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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沫若很少发表关于文学艺术的谈话和文章，然而关于评介毛泽东诗词的文字，他却写了不少，从一九六二年五月开始发表《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九六四年以后，差不多每有毛泽东诗词发表，他都要写诠释和赞美的文章，一篇接一篇，似乎在这方面他有说不完的话，甚至他还撰写了《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二十六副》。鉴于毛泽东于一九六三年底和一九六四年六月关于文学艺术问题先后作了两次批示，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并批评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主席的话总该是对的吧，但作为全国文联主席的沫若，他对毛主席所说的并不怎么理解，觉得很难讲什么话。可是“党喇叭”突然闷声不响，恐怕也会引起别人注意，因此借助毛泽东诗词做做文章，既尽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责任，又比写其他任何文章都稳当，何乐而不为呢？
郭沫若传第十九章 十年磨难志弥坚
第十九章 十年磨难志弥坚
五十五
一九六五年，北京的冬天来得格外的早。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久经历次政治运动淘荡而变得十分敏感的人们，立刻感到一股凛冽的寒风自上海刮来。二十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又引起纷纷议论。批判锋芒所问，由吴晗的《海瑞罢官》到田汉的《谢瑶环》，到剧本《赛金花》，到电影《兵临城下》，……数个月之内一个接一个被拉出来示众，善良的人们都象惊弓之鸟，专家、学者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沫若看到乌云正在头上聚拢，一场暴雨就要兜头倾下，那些才长出来的青枝绿叶，将被冲得叶败枝残。但自己无力抵御，只得挺直腰杆，迎上前去。他清楚，在一般知识分子的眼中，自己可以说是一个“榜样”，必须努力“跟上”时代的潮流，以冲刷自己身上残存的、从旧社会带来的泥污。他愿做一个自觉改造、严于责己的作家和学者的典型，在炼狱之火中，不断锻炼出一个纯净的新“我”来，因此他在多种场合公开表示应该把自己的著作都烧掉。他当然明白，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想躲也躲不过，痛苦与迷惘救不了自己，与其被动地做批判的靶子，还不如早些自我表态来得干脆。
然而在自己熟悉的朋友和学生面前，沫若觉得不用过分掩饰。一次他与叶以群、陈明远相晤，谈到明远已把沫若的许多旧体诗改写成新诗，编成了一本《新潮》，问该如何处理，沫若带着痛苦的声调说：“你还是专心去搞科研吧，何必白费精力去搞什么文艺？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我同时希望你能把我忘掉，至少感情淡薄些。”①他多么希望利用有限的时光，教年青人一些“防身之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一九六六年一月，当批判《海瑞罢官》进入高潮的时候，沫若经过再三考虑，给中国科学院党委负责人张劲夫递呈了一封信，说：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①
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信中充分表达了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确实，在老朋友吴晗、田汉、翦伯赞一个接一个成为批判的靶子时，他怎能不感到兔死狗烹的悲哀？
二月，林彪勾结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于四月中旬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公布了它的主要内容，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四月十四日沫若出席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并检查自己作为全国文联主席，对“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这番讲话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沫若一时顾下上这许多了，他感到弓拉得太紧了，实在需要稍稍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建国十多年来，他多次想回家乡去一下，却总因种种公务纠缠，脱不开身。这次他下了决心，先到成都，然后转回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家乡。谁能料到沫若在成都附近才考察了近两周，尚未来得及回到沙湾与姊弟们一晤，即于五月一日晚被北京来电召回了。显然，这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哪儿还容得他回老家探亲？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年八月，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沫若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他想尽力“紧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因而只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六七月间，沫若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被选为会议主席。