不想高飞。亿万年被隔断着的龟和蛇，紧紧地团结了起来，伸长着铁臂。”①回想当年北伐途中攻下了武汉，沫若曾多么渴念能横江写他一个大标语：“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这个美梦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已基本实现。
①《长春集·武汉长江大桥》
一股强劲的冲动撞击着浪漫主义诗人的心头，年过花甲的沫若在上桥半跑半走，一口气到达北端的桥头堡。虽然这时外宾已经从下桥参观回来了，但沫若却仍然遏制不住自己，赶紧快步走到下面的铁路桥去。对，跑！跑！就沿着这铁轨跑，就象乘着时代的列车，噙住社会主义的轨道飞驰。他突然觉得六十五岁的自己，饱览了祖国巧夺天工的现代化建设后，就象一个强壮的青年那样，浑身蕴藏着无限的力量，不但能跑，而且简直能飞。他先沿着铁轨后又转入右手的人行道，一口气跑到了南端的桥头堡，领略了一番风光之后，犹感不足。①第二天晚上，他又从广州乘飞机赶回武汉，重新俯瞰了万家灯火的三镇和通体明亮的“火龙”，他深信倘若李白站在今天的桥头，必然会写出一首又一首崭新的诗篇。
①《永远的纪念》，1957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八年的来临，给沫若带来了新的振奋与新的忙碌。元旦在开罗的亚非团结大会闭幕式上，他跟代表们一起讨论并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这才有空游览响往已久的埃及金字塔。日程安排得极为紧张，却更显得点滴光阴的可贵。沫若自己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又跟吴晗这样著名的学者同行，骑在他最敬重的骆驼身上，冉冉地行进在一望无际的金色的大沙漠中，去拜见人类历史上的稀珍奇迹，真有说不出的情趣。一月的天气，在北京该到处结满晶莹的冰花，而开罗却象是初秋，在这一年四季都相当炎热的地带，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是怎么把这一块块巨大的花岗石堆砌成奇妙的金字塔的呢？他们运用什么样的起重机械？这么严格的一个个几何图形，又是怎样计算和构筑的呢？胜似神话的奇迹，居然不可思议地由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流传至今！在这巨大的狮身人面石像前，沫若越发感受到人类历史的长河气势雄伟，个人只是这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泡沫，真是：“劳工信神圣，奇迹叹无双。”①
①《长春集·游埃及杂吟十二首（八）》
一星期后，沫若又从这接近热带的埃及赶到了天寒地冻的莫斯科，他的随行工作人员都在感叹这酷热、寒冬的急剧变化，令人难以适应，沫若却根本顾不上这些，他急匆匆地又与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会齐，忙着跟苏联商谈加强两国在科技研究方面的合作。
沫若的生活节奏总是这么紧张，他常以约里奥—居里的献身精神作为自己的榜样。因为身体受放射性物质的影响，约里奥—居里不能坐飞机，只得坐火车或汽车长途跋涉出席国际会议，在各种世界和平会议上，沫若最喜欢与他在一起。没想到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四日这位最尊敬的国际友人竟与世长辞，沫若异常悲痛，写了《献身精神的榜样》悼念这位“世界进步科学家的一面旗帜”和“世界和平运动的一面旗帜”的伟大和平战士，用自己的笔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这位真诚的友人。
沫若在从事国际和平运动和国内文教、科技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乘空隙于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间率领北京第一批“走马观花”体验生活的文艺家，以文联参观团的名义去张家口地区深入生活。他们先后在怀来县花园乡、涿鹿县、张家口市等参观、访问、劳动了半个月，沫若“受到各地大跃进气势所启发，曾写诗若干首”①，以《遍地皆诗写不赢》为总题辑录在一起，以后又写了《跨上火箭篇》、《长春行》等。这些诗从手稿到交新华社发稿，常常要几次更改数字，因为他所报道的数字往往跟不上所看到、所听到的“跃进”数字的变化，于是诗中出现了：什么蕃薯“争取亩产一万斤”，什么“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什么“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究竟是写诗还是写童话？沫若自己也犯糊涂了，这大概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吧？
①《长春集·遍地皆诗写不赢》
在那所谓“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里，沫若仿佛觉得到处都是新鲜事物，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画，因而他在为新民歌集《大跃进之歌》所作的序中，赞叹道：“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象火山爆发一样，气势磅礴，空前未有。”他赞美工人农民的歌谣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结合”。其实一时他也辨别不了哪是人民的革命激情，哪是某些人的浮夸风，在他看来这里蕴藏着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近来沫若一直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即毛泽东于五月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他读了毛泽东发表的《蝶恋花》等十九首诗词，认为这些作品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而且，毛泽东也很欣赏新民歌中洋溢着的浪漫主义精神。本来沫若就觉得文艺活动的本质应该是浪漫主义的，现在他终于旗帜鲜明地宣称：
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①
①《雄鸡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正是从这种心情出发，他在接见《剧本》记者，谈戏剧创作问题时，才敢于毫无顾忌地总结自己如何运用革命浪漫主义来处理历史题材方面的经验。