七月四日他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讲话，强调文艺应该是“战斗的文艺，反帝的文艺，人民大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文艺”。在讲话的第四、五部分，他还向各国作家代表们介绍了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说这是一场“保证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斗争的矛头并非针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而是针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时，北京大学专门开辟出的屋子里，已经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只是因为毛泽东亲自下令要加以保护，他才未直接挨到批斗。①本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不是随便可以加诸于人的，彭真、陆定一、吴晗、田汉、翦伯赞等老战友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沫若并非不清楚，可是既然党中央都批转了文件，要文化部等彻底干净地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沫若难道能公开唱对台戏吗？官样的文章必须照样做，不然特令的“保护”也会取消。沫若心里充满着矛盾。他生平最厌恶、憎恨虚伪造作，不过他承认“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他想“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②
①胡絜青：《悼亡友于立群》》，《收获》1979年第5期。
②见陈明远：《怀念郭老师》。
八月，沫若两次到上海参加外事活动，这位“接客先生”是身不由主，不得不强颜欢笑，激昂慷慨地发言：要投身到当前的斗争中去，要加紧改造自己，内心深处却对这场突起的风云变幻，十分的捉摸不透。月初，正是他在上海时，数月前刚见过面、谈过心的叶以群，因忍受不住残暴的迫害而跳楼自杀了。接着二十四日，在整个抗战期间，与他亲密合作的战友老舍也受不了侮辱与鞭笞，投河身亡了。夜晚，沫若独自坐在藤椅上，虽是八月“秋老虎”的天气，他却觉得阵阵寒气逼人，与立群默坐相对无言。他知道她在为老舍心痛得刀绞似的，为絜青牵肠又挂肚，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呜呼！当沫若获悉傅抱石家被抄，画被洗劫一空时，这是他自一九六五年九月惊闻抱石突然病逝的消息后，又一次为中国美术界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而悲痛不已。他只对秘书说了这样两句话：“无论如何也要帮助解决抱石家的困难，拿不出钱，就把我的书籍字画卖掉。”①
①罗时慧：《怀念》，《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一九六六年余下的时日，沫若是在参加毛主席检阅“文化大革命”大军的活动，与接待外宾中度过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掀起所谓“一月风暴”，公开揭开了“夺权”的帷幕。四月，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见报了，这哪儿是在批什么反动影片，完全是为了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五月，《五·一六通知》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人民日报》还刊载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的大局似乎已定。
沫若的“大局”也已定，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其中竟然删去了“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这句话，这对沫若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觉得凶猛的黑潮恶浪正在向自己席卷而来，他感到迫切需要进一步表白自己紧跟毛主席的决心。于是在六月五日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他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致闭幕词，不仅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而且说：“请允许我把我的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他在诗中称“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①
①见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这一年，沫若接受的又一大任务，就是给各个大学的某某战斗组复信，回答他们就《毛主席诗词》注释所提出的问题，有时还需要校阅他们的注释稿。这项任务一直延续到一九六八年，对待“红卫兵”小将可不能怠慢，他一直是谨慎行事，有求必应的。
然而险恶的浪潮还是没有放过沫若，它吞噬他心爱的儿子，也齿啮了做为父母的一颗伤透了的心。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沫若一辈子也不会忘却的一天！这天一清早，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一帮别有用心的家伙，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把在该校读书的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三个孩子郭世英绑架了去，并关押起来。世英最喜欢文学，在他身上较多地继承了父亲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气质，喜爱写诗、写剧，也特别爱思考，常把自己所探讨的问题提出来向父亲求教。他有缺点错误，却真诚地知错必改。因此沫若也就特别疼爱这个性格直爽又很有思考能力的儿子，外出，也尽可能常把世英带在身边。沫若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犯了什么罪，自然他也明白，当今的世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望着近乎癫狂了的立群，沫若不知该怎样安慰她才好。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郭民英。他是世英的弟弟，一个有相当音乐天资的孩子，靠自学小提琴曾被录取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由于觉得自己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起步晚了，心情时常比较懊丧。不料，《内参》上刊载了音乐学院一个学生给毛主席的信，其中提到郭民英把家里的录音机搬到学校里去搞“特殊化”，民英觉得精神压力更重了，便决心放弃音乐专业，到解放军这所大熔炉里去接受锻炼。他在部队中表现积极，很快成了中共预备党员，然而，忧郁型神经分裂症的病魔日益猖獗地缠住了他，以致在一九六七年四月的一个早晨，他悄悄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沫若与立群只得将自己无以名状的悲哀，寄托在一块印着翠竹的方巾上，写上爱子的名字和生卒年，让葱绿的竹叶陪伴着民英的骨灰；同时他们受伤的心灵还得承受着“没有教育好子女”的压力，沉重地颤抖着。①如今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本来就患有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症的立群，再也经不住更多的刺激了。她只是重重复复地喊道：“让他们来批判我们吧，孩子们是无罪的啊！”②她知道沫若晚上还要参加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外事活动，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沫若，要跟周总理提一提世英被绑架的事，无论如何得请求他营救无辜的孩子。
①1986年5月13日郭平英复笔者信。
②胡絜青：《悼亡友于立群》
晚上，沫若就坐在周恩来身旁，总理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望着总理显得消瘦的面庞出神。恩来，这两年多以来把你累得够呛，寿斑骤然增添了这许多，你这脑袋里，一天要装下多少事，有多少头绪要你理？我怎么能忍心给你增加麻烦哩！世英啊，世英，别用这副冷峻的眼神盯着我，你最了解爸爸，会知道我为什么不愿向总理开口。你并不盼望会发生什么奇迹，但为什么要这样望着我？你以为儿子在吃皮鞭、棍棒，做父亲的真能无动于衷吗？外宾的谈话声、笑声虽然不断，沫若却感到要把握住对方话语的内涵真是太吃力了，比攀上一座高峰还要累。他实在很难使自己的思想集中，总理、立群、世英的面影不时交叉又重迭在一起。他那本来就重听的耳朵，很难区别开他们三人的声音，恩来宏亮的嗓音、幽默的语调不时被立群伤心的喊叫所打断：“让他们来批判我们吧，孩子是无罪的啊！”一会儿又被世英嘶哑的抗议所掩盖：“我没有罪！为什么不容许我讲真话？”带钩的皮鞭，苍白的脸庞，鲜红的血迹，母亲失神的眼，恩来脸上密集的寿斑，……一切在旋转，一切在倾斜，沫若竭力支撑着身体的重心，才不致使自己滑跌下去；他也竭力紧闭自己的嘴，才免使“世英”的名字从自己心中飞蹦出来。外事活动结束，沫若在回家的路上怅然有所失，他清楚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还是有所得，因为他今晚在天平上秤出了一个父亲与一个共产党员的比重。
回到家中，虽然已是深夜，一家大小都还没睡，他们在等待沫若跟周总理汇报后的消息。当立群得知沫若根本没向总理提过一句关于世英的事时，她的悲愤忍不住化成埋怨与责怪，冲着他而来了。望着情绪激动的妻子，沫若沉默着。对一个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孩子免受灾难的母亲，她的悲恸与绝望，他深深了解，一时既没有言语能安慰她，也没有什么话为自己辩解，只是沉默着，过了好半晌，才吃力地迸出了一句话：“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便再也说不下去了，只得站起身颤巍巍地走了出去，他不愿在妻子、孩子面前流露自己遏制不住的感情，是啊！再不能增加他们心理上的负担了……
第二天，沫若想方设法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在那种什么都浑沌一团的日子里，连自己还是“保护”对象，他又有什么权力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又有什么能力解开那千头万绪的权力网中的疙瘩？
第四天早晨打听到世英关押的场所，由秘书王廷芳与平英等人匆匆赶到农大，然而世英已经被迫害含冤离开了人世，一个生龙活虎、雄辩滔滔、很有见地的青年，如今就这般永远闭上了嘴！他至死也没松绑，粗粗的麻绳竟嵌进了肉里。歹徒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证，当夜就草草将他的遗体火化了。当沫若听到这个噩耗时，神经中枢似乎都麻木了，一切就象在噩梦中似的。他神思恍惚似乎来到了关押世英的场所，那阴森森的气氛，就象《屈原》剧中关押三闾大夫的东皇太乙庙。年纪轻轻的儿子跟婵娟一样，如同暗夜里的闪电那样，明亮而急促地逝去了。但屈原还可以对着黑夜咆哮，吟诵他的《雷电颂》，而现在身为社会主义国家堂堂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沫若，面对某些人为他儿子所网织的“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他却只能沉默无言，不能抗议，不能申诉，这是多大的不公平啊！
妻子立群则因过度悲愤，时而失声痛哭，泣不成声；时而痛骂那些目无法纪、嗜杀成性的歹徒；时而又呆若木鸡，只有间或一轮的眼珠才能证明她的生存，周恩来知道了这消息，赶来劝慰沫若夫妇。面对这真相不明的不正常死亡，特别是自己熟悉的年轻人的死亡，他也是十分痛心的，然而这样的事不