至于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创作方法本身，沫若也化了不少功夫进行深入的探讨，先后撰写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等论文，阐明“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有时是很难分别的”，“古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是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从而进一步指出了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意义，说：
主席提出这个创作方法，纠正了过去对浪漫主义偏颇的看法。我们是既承认革命的现实主义，又承认革命的浪漫主义，同时希望两者能够更好的结合。这样，就使得艺术大解放，作家的思想大解放，破除很多清规戒律，避免可能发生的流弊和偏向。这样，就大大的有利作家的创作活动。①
①《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人民文学》1959年第1期。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促使他重新总结了大半辈子以来作文和做人的经验。恰好这年的十一月，沫若接待北京师范学院六位同学的来访，回答他们所提出的有关现代文学史和他本人文学活动的几个问题，他尽可能系统地发表了对自己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等问题的看法。可是在谈到创造社后期时，却说：“不久，我出国了，他们结果把鲁迅、蒋光慈也当成批评的对象”，到此戛然而止了。人们不禁要问：作为当事人之一，他本人当时虽在日本，但也曾化名杜荃发表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类谩骂鲁迅的文章，他为什么绝口不提呢？而且后来冯乃超为这篇文章还几次询问他，他的回答都是“我记不清了”，这又当作何解释？
令沫若感到特别兴奋的是，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他与李四光、钱学森等人加入共产党的消息，他心中自然明白，这是组织上对社会宣告他重新入党，其实这是结束他的非党人士的身份，自此成为公开的党员了。多少年来的心愿终于实现，他早就盼望自己能以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出现在青年们面前，因为他唯恐自己“无党无派人士”的身份会影响下一代考虑自己的前途。此时此刻不知明远在想些什么，其他青年朋友们看了这条消息又是怎么想的？想到这里，沫若情不自禁地拿起毛笔来给明远写信。由于心情格外舒畅，字也写得特别漂亮潇洒，火热的感情充溢字里行间。信中说他觉得自己象一个新生的婴儿，充满了创造的激情，要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长征不会有歇脚的一天！①
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放下笔，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为《百花齐放》写的后记：
我倒有点喜欢一○一这个数字，因为它似乎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里有“既济、未济”的味道，完了又没有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就意味着不断革命。
这段话真是最确切不过地描绘出自己此时的心情。是的，他加入共产党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而现在才公开党员身份，就象这“一○一”，又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意味着在革命征途中需要不断革命。
“郭沫若入党”的消息公布以后，不知有多少朋友登门祝贺，尤其是傅抱石，他比谁都激动，话就如同没法拦阻的江河，滔滔不绝。几天后，《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来向沫若采访，请他谈谈“入党”的感想，他借此道出了自己长期以来没法说清的问题：
我经常感到遗憾，觉得有无党无派的郭沫若存在，似乎误了一部分青少年，现在党批准了我入党，我为自己庆幸，也为一部分青少年同志解除了误会而庆幸。
同时急切地发表了自己的誓言：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我要和千百万党员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要为党的最高理想——建设共产主义贡献出毕生的力量。①
①《学习毛主席》，1959年1月3日《人民日报》。
这位五四时期的叛逆诗人，北伐途中的戎马书生，抗战期间的文化班头，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斗士，如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中，又成为青年们又红又专的一面光辉旗帜！
郭沫若传第十八章 走遍天涯 再放奇葩
第十八章 走遍天涯 再放奇葩
五十二
一月的北国地域遍布冰菱花，长江流域却处处盛开梅花，而珠江流域已见桃花绽开。一九五九年一月，沫若陪伴国宾到广州参观，作了较长时间的逗留。他谒拜了黄花岗的烈士陵园，当年撒遍烈士鲜血的土壤上，如今“英雄树下花争放”；他亲临新会县南海滨的厓门，寻访南宋爱国志士陆秀夫负幼帝蹈海的遗址；他又徘徊在那“金桔满街春满市，牡丹含艳桂含香”①的花市上，流连忘返。也许就是花市的薰风，吹醒了那沉睡多年的种子，经过两个月的酝酿、构思，沫若终于在二月三日开始提笔创作五幕历史剧《蔡文姬》。
①《长春集·在广州游花市》
早在一九二三年，创作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之后，沫若原便打算接下去写蔡文姬，把她也当作“三不从”（“在家不必从父，出嫁不必从夫，夫死不必从子”）的标本之一，跟《卓文君》、《王昭君》合成三部曲。后来虽然终究没有写成，却在计划之外，无心地写成《聂嫈》。①然而蔡文姬这位历经坎坷的女诗人形象，几十年来一直占据着沫若心灵的一角，他热烈盼望有一天能使她矗立在舞台上，以她那哀愤悲壮的《胡笳十八拍》打动观众的心。就在一个多月前沫若写《蔡琰〈胡笳十八拍〉》一文时，便强调“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作此”，以后又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中，提出与胡适、郑振铎、刘大杰等人认为《胡笳十八拍》非蔡琰所作的相反意见，坚信此诗乃女诗人自己所作。
①参阅《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
沫若在开始具体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